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君左是湖南龙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他文学功底很深，著作颇丰，人称龙阳才子，誉满文坛。他早年曾为新文化积极奋斗。“五四”时期，他更是一位活跃人物，参与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办事处”的策划，参加了天安门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他还先后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组织过“奋斗社”，创办《奋斗旬刊》和《家庭研究》月刊，高举反封建的旗帜，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写了一本小书，竟然弄到吃官司的地步。更让他胆战心惊的是，友人悄悄告诉他，阮五太爷不仅寄了书，还给扬州人捎了口信，说：“这点小事，由我来办吧！”黑道上的“办”，就是“办掉”你，要你的命。易君左霎时慌神了。
写了一本小书，闹到如此窝囊的地步，易君左也有一肚冤屈。历史上的扬州，是盐运和漕运的中心。盐运漕运带来了扬州的空前繁华，曾被誉为全国第一大都市，有“扬（州）一、益（成都）二”之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就是对古扬州繁华的写照。清末民初，铁路、海路的开通，扬州失去了当年辉煌，加之频繁的战乱，扬州已成为一座满目疮痍的败落城市。他游览扬州，写了扬州的美景，也写了扬州的败落。虽说下笔欠周密，说话欠分寸，但绝无存心丑化扬州人的意图。如今扬州民众齐声讨伐，且有高官、黑道幕后撑腰，切不可掉以轻心。常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矮檐之下要低头。于是，他立即找到顶头上司周佛海，请他出面调停。
周佛海和易君左既是湖南同乡，又是留日同学，“五四”时期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一九三一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随蒋介石出访的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特地恳邀时任安徽大学教授、民政厅主任秘书的易君左来他主管的教育厅帮忙，助一臂之力。易君左为周佛海真情所动，毅然辞去安徽之职，来江苏教育厅任编审室主任并代主任秘书。如今易君左闯下大祸，作为老同学、老朋友他不能坐视不管，不闻不问；作为自己的部下，更不能袖手旁观。如若易君左有个长长短短，他周佛海也要丢面子的。人命关天，必须亲自出马，去一趟上海，当面向阮慕伯说情，请他网开一面。
周佛海匆匆赶到上海，登门拜访阮五太爷，一番寒暄，周佛海开门见山地对阮慕伯说：“阮先生，易君左是我的朋友，《闲话扬州》纵有得罪之处，他也是实出无心，请看小弟薄面，务请高抬贵手。”
黑道上的人有江湖义气，你来硬的他不会买账，来软的反而有通融余地。这叫做吃软不吃硬。既然身居高位的周佛海出面说情，不能不给面子。于是他说：“周先生放心，上海这头我可以说说，约束得住。可扬州人公愤太大，我过问不了，官司恐怕还是要吃的。”
周佛海一听，心落下一半了。发话要“办”掉易君左的就是阮慕伯，既然他说上海这头他约束得住，易君左的性命可以保住了。保命是第一的。至于扬州那头，回去再做工作。
周佛海没有直接出面去扬州找人出来斡旋，因为他有个难言之处。不久前，江苏省立淮阴师范学校校长竟私自跑到华北当了汉奸，全国舆论哗然。偏偏易君左在《闲话扬州》中说过扬州出汉奸的讨嫌话，扬州人抓住这件事群起而攻之，弄得江苏省教育厅上上下下丢尽面子。周佛海更是无地自容。因此，他不便出面去扬州讨人骂。周佛海虽然不肯亲自去扬州讨骂，但他和易君左还是把大名鼎鼎的洪兰友和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请了出来，让他们到扬州说情周旋。
洪兰友是扬州三中委（王柏龄、洪兰友、叶秀峰）之一。一个小地方同时出三位国民党中央委员，恐怕是不多见的。洪兰友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他既是扬州人，又是实权派，还是法学家，可谓红极一时，闪亮一身。
洪兰友、陆小波到扬州是找的戴天球。一来，戴天球是江苏律师公会会长，名闻遐迩的大律师，可以说是洪兰友的同行，说话容易投契；二来，戴天球是“扬州究易团”的幕后支持者、究易团的诉讼律师，又是“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的主席，如果做通戴天球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洪兰友、陆小波两次去扬州向戴天球说情，《闲话扬州》虽然下笔不慎，写了一些扬州人的弱点，出言不恭，但他并无恶意。他在书中也写了很多扬州的风景名胜，把扬州夸了一番。他说扬州人若是兴奋起来，这个破落的民族定可复兴；就是写妓女，也指出很多人是由于灾害多，经济困难，为生活所迫。她们受尽敲诈，精神肉体遭到莫大痛苦，实际拿不到几个养家活口的钱，所以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当妓女的……无论洪兰友等人怎么劝解，戴天球就是不抬贵手，不作让步。调解的希望破灭了，等待的将是对簿公堂。
“究易团”浩荡过大江
群情激愤闹法庭
《淞沪停战协议》签订不久，江苏省国民政府又迁回镇江，易君左也老早就回镇江办公了。“扬州究易团”首席律师戴天球和律师韩国华、胡震将诉讼状送交设在镇江的江苏地方法院。
原告、被告接到通知：八月七日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