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我在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古典文学教学讨论会”期间，顺便到华东师大二村拜访了刚从扬州旅游回来的钱谷融先生。
虽属第一次见面，我心里倒十分踏实。因为我们学校有几位钱先生五十年代教过的学生，平日里曾多次向我提及钱先生的为人；同时我的专业也是“现代文学”，用钱先生的话说属于“同行”，应当有不少“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代文坛上的“闻人”，钱先生的许多“传奇经历”我不但早有所闻，而且深为敬佩。比如五十年代因一篇《论“文学是人学”》而获咎，招致种种“批判”和冷遇；比如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八〇年作了三十八年讲师而无怨无尤；比如深得许杰先生信任而以讲师身份指导研究生；又比如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不是秋后算账，而是以德报怨……等等。但百闻不如一见，我还是渴望亲聆这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的教诲。
眼前的钱先生虽已八十一岁高龄，但鹤发童颜，风度超然而又一脸和气。其书房南接阳台，敞亮而雅致，高达房顶的书架上除了层层叠叠的书卷，还有琳琅满目的各种茶盒茶罐。干干净净的阳台上摆着一张圆茶几，两张躺椅，真是一个读书、饮茶、聊天的好地方呵！
钱先生很谦逊，一再说自己是“既笨又懒”。但我知道，先生尽管称不上著作等身，但每有所作，必以其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而深为学界服膺。自然也常因“不识时务”而遭逢罗网，频受寒霜冷雨的打击。不过钱先生对这些风风雨雨，总能够坦然对待，顺其自然，不以为意。
记得那天所谈，大都围绕“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一话题。之所以要谈这一话题，一是因为钱先生几十年来虽往往祸从口出，而依然自说自话，并没有因情势险恶而扭曲自己，为我辈叹服。二是我有感于时下一些“知识分子”或人格分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或人格委靡，见风向而使舵，做明哲以保身；或人格扭曲，以权仗势，以知识分子之名，行政治掮客之实，故很希望请钱先生给这类人物号号脉。但限于时间，这个话题似未展开。
回泰安后，我给先生寄去两张自己用海鸥相机拍摄的“钱老近影”，先生则在回信中附赠一篇题为《史识与史德》的妙文。此文是他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写的序言，而内容却正与那天的谈话有关。钱先生在文中指出：“在政治压力面前，要能昂然挺立，不为权势所屈，真是谈何容易！所以，独具慧眼的卓越‘史识’，固然十分难得，而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史德’，同样是极其罕见的。”我以为，对钱先生这段话，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治史者应引以为鉴。
转瞬之间，一年将尽。我在泰山脚下草撰数语，遥祝钱先生来年体健神旺，再创佳构！
读书写书，参透东西书趣，偶作长歌惊风雨；
集茶品茶，尝遍南北茶香，采得瑞草养容颜。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海岳书屋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再订于杭州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