1956年我们家的房子一半被政府改造了，就是面向谷街顶顶宽敞明亮的那部分，做了劳动服务社的理发厅。我们全家就缩在了谷街后仄窄的陋巷里。这时我们全家有四个人，奶奶，母亲，哥哥和我。对于这个事实，我的奶奶更其恶毒了。那时她已经应验了被她欺侮过无数人的共同毒咒：“拖尸罗”。就是说，别人希望她瘫痪。她果真在我出生前一年就瘫痪了，可是她还能爬到门口，向行走在谷街后的人施展她的阴谋诡计，比如说，她会把挑炭挑番薯进城的乡下人招进家来，然后进行极其顽强的讨价还价，最后让乡下人把炭或番薯倒下，马上她又惊叫起来，说别人做“盘面菜”下头和上头不一样，要人家收拾了快走。我亲眼看过最少有三个乡下女人气得眼泪都下来了。可是她们对这个满头银发散发着万金油味的老太婆无可奈何。我奶奶的恶毒是从她的骨头里长出来的，她并不是挑软柿子捏，邻居挑水在我们家门口歇气，她就会抓空儿往人家的水桶里吐口水甚至倒尿。事情常常会被人告发，受污辱的人举着扁担要打她，我的奶奶这时总是十分的恬静，她说，你打罗，我怕的是你不敢打！当别人悻悻退走时，一种得意之色会从我奶奶苍白的脸上升腾起来，她高屋建瓴地说，你胆大！我从小就懂得，一个堕落的人可资利用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比如衰老比如残疾。
我的妈妈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她说奶奶的恶毒本身就是一种报应，就像爷爷的暴病与我父亲的死于非命连同奶奶本身的拖尸罗一样是一种报应。我下乡时妈妈的感情极其复杂，可是还是庆幸的成分居多。她对我说，你就别留恋这个家了，住这个屋子里的人不会有好的。接着她告诉了我这栋从谷街到谷街后的屋子的来历。事实上，关于这栋房子的情况，我早听人说过，是听一个疯子说的。那是谷街后我们家门口斜对面的一家人。他们家每代都出一个疯子，一般都是一个刚去世，另一个就顶上了，所以他们家锁人的铁链子没空过。那天的疯子安静慈善，我们就进那棚子里听他讲故事。他就说了那个满清官军在外线灭杀海北贼的故事，他说了一半突然离了题，对我说，你家的屋子是抢来的，同去的孩子都笑起来。我没有笑，我盯着他。他说，那天外线沙滩上一片狼藉，好些人都到那里去捡东西，有人捡到拧断了头的公鸡，有人发现了铜戒指，还有人把一块新布揣进了怀里。我的爷爷捡到了一张纸，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家的屋契，它原本属于一个寡妇。在疯子叙述这个故事时，我一直没有笑，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认定这事是真的，真得我都不想去问妈妈落实。从拥有了一张屋契到把寡妇从屋里赶走，这中间当然还有许多路子要走，我没见过我的爷爷，但我相信了他的手段恶毒无比。我想象那个寡妇被迫离家的日子是一个下雨的冬季，她带着自己的子女，像几片飘零的苦楝叶子，漫无目的地在泥泞的街道上颤抖。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像堵上了一块石头憋得慌。有时我想我的心要是石头做的就好了，我会好受些。可是我像我妈妈。我妈妈似乎知道爷爷夺取房子的细节，她大概认为我长大了应该知道一切，可是我不要听，我不听这些恶毒的东西，我的眼里甚至升起了一种对妈妈怨恨的亮光。我知道妈妈为我的发狠打了个寒颤。我也知道，这个寒颤会使妈妈舒服，她希望我们兄弟像她而万万不可像爷爷这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