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特立一章《货殖列传》，描写“工商业资本家”的积富过程，用意值得探讨。通过全篇，可以了解两点：第一，当时工商业的显著成长应重视。第二，武帝因军事目的不时压迫新兴的经济界，对于这种不当的压迫，司马迁有意加以批判。
当时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作战，耗费了庞大的军费，以致本来很富裕的国家财政也日渐窘困。因此，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商人为经济官员，将盐、铁、酒等重要产业收归政府经营，以获得的利润作为军事费用。于是，以前慢慢建立起来的“工商业资本家”的基础渐渐瓦解。国营事业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盐跟铁器质地越来越差。盐味苦涩；铁器只制造合乎规格的大型铁器，完全忽略地方上所需要的农器，而且价格高昂，供应组织也不健全，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因此，经济秩序大为混乱。
司马迁眼见这种可忧的情形正在专制政治的压力下展开，非常气愤，认为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干涉有害无益。经济本身自有它的道理，这道理是跟政治不同的。司马迁为了叙述这信念，才执笔写《货殖列传》。因而他在《货殖列传》中的见解，可说是“商业资本家”的经济观，但是，他不是偏颇的商业至上主义者。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他都平等地观察人的一切活动。他文中所叙述的“工商业资本家”，在汉武帝的有计划的压制下已经逐渐没落，有的转而投资到土地上，成为地主阶级。司马迁的“商业资本家思想”也在政府的重农主义政策下被压制下去。
后汉初，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正是重农思想非常浓厚的时期，因此《汉书·货殖传》几乎全是转述自《史记》的。班固谈到这些货殖家的时候，大都出于责备，如云他们“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这跟《史记》所谓“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