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皇帝与宰相谈起
近些年，帝王小说兴盛，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不能不看到这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都对皇权充满崇拜的结果。我们在批判极权统治的时候，往往会把这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统治阶级本身，殊不知正是崇拜皇权的民族心理，构成了极权统治存在的土壤。
我曾对人讲过，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者或曰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从秦始皇到光绪的皇帝系列，二是从李斯到翁同龢的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系列。若将这两个系列的人物做大致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优秀的宰相远多于优秀的皇帝。关于治国的能力，帝王系列的人物表现出的是一条一直向下的曲线，而宰相系列的人物则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水平线上。细究个中原因，乃是因为皇帝是世袭制，而宰相则多半是凭着真才实学一步步攀上权力高峰。因此，除了改朝换代留下赫赫文治武功的开国皇帝以及为数不多的明君，更多的帝王都如过眼云烟。虽然他们生前都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死后，他们的声名，却比春花凋谢得更快。更有趣的是，一个暴君或一个庸君的身边，往往都会有一个聪明的善于协调平衡各方面关系的宰相。尽管这样的宰相多半都会“以身殉职”，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斡旋与努力，国家才不至于动荡，世袭的皇权才得以延续。诸葛亮在他著名的《前出师表》中表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应视作中国宰相们政治生涯的生动写照。
恕我不敬，中国的皇帝除了屈指可数的英明君主外，更多的是荒唐与平庸的人物。宰相则不然，他们中产生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商鞅、萧何、诸葛亮、魏徵、赵普、王安石、刘伯温等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人物，莫不是宰相出身（即便没有宰相的头衔，也都干着宰相的事业）。当然，宰相中也出过李林甫、秦桧、贾似道、严嵩之类的奸佞，透过他们，我们亦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淫邪与残暴，是怎样在精心设计的权术中达到极致的。中国有帝王术，专门研究如何当皇帝，却没有一部宰相学，来探讨这一特定职位上人的领导艺术与政治智慧。毋庸讳言，是东方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极权统治，导致了这种缺失。
比之皇帝，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们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宰相们与其说是为国服务，不如说是为皇帝效劳。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使他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他既要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须“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既是帝师，又是奴仆；为虎作伥，弃道德如敝屣，但若稍有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对中国的宰相们产生了兴趣。几乎从一开始，这种兴趣就给我带来了创作上的冲动。我无意写一部宰相学，但想寻找一位合适的宰相，通过他的政治生涯，来再现一段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经过长达数年的研究，我才选取了明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作为我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
二、关于张居正的思考
选择张居正，我基于三个考虑：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说到明代，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与汉、唐、清这些大一统的王朝相比，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大肆屠戮功臣，害怕大权旁落而一连诛杀三位宰相，并从此永久废除宰相制。终明一朝，冤狱盛行，动荡不断。由于对大臣们的不信任，朱家皇帝创设东厂与锦衣卫两大特务机构，实行恐怖镇压。另一方面，皇室怙权而又贪图享乐，导致宦官乱政。王振、刘瑾、魏忠贤三位司礼太监对朝政造成的伤害，恐怕为历代宦官之最。特务与宦官，这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大毒瘤，是朱明王朝留下的最为可怕的政治遗产。
明朝初年，朱元璋与朱棣两位皇帝对功臣与士族大开杀戒，并未涉及底层百姓。经过连年战乱的庶民，因此获得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休养生息的时期。从洪武年间到仁宣之治大约六十年时间，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富裕。但从正德时期开始，由于正德皇帝骄奢淫逸，接着是嘉靖皇帝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局面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在城市里，官僚权贵的享乐达到极致；在广大乡村，饥民揭竿起义的事情屡有发生。到了隆庆时代，朱明王朝明显露出“下世的光景”，对国家的控制力已相当有限。正在朱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三十六岁的穆宗病逝，他十岁的儿子朱翊钧登基，是为万历皇帝。小皇帝起用他的老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由于历史的机缘，四十八岁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十年柄国的辉煌无比的政治生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风雷激荡的万历新政。不过，这风雷激荡，昭示的是万象更新的文治而非暴力下的武功。
明代的首辅制，是一个相当古怪的政坛产物。宰相制废除后，本是替皇上撰拟诏诰承制辞章的文渊阁大学士，便变成了皇上的秘书兼顾问。为首的大学士称为首辅，相当于首席顾问。按朱元璋钦定，大学士们只享受五品衔，相对于吏、户、兵、礼、工、刑六部二品衙门。这级别实在太低，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阁臣们禄位渐隆。到了明中期，阁臣们几乎都是从二品大员中选拔，而首辅则程度不同地行使着宰相的权力。
由于首辅名义上只是顾问，因此他是否能顺利担当宰相的角色，则要取决于皇帝与首辅双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面前，首辅只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顾问，而面对穆宗朱载垕这样的懦弱皇帝，首辅则实实在在担当起宰相的职责。
通览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是明朝二百七十年间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辅。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给他提供的机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位首辅，登位之前，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
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国情民意的改革方案虽然不易，但比起将这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则又要容易得多。举凡思想家，都可以担当设计师的角色，但担任工程师的政治家们，不但需要挑战传统道德的叛逆精神，更需要把蓝图变为现实的卓越智慧。我认为，张居正便属于这样的政治家。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刚入阁成为末辅不久，怀着对新皇上的期待，四十四岁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献上了一道洋洋万余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内容涉及吏治、纲教、经济、军事诸领域。胸无大志的穆宗，只愿意沉湎酒色，哪愿意如此大刀阔斧地重振乾纲。他只是敷衍地赞扬了几句，便搁置不管。张居正做此试探，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六年后，他的这一份完备的改革文件，终于成了他实施万历新政的政治纲领。
关于万历新政的功绩，已有不少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赘言。我要说明的是，正是张居正的改革，使本来气数已尽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获得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宰相之杰”，死后却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清算。万历皇帝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福惠，一面下令把张居正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其亲人或死或谪。万历皇帝的这个态度，导致张居正死后半个世纪，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张居正的功绩，说明了中国“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而他的悲剧，又深刻揭示了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1998年暮春，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张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县，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绝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见鹧鸪飞。
杜鹃舌上烟波里，立尽斜阳是布衣。
中国的与官场无涉的知识分子，常以布衣自谓。至今，我这个布衣还记得，那一缕惨淡的夕阳，是如何陪伴着我，在张居正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孤独地徘徊。伟人们死后的萧条本属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从商鞅的被车裂到张居正的灭门之祸，果真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吗？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也曾下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可是，如果真的给他第二次生命，他还会有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干云豪气吗？
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国的政治生活，历来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灵动的生气与恒久的激情。张居正渴望把灵气与激情引入政坛，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惨性结局。
三、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这要求也许苛刻，但我认为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作家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结果。
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
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做了数年的研究。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可是当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这才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小说中的张居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中的张居正。它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忠实于文学。他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学中的典型。这一点至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的价值便荡然无存。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这三十多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现在读者看到的《张居正》的第一卷《木兰歌》，便是与第一稿了无关涉的第二稿。这本书属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对于历史小说的作者而言，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忧患意识。我曾在一篇《登郁孤台》短文中评价辛弃疾“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其实，古代士子，穷者如杜甫，达者如张居正，有谁不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忧患意识的作家，又怎能与笔下的历史人物做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不过，在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作家们似乎已丧失了为民族思考的责任感。文学的视野日渐转向个人的隐私，或者媚俗的快餐。文学的阳刚之气、厚重之感正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轻佻与浮华。一个民族的文学心志一旦走向颓废，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终结。我在前面已讲过，历史小说作家更具有文学的自觉。这自觉，便缘于他的忧患意识。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或满足于编造精巧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在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前者永远是主要的。这一点，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
以上拉拉杂杂，讲的是我创作《张居正》的动机，以及对历史小说创作的思考。我不是清流，无意对张居正做道德上的评判。在严肃的历史面前，个人的爱憎，往往会导致低级的错误产生。四卷本的《张居正》已经问世，创作这部书，我前后花去了十年时间。真正的十年磨一剑，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一把好剑，则需要广大的读者来鉴别。
2008年4月28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