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傍了富姐好做官
骆秉章发迹之前，壮年独身，择偶标准非常现实。姓金的财主家有个妹子，相貌等级属于暴丑，颧骨高耸，宽额麻脸。尽管家财万贯，还是难觅夫君，落得个大龄未婚。时有媒人撮合，骆秉章中意丰厚的陪嫁，当机立断，前往金家提亲。金老爷见骆公子一脸儒相，当下允诺。骆秉章抱回一块金砖，衣食无忧，伏案读书，专心科举。四十岁考成进士，踏上仕途。
如履薄冰的广东老人
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乱成一团，北边的邻省湖南也进入了军事戒备的状态。湖南巡抚骆秉章，被推到了筹兵筹饷、调兵遣将的风口浪尖上。这位刚刚到任不久的省内最高军政长官，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骆秉章为官十八载，修过历史，任过考官，当过监察御史，办过经济案件，阅历也算得上丰富了。但唯独在军事方面，他还是个门外汉。如今他身任封疆，军政责任重大，想起来就有些头大。
骆秉章在上任的路上时，就听说广西出了大乱子。湘南乃盗抢渊薮，会不会有人跟着闹事？还未到任，他便有些紧张。最讨厌的是浑身酸胀，弄得脑子不大好使。从上一年年底开始，他就在路途上奔波。那时道光爷把他从湖北调往云南，他在今年二月二日刚到昆明，九天后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欣赏他的老主子已经殡天。他忙着写折子吊唁道光爷，刚刚喘过气来，就接到吏部公文：新皇帝三月有旨，将他补授湖南巡抚。
咸丰真是看得起他这个老臣，刚一登基，就给了他更大的舞台。四月二十日，骆秉章把还没有捂热的云南布政使官印又交了出去，八天后启程赶赴新的任所。
骆秉章好一个来去匆匆，长途跋涉。连续两次调动，千里赴任，山路颠簸，他这把熬了五十七年的老骨头，真是经受了一次考验。骆秉章记得，由于交接匆匆，连车马费、租船费，都是他自己掏腰包。手头本来不宽裕，这一下又折进去不少。不过他也想得开。既然矢志做个清官，怎会计较自掏腰包支付公款？毕竟升官是好事，吃点小亏不算什么。
六月十二日，骆秉章走进湖南巡抚衙署。在这里等待他的，是一群盼眼欲穿的下属，忙不迭地禀报：广西的战事一天比一天吃紧，有许多紧急公务，等着新任巡抚打理。
湖南一干官员初见骆巡抚，觉得这位上司从外表上看，并非精干之才。如果他不穿官服，活脱一个百无一用的乡下酸老秀才。其实这个貌似笨拙的老头，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国家大事能够洞察，手下的贤愚也难逃法眼。
骆秉章是一名责任感超强的官员。新官接印，别人多半是喜滋滋的，他心里却总有沉甸甸的感觉。这一次接到的官印，分量更是非同寻常。谁都知道，皇上交下的差事，最难办的当数军务。前任巡抚冯德馨下台，就是因为新宁出了逆贼李沅发。上年官军收复新宁之后，冯德馨奏报李逆死于乱军之中，谁料到今年春天李沅发又复活了。皇上治了老冯的谎报军情之罪，老冯被逮问遣戍。这是前车之鉴。
骆秉章在路途上多少为履新做过一些功课，深知湖南是个非同小可的省份。自从英夷向大清开炮之后，湖南深受官军战败的影响。白银外流有增无减，银少钱多，银贵钱贱。赋税增加，百姓苦不堪言。同朝为官的湖南人魏源有两句诗，是对他家乡的真实写照。一句是“下赋田征上赋钱”，说的是赋税苛重；另一句是“尾闾愁说海堪填”，说的是怨声载道。天灾人祸，太多的人无法安居乐业，各地的会党活动频繁。湖南成为一个治安极为不稳定的省份。
近年，湖南几乎年年都有武装暴动，声势极大，足以震撼朝野。道光二十一年（1841），湖北崇阳人钟人杰揭竿造反，波及湖南东部。道光二十三年（1843），宝庆府武冈县的曾如炷、曾以得两人领头造反。一年后，耒阳县发生反抗钱漕积弊的群体事件，随后演变为武装暴动。道光二十六年（1846），宁远会党聚众攻打县城，东安和祁阳等地则有王宗献与魏洪培等人通过传播宗教煽动造反，抗拒政府征收钱粮。道光二十七年（1847），乾州厅的苗民武装造反，凤凰、永绥等地苗民纷纷响应，影响到整个湘西，持续到下一年。
近两年，新宁连续发生两次规模浩大的武装造反，雷再浩闹了一阵，被江忠源镇压了，时隔一年，李沅发接着再闹。这两个人都把战火烧到了广西。官方和民间纷纷传言，分析广西反贼群起的原因，其实是受了湖南的影响。骆巡抚毫不怀疑，湖南的会党造反和广西的伏莽蜂起，确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骆秉章一生中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代人受过，这是官宦生涯给他最深刻的教训。他上任之后，总在琢磨一桩心事。当今皇上是否听到了楚粤逆贼互通的传言？如果广西的局面总不能收拾，皇上会不会迁怒于湖南的臣子？这个传言对他具有潜在的杀伤力。尽管他来到湖南为时不久，但他毕竟已经成为此地的最高长官。这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不利于朝廷的事情，都跟他脱不了干系。
骆秉章隐隐有些不祥之感。广西战事一开，咸丰就把眼睛盯住了湖南，接二连三给他发来上谕。他感到北京皇座上那两道锐利的目光，屡屡刺向他的脊梁。因此，这位妻妾成群的老臣，虽然健康并没有被女色所侵蚀，但他每次接奉上谕，都会因紧张过度而感到虚弱。
为了争取主动，骆秉章必须未雨绸缪。上任之后，他用一个月时间摸了摸情况，七月十五日就提出了应对两广盗匪的措施。
湖南确实受到两广动乱的威胁。广东英德县有一股以李泳酬为首的匪徒，于五月二日抵达浛洸，杀死了官军守备，被官军追赶，很可能取道连山和连州，杀进湖南。六月三日，李匪窜到广西鹅公岭抢劫，又折回桂岭圩一带。他们现在驻扎在里松的圩市，离湖南江华县濠界卡所只有五十多里，难保不窜入湖南。
骆秉章立刻派出飞马，通知代理永州总兵谷韫璨，令衡永郴桂道张其仁率领部队，驻扎濠界卡所。他还命令，与两广交界的各个要隘，一律要严密戒备。他想起了新宁乡勇所起的作用，号召湘南士民举行团练，以乡勇协同防卫，凡有贼匪入境，立即兜拿。
骆秉章的举措令咸丰颇为满意，希望湖南官府多与民兵沟通，严防死守。他还特意指出：湖南刚刚剿平匪徒，交战之地已是千疮百孔，千万不能再让外省匪徒过来蹂躏。
在广西修仁和荔浦两县被造反军进占之后，尽管战火距湖南地面不算很近，咸丰又向骆秉章敲响警钟：小心你的责任田！咸丰把向荣调往广西，担心湖南的军事指挥受到影响，叮嘱骆秉章帮助代理提督文安加强湖南的战备，必要时还可以越境剿匪。
骆秉章不敢怠慢。他认为，湖南与广西交界之处，永州府属的永明等县，靖州所属的通道等县，是防御的重点，必须调兵前往，择要防堵。他令新任提督余万清与永州知府，带兵在永明一带部署防务，又令辰永道和靖州协文武官员负责通道的防务。他又多次命令宝庆知府，加强邻近广西的新宁等县防务。与广东交界的郴州宜章一带，也派永州镇和衡永道分别驻扎，负责防堵。
骆秉章尽管预先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他还是心中无底。措施固然得力，谁知道执行者会不会尽力？官场上败类充斥，榨取民脂民膏，祸国殃民，却无人忠心为朝廷办事。国家的内忧外患，无不是官场腐败所致。自从他成年之后，他就知道，满人当道的清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康乾盛世过后，嘉庆、道光年间衰气显现，败相渐露。
和平日子过久了，国人二百年“目不睹兵革”，官场上文恬武嬉，纲弛纽解。皇族奢逸，八旗子弟全失锐气。官员搜刮自肥，剥削加深，弱势群体不断扩大。对于苛政，反抗四起，社会动荡，生产停滞，百姓负担加重，生活日益贫困。道光年间，严重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官场的腐败，骆秉章有切肤之痛。他不想同流合污，也没打算去做反腐英雄，但求保持自身的清白，仍然做得十分吃力。他骆秉章经过几十载寒窗苦读，好不容易步入官场，立志做一个清官。但他置身于贪官群体之中，自身洁白，却不得不背负漆黑者的罪过。命运就是如此不公，他的洁身自好得到道光爷的嘉赏和公众的赞美，但他还是不得不替别人背黑锅。
那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
骆秉章替别人背黑锅，起源于十年以前的一件差事。
道光二十年（1840）十月，监察御史骆秉章领了个重要的差事，道光爷令他去稽查户部的银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道光爷是一个守财奴一般的皇帝，他把去财政部清产核资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骆御史，自然对他是格外信任。骆秉章受宠若惊，非常积极地投入工作，领旨后十天就到了银库，找四名库官谈话。那四个人的姓名，他还记得清清楚楚：荣鹿、嵘禄、公占和苏隆额，清一色的满人官员。
第一次接触，骆秉章对他们印象不好，觉得这几人都是庸碌之辈，责任感非常淡薄。于是他有了几分戒心。
骆秉章接连去了几趟银库。有一次，库官们把他请到库内汇报工作。
“骆大人既是奉旨来到银库办差，有些事情，我等不能不做个交代。银库有一项业务，就是接收捐款的入库。捐款人每交一百两银子，我们要加收四两，嘿嘿，那就是我等的辛苦费啦。”
“辛苦费？”骆秉章眉头略皱，心里打了个问号，但没有说出口来，姑且听他们把话说完。
库官们接着说：“可是好景不常，有一次成亲王稽查银库，请求皇上将多收的四两划归公款。我等也不能白干活呀，于是每收一百两捐款，给交款人加码四两。所以嘛，捐款入库，每百两加收四两，那是为公家收的正款，我等再加四两，其中二两归银库办事员，二两归银库主管。奉旨查库的御史，也能利益均沾。此事已成惯例，捐款人愿意多出这些银子呀。我等一年到头在这里辛苦，总算有了一点酬劳。”
骆秉章想：哦？还有这等事情？除了朝廷俸禄以外，还要多收交款人的银子，私自分掉，明明是灰色收入嘛，怎么到了你们嘴里，就说成了合法收入？
不过，骆秉章是心里明白嘴上不说的老好人。他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问道：“你们各人每年能得多少？”
库官回答：“大约二万多两。”
骆秉章吓了一跳：这么多？相当于我多少年的俸禄啊！一贯提倡廉洁节俭的道光爷，难道会容许你们这么做？
心里如此想，还是不动声色，又问：“这笔收入，是否已经奏明皇上？若已奏明，本御史我就收下，未经奏明，本御史分厘都不敢收。”
库官们被他将了一军，顿时语塞。但他们财迷心窍，还不死心：“阁下不收，我们兄弟五人还是要收啊。”
骆秉章想，事到如今，只好直言了。他说：“各位，这件事如果损害了公家，诸公要容本官考虑一番。如果对公家无碍，本官就不管了。骆某平生从来不受别人挟制，如果骆某我也收了这份钱，就没法秉公办事了。”
过了几天，库官又请骆秉章谈话。
“骆大人，这四两银子，阁下既不肯收，那就还有一个办法。阁下把银号的人带来上缴捐款，每年大约能收入一万多两。”
骆秉章回答：“公事公办，银号自己可以来交纳捐款，何必我带？库内有六名同事，都带着银号来缴款，那也不成体统啊。公开的不要，却在暗中收取，这件事恕本官干不来。”
库官又无话可说了。
但是事关白花花的银子，那些人不会轻易放弃。没过几天，一个姓李的同乡来到骆秉章的寓所，刚刚落座，就直奔主题：“老兄肯不肯收到任礼？如果肯收，各银号马上送来。”
骆秉章问：“数目多少？”
李同乡说：“大约七千。三个节日，每次也送七千。”
骆秉章问：“恕在下愚钝，银号干吗要送礼啊？”
李同乡说：“求都老爷不要挑刺嘛。”
骆秉章说：“他做银号业务，有钱赚就接受捐款业务，没钱赚就不接，何必如此来求本官？请老兄告诉各家银号，按照规定缴纳成色足够的银子，本官就不会挑刺，如果以少充多，银色低潮，本官怎能不挑刺呢？”
李同乡没料到骆大人说得如此直白，也哑巴了，不辞而别。
接着，最好的朋友出场了。他们来找骆秉章，请他受贿不挑刺，骆秉章一概拒绝。
骆秉章想：哼，你们这些人，总希望本官收黑钱。要是本官自己不干净，看到你们作弊，就不敢举报了。这种小儿科的贪赃手法，在我老骆这里没辙了吧？
骆秉章总结出一条经验：人人都说稽查银库是个难办的差事，其实银库里的弊端很容易查出。真心想办案子，一点也不复杂，一点也不难。但是监察官只要得了好处，事情就棘手了。大抵贪污受贿难以查处，问题出在监察机关。官员们总是强调老规矩，那是不能见光的潜规则。我老骆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绝对不能接受收黑钱的老规矩。自己坐得正，收发银子，就可以按规定办理，不讲关系，不徇私情，认真稽查，杜绝弊端。
骆秉章在银库，每月只收伙食费三十八两银子，并从一年所得的伙食费中，拿出一百两，给予车夫和跟班，不准他们在银库里索取分文。收银放银，严密稽查。一时间，外间传言：“这次骆都老爷查库，如此认真，难得舞弊了啊！”
为了把住收发两关，骆秉章用了个最笨的法子，搬一把矮脚椅，坐在天秤对面，把砝码查核一遍，不给收银员做手脚的机会。
骆秉章抓住两大关键。第一，发放数目最大的，总是八旗的钱粮。只要称银时查验清楚，防止多出就行。第二，作弊最多的环节是收银。捐款和崇文门的税银，在接收时弊端丛生，不可胜数。收银员常常把六七百两或四五百两当作一千两收进来，导致库银亏短。
为了防止收银作弊，骆秉章事先令人打扫银堂。只准银号一人、银库收银员两名进入。一名收银员上砝码，另一名收银员上银子。御史必须当面称兑，不准收银员压秤。如果银两不足，还须添补，只准将银子逐锭轻放；库官用锤子敲秤，必须敲在当中，不准敲在旁侧。
每天盯着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就跟盯着正午的太阳看差不多，眼睛非常受伤。哪一天收银超过十万两，眼前准会金星乱舞。骆大人还不敢做眼保健操，唯恐眼睛一闭上，收银员就做了手脚。
工作一天，下班出库，坐在炕上休息一会儿，金星还没冒完。回到家里，必须小睡片刻，才吃得下饭。这项工作非常辛苦，但不如此，就不能杜绝弊端。
除了辛苦，还会得罪人。关系好的人来缴银，不徇私情，难免反目成仇。不过，骆秉章性子慢，脾气软，也有办法对付过去。
有一天，乾泰银号的掌柜领着一个人来交银子。一看那人大咧咧的模样，就知道来头不小。掌柜对骆秉章打一拱手，凑到他耳边说：“此人就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潘世恩大人四公子的亲戚的家丁，想必四公子已经给大人打过招呼了？”
骆秉章想起来了，恩师潘世恩宰相家的四世兄，确实提前给他打过招呼，说有个亲戚要来交银捐个官做。他自然不敢怠慢，连忙吩咐收银员称银。
那人要交的银子，共计八百五十两。库官称过以后，对骆秉章说：“少秤二十五两，就按八百五十两收下吧？”
骆秉章说：“既然少了，必须补足。”
库官说：“潘相家人来交银，少这么一点点，值得计较吗？睁只眼闭只眼算啦。”
骆秉章道：“就算潘相本人来了，也要补足。这是公事，不是私事啊。”
潘相亲戚的家丁又出了个难题：“现在没带这么多银子，怎么办？”
骆秉章说：“你去告诉四少爷，如果有银子补，明天送到银库来。如果不补，下官代他补上便是。”
第二天，潘四少爷派人把银子送到银库，补足了缺额。
外间传言：潘相是骆秉章的老师，他都不给面子，何况别人？此后再也没人到骆秉章家里来说情了。
骆秉章又对库官说：“朋友来托，是担心库丁多收，并不是要求少交，只求本官主持公道，不让库丁作弊多收。朋友的要求，也不过如此。”
有一次抽查收入，发现多收了十多两，原因是收银员上错了砝码。骆秉章说：“公事怎能出错？最轻的处罚，也要打几十大板！”
库官求情：“交款人都是大款，锦被牙床，十几两银子算什么！”
骆秉章说：“就算如此，也不应该！既然当了这份差事，就该遵守法纪。”
结果收银员还是挨了四十大板。
几个月下来，银号知道收银员无法作弊了，停止支付好处费。库官和收银员毫无外快，银库里竟然连馍馍也赊不到。这些人被逼到了绝路上，处心积虑要把骆大人弄走。
四月份，京畿道有个官位空了出来，银号的几个人便去了帅副宪的宅子，求见少爷。
门房说：“少爷从不见客！你们求见少爷，有什么事情？”
银号的人说：“现在京畿道有个空缺，二爷能不能求求帅大人，将查库的骆都老爷保举去做京畿道呢？咱们送一千两银子给二爷，送六千两银子给大人。”
门房说：“胡说八道！”将银号的人大骂一通，赶了出去。
帅承瀚回到家里，门房将这件事禀报。帅大人说：“你把那些人留住了吗？”
门房说：“都撵出去了。”
又问：“可否留下姓名？”
门房答：“奴才没问。”
帅大人火了，申斥道：“不懂事！”
第二天，帅大人到都察院上班，秘书果然把京畿道出缺的文件送了上来。
恩桂总宪问道：“哪位都老爷资历最深呀？”
秘书回答：“骆都老爷资历最深。”
恩大人说：“那就把骆秉章报上去吧。”
帅副宪忙说：“别人可以报，这个骆秉章却断断不能报！若是把他调走了，就中了小人的圈套！”接着，他把昨天银号的人到他府中的事情说了一遍。
恩大人说：“这样看来，真是不能把他调走了。”
由于这件事情，京城内传遍了：银库办事员出七千两银子为骆秉章捐京畿道。后来，骆秉章每次见到潘相和穆相，两位老师都说：“你今年查库，干得不错嘛！”
穆彰阿说得更明白：“你查库的办法，真是超前绝后啊。我一定要上奏，留你再查三年，对银库大有好处！”
骆秉章说：“这个地方，查了一年，已经很难办了。再留三年，恐怕没有活人了。”
穆彰阿说：“我也查过三库，三年差使，时时提心吊胆，岂不是更难为我了？”
在此之前，库官嵘禄外放山西大同府，他是穆彰阿的晚亲，临行前到穆宰相府上禀辞。穆彰阿说：“如今你不在银库了，以后库上的事情一无所闻，我实在不放心啊。”
嵘禄说：“中堂大人尽管放心！库上决不会出事。现在有骆御史稽查，事事认真，又不拿好处费，库丁个个怕他。有他在这里，绝对不会出状况。”
穆彰阿问：“四两平银他也不收？”
嵘禄答：“也不收。”
穆彰阿说：“真是给我挣面子啊！他是我门生，想不到能如此廉洁自爱！”
但是嵘禄的话有些言过其实。单靠骆秉章一人的力量，绝对斗不过成群的贪官。贪墨伎俩层出不穷，骆秉章哪里应付得过来。从前银库作弊，只是在库外截留，截多截少，由书办决定。他们一旦发现库内有盈余，便截留解数，在外瓜分。这是多余的款额，对公家没有损害。但是，自从穆麻子做了库官，就修改章程。书办只能得一笔好处费，收方盈余都归官丁，无数可查，虚报收入，盗取公款，毫无节制，公家究竟亏损了多少，也无可考究。这就为骆秉章后来受处分留下了定时炸弹。
事情败露之前，骆秉章已从银库撤出。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骆秉章奉了特旨，补授鸿胪寺少卿。五月二日，补授奉天府丞兼学政。他在奉天府干了一年，庆幸自己年届五十，官运正佳。没想到，忽然飞来一劫。五月十七日奉到吏部公文，因银库出了贪污大案，骆秉章失察，皇上将他革职，还罚他赔偿公款。
骆秉章吓得魂不附体，赶紧回京接受处罚。看到罚款单时，他差一点晕倒。对他而言，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万二千八百两！可怜他两袖清风，哪来这么多积蓄！多亏亲戚朋友、门生故旧捐助，拖到十一月底，才缴齐了赔款。
骆秉章受罚，道光爷知道他冤屈。为了安慰他，特意召见，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话，打消他的顾虑，也算是对他无罪受罚做一个交代。
“今年查库办得好。朕知道，人人都知道。操守是读书人的本分，当以清廉二字为本。你在库上办事，很想为国家出力，事事整顿，人所为者你不肯为。可惜啊，积重难返，你一人无力回天。库款如此之多，也不是你一人能够清盘的。为君难，为臣也不易啊。库上亏欠，你也不过听到传闻，必定搞不清数额，所以不敢奏告。如果你知道短缺了九百万两之多，绝对不会隐瞒。就好像仓中之米，不知准数，就是奏请盘查，而挪东补西，哪怕清了盘，还是查不出究竟。奏了还不是白奏？就是王大臣、管三库大臣，也有知道亏短的，但没有准确的数字，也不敢奏，怎能怪你？朕若是把所有库官、御史杀头、发配、革职、调走，四种办法，也无不可。但于公事无济。即便将此等人正办，有已故的，他们又岂都是好人？岂不有失公平？所以一律革职，一律罚赔，也是易经变卦。今日有此案，你的名声更大了。若无此案，朕也不会知道你。今天赏你庶子，这是翰林出身的升迁之途，你不要看是个五品官，你要看将来。怎么样？你以前是府丞，虽是四品，不过四品罢了。你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
道光爷顿了一顿，又问：“你今年多少岁？”
奏答：“五十一。”
皇帝说：“你如此年力，什么事情不可办？”
道光爷的勉励，骆秉章感激涕零。但他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第一次冤枉背黑锅以后，就多了个心眼。难怪他这次来湖南上任，承担了新皇帝交给他的军机大事，他不得不时刻提心吊胆。
名字如何决定命运
进入咸丰年间，骆秉章已经是个四朝老人。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生在广东花县，跟咸丰年间的另一位大人物洪秀全是同县。由于这层关系，有人编造出一段野史，说骆、洪二人小时候曾同塾念书。小洪秀全曾说：“我长大了定要造反！”小骆秉章则回答：“你若造反，我一定把你镇压下去！”两个小伙伴长大之后，洪秀全果然举旗造反，而骆秉章则果然成为他最厉害的对手之一。
野史段子可以任意编造，但这位作者并未篡改骆、洪二人在历史上的大结局。骆秉章因积极投入湘军的组建，热情支援湘军的东征，最后还亲率湘军出征四川，成为湘军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家乡的学者甚至把他抬到与曾国藩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部《湘军为什么这么牛》中，理所应当将他隆重地推出。
骆秉章从娘肚子里探出头时，万物平静，没有炸雷洪水，也没有蛟龙腾空，不像有些大人物，例如曾国藩，一生下来就闹得惊天动地。如果说平静也算一种兆头，倒也说得过去，骆秉章生就一副好脾气，跟他出生时的环境非常契合。
骆秉章原名骆骏，顾名思义，家长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这孩子既如骆驼般吃苦耐劳，又像骏马一样驰骋在前。他在高宗皇帝治下生长了两年，三岁就进入了嘉庆皇帝的年代（1796）。
也许是仁宗皇帝与骆骏相克吧，骆骏在他的治下状况不断。命中第一槛在五岁就碰上了，他差一点被天花杀死。幸得名医曾华麟抢救，才保住了小命。
过了这一劫，他就开始了启蒙学业。先后换了好几所学校，跟了好几个老师。从五岁学到十一岁，终于能够写成半篇作文。如此看来，这孩子天赋也是一般，比那些五岁就才气横溢的大人物，例如左宗棠，真是差了一大截。
骆骏是个大器晚成的典型。他长到十二岁才写成整篇的作文。三年后初次参加县试。第二年连考几场，县试、府试、院试一路考去。不过考来考去，并未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只有一件事让他兴奋了一阵。家里为他订了亲，未婚妻姓陈，是顺德人氏。
骆骏有些灰心，十八岁从学堂停学，图个清静自由，找了间出租屋，跟朋友结伴自学。从县试到院试，又走了一遍，还是业绩平平。第二年继续上学，参加初级考试，终于取进县学第三名。
嘉庆十九年十月，他把未婚妻陈小姐娶回家里。骆骏成家时，他未来的合作者曾国藩还只有三岁，他未来的师爷左宗棠还只有两岁。
娶妻以后，骆骏仍与友人结伴读书，偶尔到某位老师那里听讲。虽然命运不济，还是要发扬骆驼作风，坚定不移走科举之路。于是他一路考下去，二十六岁参加乡试，中了第五十八名举人，可以进京参加会试了。
然而嘉庆年代老是跟他过不去，他脚下离不了沟沟坎坎。喜事刚到，哀事接踵。那年八月，嫁过来才五年的陈夫人病故了。骆骏是个情种，看重夫妻情分，哀伤过度，卧病不起，会试泡汤。
丧妻的第二年，骆骏开始教书育人。他过不了身边没有女人的日子，赶紧征婚，当年六月，娶了鹤中的张小姐为继室。
骆老师不是那种板着面孔的教员，他是文艺细胞携带者。他不修边幅，穿着比较休闲，一看就觉得容易亲近。他还爱好音乐，每每“引吭高歌”，尽管没有音响设备，也能传到街坊四邻，引得议论纷纷。
“哎呀，又是小生骏在唱吧？好好听的男高音哦，生角的正音呢。”
骆骏被叫成了“小生骏”，这是人们送给他的音乐外号，说明他很受欢迎。
除了唱戏，骆骏还有两大爱好，可以归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类型。他不擅长掩饰人性的弱点，是一只有缝的鸡蛋，总会有苍蝇来叮。
一个爱好是进赌场。广州一带的赌风以佛山最盛，骆骏受风俗熏陶，嗜赌如命。另一个爱好是好色，泡妞有一手。这两样人性的弱点，并非骆骏独专，在许多湘军大佬的隐私档案中都有记载。
骆骏再婚一年后，嘉庆皇帝去了，他踏入道光爷的时代（1821），时年二十八岁。他跟宣宗皇帝有缘，道光元年十一月，女儿骆报杏刚刚满月，他就领了公文，北上赶考。五名公车同行，挑了一条热门旅游线路，途经杭州、苏州和扬州，把人间天堂逛了一遍。初次出远门感觉真是好啊！花花世界，尽收眼底。年后进京，虽从考场败下阵来，他还想在京城多住一阵。
小生骏在京城逗留到道光三年，时逢皇上临雍御讲，他去国子监聆听，亲眼目睹天子容颜，颇为激动。遗憾的是，再次参考，没能缩短他跟天子之间的距离，只好回家继续做他的教书匠。
光阴荏苒，一晃过了五年。骆骏再次北上，会试礼部不第。他弄不明白了：做了这么多功课，怎么就考不上呢？想来想去，也许是名字作祟，骆骏骆骏，一点文气都没有，怎么考得中进士？这名非改不可了。一时冲动，跑到礼部申请改名，从此不叫骆骏，叫了骆秉章。
骆秉章回家后，始终没有放弃进士梦，还想试试改名后运势如何。三年后，他已三十八岁，老大不小了，再次北上赶考。还别说，也许真是改名改对了，此一行会试中试，取为壬辰恩科第六十名进士。前面说过，正主考为潘世恩，副主考有穆彰阿。接下来无不顺利过关，殿试取为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四月，翰林散馆，授职编修。七月大考，取为三等第二十八名。骆秉章衣锦还乡，向人们大谈改名转运的奇迹。
骆秉章当了官，发誓戒赌，再也不敢涉足赌场。好色的毛病却没改，踏上仕途之后，心情爽朗，迫不及待地收小纳妾。道光十四年，他纳了一位何姓小姐，带着娇妾回到京城。
第二年，骆秉章出任国史馆协修。那年六月，道光爷召见翰詹，向他垂询广东洋务，骆秉章得以近距离地瞻仰圣容。又三年，他出任国史馆纂修，又纳了一位崔姓小姐为妾，其乐融融。
道光十八年是骆秉章官宦生涯的转折点。他考上了御史，告别文史工作，成为反贪反渎职的官员，补授江南道监察御史。此后岗位时有调动，直到道光二十二年监察银库，虽然尽忠职守，却挡不住腐败的潮流，仍然栽了跟头。
道光爷没有长久地委屈这位廉洁的忠臣，道光二十四年将他补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在慎德堂再一次亲切召见。
皇帝说：“你做官还有良心，所以天不亏负你。你好好供职。对了，你得过讲官没有？”
奏答：“没有。”
坏事变好事，道光爷有心进一步弥补他的损失，几天后，令他出任日讲起居官。不久又启用他去山东查办牵涉到巡抚的重大案件。骆秉章结案回京，道光爷亲自听取汇报，叮嘱他引以为戒，在仕途顺畅时不要得意忘形。
由于母亲去世，骆秉章回家守哀三年，直到道光二十八年才回京任官。道光爷看重他的廉直公允，不徇情面，仍然派他查案。骆秉章办完三桩案件，已到十一月，回京复命后，道光爷非常满意。年底，将他补授湖北按察使，并在召见时给他交底：“你在京城，就是升到侍郎，也不过随声附和。现在放你做外官，就能事事历练。你是京官四品，自可放外官三品。”
骆秉章请求训示，道光爷说：“臬司为执法之官，总要持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可一味地救生不救死。若救生，则死者岂不含冤？”
翌年二月，骆秉章接任湖北按察使，两个月后升任布政使。又三月，调补云南布政使。到云南接任不久，道光爷去世，咸丰将他升为湖南巡抚。这一段故事，本章开头已经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