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端是行伍出身，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时，与蒋介石是同学，曾在北洋军队任过军职。后来他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皈依佛门，当了扬州长生寺的方丈。长生寺是个大寺，有房百间、佛像千尊，声名远扬。可端是出名的政治和尚和风流和尚。他身入佛门，并无心念经颂佛，但凭着各种关系，政治能量很大。不妨举两个例子。当年北伐军进扬州，城里大大小小三百多寺院庵观，都被军队占据，唯有长生寺无人敢入，因为可端在寺门外竖了一块十分醒目的告示牌，上书：“奉蒋总司令命严禁驻军！”就凭这块狐假虎威的牌子，居然没有北伐军一兵一卒住进地广房多的长生寺。按照可端的修养和德性，连庙门也入不了，更何谈当方丈，可他不仅堂而皇之当上长生寺的方丈，还当了中国佛教会理事和常委，足见其能量之大。后来，日本侵略中国，能讲一口日本话的可端当了汉奸也就不奇怪了。更令扬州人耻笑的是可端是个风雨满城、妇孺皆知的风流和尚。扬州有个大盐商萧玉峰，十分富有，人称萧百万，娶了四房姨太太。萧盐商去世之后，守寡的四姨太寂寞难耐，便装腔作势念起佛来，成了佛门居士，经常出入长生寺，与可端方丈一同参禅顶礼。萧四太太既年轻又俊俏，很快便与花心和尚勾搭成奸，乃至到了如胶似漆、形影不离的地步。他们各人都有自备黄包车，经常一前一后铃声叮当招摇过市，扬州人都在暗中讥笑。萧四太太的儿子却也是位开明之士，对她的风流韵事从不过问，且有大把大把银子给她花，只要她日子过得快活。萧家有钱，萧四太太特地出资在长生寺山门殿南面建了一座三层塔式弥勒阁，二层三层挂了萧居士和可端和尚的画像。长生寺位于古运河东岸，萧四太太住在西岸城里，她每晚从长生寺回城，都有专用的摆渡船送她过河。要是迟了，城门关了，还要拿银子买通守门的卫士，特别是遇上风雪天，渡船不开，就进不了城。大运河使和尚、居士幽会十分不便。于是萧四太太于民国十九年出资十万，将城中一家当铺和会馆买下，建了一座有房九十多间的愿生寺，作为长生寺的下院。方丈还是可端。萧四太太在寺里单独辟了佛堂，长住寺内，与可端厮混。后来，扬州地方小报上登过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以讽其事：“潇”洒徐娘，“居”然称士；风流和尚，何可名“端”？
易君左在游览过长生寺后，在他的《闲话扬州》中引用了这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联。此外，他还在文中讽刺了挂在弥勒阁上的萧四太太的画像，说：“第二层那副尊容，真有点像那位耍金箍棒的。”将四姨太太奚落了一番，所以阮五太爷寄书给可端，就是要激起可端的愤怒。可端是个有能量的人物，他一定会出来与易君左较量一番的。可端却也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名声太臭，不必招惹是非。更何况他在扬州也不是能一呼百应的角色，所以没有出头闹事。
郭坚忍和可端不同，她的腰杆子是硬正的。郭坚忍出身书香门第，熟读经书，思想解放，敢说敢为。她的反封建礼教精神，扬州人人皆知。清朝末年，她便力排众议，在扬州城里创办幼女学堂，公开招生，一时间轰动全城；辛亥革命后，她带头成立“妇女不缠足会”，得到广大妇女的拥戴；民国初年她又将幼女学堂扩大为扬州女子公学，自任校长；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驻扬州，她不仅带领师生夹道欢迎，还将一家大浴室的男客全部请出，招待北伐女子兵入池洗澡，成为扬州一大奇闻。孙中山还曾接见过她。所以郭坚忍是扬州极有声望的妇女界领袖人物，阮慕伯将侮辱扬州妇女的《闲话扬州》寄给郭坚忍，她一定会出面跟易君左较量的。
年已花甲的郭坚忍接到阮五太爷寄来的《闲话扬州》，便匆匆翻读，当读到那些有辱扬州妇女的章节时，怒发冲冠，拍案叫道：“告他易君左！”遂以扬州妇女会名义，发函邀约扬州工、农、商、学、医各界及扬属七县妇女代表，会集扬州，商讨对策。同时，她又出面邀请江苏律师公会会长、大律师戴天球等三人为法律顾问，代为诉讼，追究易君左的法律责任。一周之内，便组成了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简称“扬州究易团”，郭坚忍为团长。因为可端名声太臭，没有邀他参加究易团。
“扬州究易团”自知凭他们的能量是扳不倒大名鼎鼎、后台十足的易君左的。郭坚忍他们在前线冲锋陷阵，幕后还有高人撑腰。一个是“上海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由青帮大亨阮慕伯直接领导；一个是“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戴天球任主席。很快官司就又是锣又是鼓吹吹打打登场了。
其实闹起这场风波的也只是少数人，不少人是反对的。文字学家张羽屏在他当时写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不少扬州人持反对态度，不赞成这样兴师动众问罪《闲话扬州》的作者。《闲话扬州》之所以成法律问题，是有人欲借此事出人头地。”“嗾出长生寺僧可端与易为敌，以其在书中指斥较显也。”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一些持反对态度的扬州人，“广为呼吁，求本城各团体及扬人旅居他埠者为之援助，卒以实力单薄，几至僵局，只好乘风转舵，得下台时且下台矣”。于是，只好由他们对簿公堂了。
周佛海出马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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