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命的脚步日益迫近又一个新的年轮——春节的时候，还是想用一段文字来向我那去世三十年的父亲做一个最后的缅怀和告别，唯愿“父亲”这两个字今日以后永远活在我的心里，而不是我那浅薄坐忘的文字里。
自10月初开始的无聊涂鸦一直有个不可告人告己的截止日期，原本打算元旦前即便不能戛然而止不了了之也要搁笔歇业的。就是害怕自己那信马由缰的思绪洪水般蔓延，停顿不下来，把自己生生扯入逢六必惊心的2016年。只因父亲是1986年去世的，母亲是1996年去世的，二姐是2006年去世的。十年一轮回，逢六必恸泪。三十年的悲痛轮回，其实早已顿悟，生命想开了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人一生究其一辈子只是在以不同的生命方式与死亡进行着殊死博弈，一张窗户纸，仅此而已。
依佛陀所说：“现在的你是过去的你所造，未来的你，是现在的你所造。”最能体现这种推论的便是关于因果自然律的“业”，即轮回背后的真理和驱动力。国有国业、家有家业、个人自然有个人的业。如果用最平白红尘的语言来释解，它的意思便是：不管我们以身口意做些什么，都将产生相应的结果。每一个动作，即使是最细微的动作，都孕育着它的后果。不要忽视小善，任何小种子都会长成参天大树；也不要忽视小恶，火花再小，都会烧掉山丘般高的干草堆。一句话，“业”不像外物那般会枯萎，或在任何时候失效。它不会“被时间、水或火”毁灭，它的力量永远不会消失，直到水落石出，成熟为止。
仔细回想自己这前半生的所谓“业”态，若从它的角度去剖析，还真有点儿科学化的成分。一个人的价值观即所谓的业之初，大抵都是十五六岁前在家庭形成的成分居多。父母为大，大者为师，无须谆谆教诲，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便已生发、和合、长大。
父亲是个倔强固执却充满菩萨心肠的老式军人，没念过什么书，充其量是个耕读扫盲班的水准，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就这么个能被一眼洞穿的老农，却对生活、人生有着他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深邃和精准。他一生走了那么多坎坷之路，经历了无数次不白之冤，在他身上竟然不见一丝踪影。记忆中的他从不怨天尤人，在我童稚的眼里，他总有着干不完的活，使不完的劲。他对我们姐弟三个的教育更多的是种命令式的粗暴，不容辩解，你只有认输服从的份儿。
小学前后，大约有十年左右的光景，本家叔伯接二连三去世，叔伯们的亲儿子春节都懒得穿白孝衫祭奠，他却不容分说叫我必须穿，就一句话“人家是人家，你是你，穿过初五再换新衣服。”而且一穿便要三年，无丝毫折扣可打。每年春节在满眼新气象的伙伴堆里，年年都是我若羊群中的狼般醒目。偶尔想溜出村子去镇街凑热闹，两位姐姐总会地下交通员般辗转多次方能从衣柜里给我偷出新衣裳。
家里若有机缘做顿臊子面，前几锅让人直掉口水的人间美味，我们姐弟三个是根本无福分大快朵颐的。父亲早就给我们指明了路线图，东家大伯、西家大姨、邻居某某……一圈端完后还得让我亲自去家门口的灶爷、土地爷前泼汤。家父的臊子面手艺是十分了得的，每年春节做臊子肉都是他亲自上手操作，下午两三点切肉、准备调料，下午五六点入锅，一直文火煎炒，要满满当当一晚上至黎明时才出锅。他的臊子面好手艺主要源于那肥而不腻、秘而不宣的臊子肉浸润。他做臊子肉入锅前会煎熬一小碗汁，自他以外，从未见第二人如此炮制。我的二把刀臊子面手艺就是跟着他烧火拉风箱时学的，但仅仅是个皮毛。
20世纪80年代初，家里遭受了无力回天的灭顶之灾，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几年下来，便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父亲曾经失联二三十年的战友们陆陆续续从甘肃、新疆回来看望他。不论他们多么热情洋溢回忆往事，他都是一言不发、满脸肃穆，只是偶尔叫我把窑洞炕上他倚靠的被子扶正一下。末了，还是那么一句话：“东西留下，钱拿走，甭让我叫你们下不了台。”千疮百孔、濒临坍塌的艰难时刻，我是多么渴望能留下哪怕一张大团结的。有次父亲叫我去送一位老姑战友，她在老宅的石榴树下抱着我号啕大哭，硬往我的外衣口袋塞了一卷足有七八十元的大团结。百般掩藏，事后还是叫老父亲知道了，他那种愤怒尤若突然发力的豹子，一见我就把他手边装旱烟的铁皮盒子顺手抓起扔了过来，“给我滚，你不是我的儿子，你老姑都给你带来了两顶军帽，你还贪心不足。”大约有一两个礼拜，我不敢走进他的窑洞，最后还是在母亲的调和下，在他的炕前跪了足足三四个时辰，才得到了父亲的谅解。也是那次事件后，他的烟茶瘾一夜间便戒了。父亲去世后，我还是把那个被他摩挲得锃明瓦亮的铁盒子装进他的棺材，放在他的手边。那个铁盒子是我亲手给他制作的，为了贪图好看，还曾刷过一遍红色防锈漆。三十年后再追思一抔黄土下的老父亲，却总是想象不出那只铁盒子现在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