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从成都乘车去拉萨开会。秋天本来是高原最好的季节，可是沿途遇到坏天气，雨雪纷飞，冰雹骤降，还突发几处泥石流。一路磕磕绊绊车行至通麦，又碰见前面大塌方，走不了了！
通麦是川藏线上藏南河谷中的一个小站。当地海拔相对较低，属亚热带气候。谷中大树参天，林木稠密。公路两旁生长有木瓜和各种药材，草棵上趴着又黑又粗的蚂蟥。山谷上方峭壁对峙，把天挤成了一条蔚蓝带子。帕隆藏布江在谷底咆哮翻腾，轰隆隆向西流去。
被困的我焦躁地在运输站里打转转。运输站建在路旁林地里，几排木板平房，一个不大的停车场，用不了两分钟就走了一个来回。正在为何时才能通车而发愁的我，目光忽然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簇簇油绿枝叶上盛开的猩红鲜花，牡丹似的朵大瓣重，欣欣向荣，像耀眼的朝霞，又像燃烧的火焰，顿时照亮了我的双眼。再一细看，它像月季却又吐露芬芳；是玫瑰吧，为何秋日里还在怒放？！它究竟是什么花？
站里职工宿舍的门前和窗台上都栽着这种花。背衬层叠的森林，万绿丛中点点红，显得格外突出，把环境装点得亮丽而充满生机。
好漂亮的花哟！
站上同志告诉我：“它叫高原玫瑰，特别适合高原气候，从春天开到初冬，花期长着哩！人人都爱种它，现在拉萨那边也有了。”
“你们为什么偏偏喜欢这种花呢？”我问。
“哎呀，种几棵花，丰富一下生活嘛。再说，要是堵车了，一晚到亮都车来人往，吃饭的住宿的，实在太累了，看看它长点精神——同志，你转来转去地看，敢情也喜欢它？”
“当然，喜欢，太喜欢了！”我这样回答。
花的主人露出满意兼得意的笑容，慷慨地说：“看吧，看吧，随便看，我们这里有的是！”
我不再为路阻而无聊着急了，当旅伴们甩小二（打扑克）的时候，我就去看花。
过了三四天，路通了，大家急匆匆地拿行李上车。刚坐定，有人从车窗递给我一个物件，一看是个军用罐头盒，里面用通麦的千年腐殖土扦插着三根高原玫瑰的枝子。为了好提，还用铁丝做了提把。原来是玫瑰的主人看我那么爱花，特意扦插了送给我的。好感人，我忙千谢万谢，表示一定把花带回成都去，好好种植，让它成活。
路况不好，碎石路面坑坑洼洼，放在驾驶台地板上的罐头盒被颠得泥浆乱溅。不好，这会弄死我的花！我忙心疼地将花盒子提起放在腿上，拿身体作衬垫，用两只手扶住它，以减轻震动，就这样一直到了拉萨。一路上嗡嗡的马达声令人昏昏欲睡，身旁的旅伴打起了呼噜。我不敢睡，怕睡着了手一松摔坏玫瑰花。车窗外景色单调，除了山还是山，公路像条没有尽头的带子，一直向前伸，向前伸……我抱着高原玫瑰，像抱着一个婴儿。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如同盯着我的孩子。心里憧憬着如何栽活了，长成一大蓬，开在我的窗台上……
在我的凝视下，罐头盒中的三根花枝仿佛已经成活了，碧绿的枝干上，长出紫红的刺，生出粉绿的芽苞，渐渐舒展开来，成为有着五匹心形叶片的小枝，叶面覆盖厚重的蜡质，叶缘有锯齿形红边。慢慢地花蕾也抽出来了，开始是个鸡心样的小桃，接着便绽开了猩红的花瓣，一瓣、两瓣……一朵硕大的高原玫瑰塞满了我的视野，花瓣带着清晨晶莹的露珠，花蕊散发的醉人馨香，好像在对我诉说：它不是月季，也不是玫瑰，它是火焰，是鲜血，是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这让我想起在这块土地上，我曾经有过的青春和逝去的年华；想起进军西藏途中牺牲的年轻战友们。蓦地一幅幅图景从记忆深处浮起：我们的队伍挺进在暴风骤雨的冻原上；挺进在滴水成冰的雪山之巅。由于高原缺氧和供给不继，经过几千里的强行军后，又饿又累，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活着的人没有一刻停顿，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向拉萨、向祖国边疆挺进——看啊，队列里一张张的脸都是那么年轻，那么朝气蓬勃——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影也在其中。一个青年战士向我走来，近了近了，他是老尹呀——尹学仁！
说到老尹，其实他并不老，那年二十三岁。高挑个，四方脸，军装洗得发白，腰里扎着皮带，很是英武精神，浑身充满活力。记不清他老家是贵州还是泸州了。他人很沉静，做事老练，给人一种靠得住的信任感，大家伙便称他“老尹”，包含着尊重的意思。
我认识老尹，是在1951年2月。那时十八军军部驻四川新津，文工团团部驻城里天主堂，下属几个区队就分散驻扎在附近群众家。老尹是话剧队的班长，当值星官时领操特别棒，所以认得他。我那时还是个顽皮的新兵，有一天爬到城墙上玩，看见靠墙的一家楼房窗户上伸出一架木梯，一头搭在窗台上，一头搭在城墙上，住在里面的人像耍杂技那样踩着梯子进去。我觉着有趣，又很纳闷，为什么有门不走要从危险的梯子上爬来爬去？一问，住里边的正是尹学仁那个班。看见我张大嘴巴弄不明白，一位同志解释说：“房东家住得太挤，我们进出都要打扰人家，才搞这个‘飞梯渡墙’的把戏，这都是班长的杰作——”
老尹打断道：“别胡扯，大家都是同意的嘛！我们呢，革命军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群众的利益——你说是不是呢，小鬼？”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老同志介绍，老尹表现很好，在群众中有威望。平时脏活累活都抢着干，不管搭舞台、爬杆子，还是挂气灯、拉幕布，都干得出色。因为他处处带头，又能团结同志，所以1950年下半年前政进军甘孜后，被提为班长，还评上了模范共青团员。我于是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1951年3月开过誓师大会，军直单位便向甘孜开拔。记得我们坐的是缴获老蒋的十轮卡。经过我的家乡邛崃时，地里麦苗青青、菜花金黄，我心里一闪念，要是能去向爸爸妈妈告个别多好！刚这么一想马上打住，我现在是革命军人了，为了党的事业进军西藏，哪能恋家！心中充满壮志豪情，一路高歌到了甘孜。
当年公路只修到甘孜前面九十多公里的海子山，再往前还有两千多公里就得靠步行了。我们在甘孜作了适应性高原行军锻炼，又把能精减的东西又精减一遍，规定每人背包不得超过二十五斤。我人小背不动，把从家带来的毛衣毛裤都甩了，整个背包装备只剩下十五斤。上级又通知把要带走的物资都用牛皮打包，以便驮运。于是我们文工团的粮食给养、服装道具都打了包。只是考虑途中会有演出或开大会等活动，便决定乐器、彩旗、部分演出服和宣传用品由使用者负责背或随队马驮。老尹当时就自告奋勇扛运几根打彩旗的竹竿。
出发前政委把我叫去，说我太小路上会掉队，决定让我留在甘孜，我哭着鼻子又请求又保证，好容易才准予继续前进，但被编到了牦牛队。牦牛队就是押运政治部、宣传部包括文工团进藏物资的，由军区印刷厂厂长谢显微带队。行军时不必像大部队那么排着队走，可以自由些。一旦走不动了，还有牲口接应。所以老弱病孕等都编入此队，并先于大部队出发。
我们于1951年7月18日到达昌都。那天早六点起床，拆帐篷打背包上驮子，喝过野菜代饭粉团子，每人发给两根“蛋黄纳”当午饭，八点整从日雅出发。日雅距离昌都四十五公里，必须一天赶到。森林夹峙中的山路，壁陡入云，云上面是路，路上面又是云，一直高入迷蒙的天际——行军不怕路陡，只怕慢上坡，慢上坡累脚——因为要到昌都这个大城市了，大家情绪高涨，一鼓作气上天梯般爬上加皮拉山顶。下到山脚一看，哎呀，前面还耸立着一座大山，那便是达马拉了，海拔五千多米，是甘孜和昌都之间最高的山了。昌都城还在山那边呢。管它呢，到了昌都就完成到拉萨一半的路程了，大家又鼓足勇气向上攀登。早饭的团子和两根蛋黄纳早已消化殆尽，只得不停地喝凉水充饥。歌声沉寂了，笑声也少了，跟在牦牛后面，只顾低头蜗牛般顽强地向上爬。下午四点多钟终于到达山顶。遥看山下的昌都，两江汇合处狭窄的台地上，黑压压地分布着一些泥巴顶房屋，只有江口坡上的喇嘛庙金碧辉煌。此时庙下街上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原来是在开大会，欢迎西藏噶厦政府派去北京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这场面令人鼓舞，我们一下子又来了劲，一路小跑冲下山去，五点整到达昌都兵站。四十五公里只走了九个小时，这是进藏途中走得最快最远的一天。
第二天，搬去江对岸云南坝的马基康大院（后为昌都解放委员会驻地），腾房子，打扫卫生，以便迎接大部队到来。
过了一两天，大部队来了。我们过江迎接，见各自单位的队列过来，便上前抢背包、扛米袋，分别一二十天，见面很是亲热。我注意到老尹在队伍后面，身披一件军大衣，背包可能是让同志们抢去了，但还是坚持扛着那几根彩旗杆子。他面容憔悴，神情萎靡，却佯装没事的样子，艰难地迈着脚步。在他身旁有收容队的同志陪护。
我迎上去问：“老尹，你怎么了？”
他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强笑说：“真倒霉，感冒了。不过没啥大不了的，休息一下就会好。”
收容队的同志在一旁说：“他在江达就病得重了，大家要帮他背背包，他死活不肯，一直坚持到昨天。这不，都这样了，还硬要扛那几根杆子！”
老尹在旁喘着气一摆手：“没事，没事，赶紧走吧。”
我们把大部队迎进解委会大院，男同志们都在一间大房子里打地铺。第二天早上，男宿舍门前聚了一伙人，团长和宣传部的领导也在其中。大家都沉着脸表情悲戚，只听他们在说：“肺水肿，肺水肿，原来以为只是感冒，我们没经验——”我扯一扯旁边同志的衣裳小声问：“啥子事，啥子事？”她附耳告诉我：“老尹牺牲了！”“啊？！”我从人堆中挤进屋去，看见老尹躺在地铺上，脸色仍然有些红润，就像睡着了那样安详平静。鼓眼军医和几位同志围蹲在他周围。他一路上扛过来的旗杆，就在铺头靠墙放着。听说他是鸡叫时病危的，当时请军医打了针吃了药，天快亮的时候就不行了，没想到走得那么快！
想起他平时生龙活虎的模样，我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但他确实永远离开了我们。多好的同志，太可惜了！他是进藏途中牺牲的第一位同志，此后，在直孔梯冰天雪地的路上，又接连牺牲了邓群阶、张国藩等几位同志。尽管没有炮火硝烟，在这迢迢千里的高原之路上，一样充满了牺牲和奉献。为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他们慷慨奉献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把老尹埋在解委会大院后门外，垒起一座新坟，向他三鞠躬，并发誓一定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走完他未走完的路，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
1956年我回内地休假，途经昌都时去看他，那座坟还完好，上面长满了青草。平叛结束后我再过昌都，又去看他时，那座坟没有了，那片地上修起了五幢小楼。山坡上的萋萋芳草和山头上的森林都不见了，光秃秃一片。我到处打听老尹的坟是不是迁到烈士陵园去了，问了许多人，没谁说得清……
“嘀嘀——”一声汽笛把我从沉思冥想当中唤醒，好笑，刚才怎么会把玫瑰花和牺牲的战友联想到一起，大约二者都是美的极致吧！高原玫瑰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下顽强地生长，不停地把美丽和芬芳带给人间，即使凋谢也不变色，其品格一个字——高！老尹们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用他们的灵魂与肉体，谱写下一曲伟大壮丽的生命颂歌。他们的死，重如泰山！不管时间怎样推移，不管天荒地老，烈士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而且永远完美，永远生气勃勃。
最终，我还是没能把高原玫瑰带回去，它在归途中被人偷了。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到站吃饭，司机忘了锁车门，再上路的时候发现唯独我的高原玫瑰不见了。当下痛惜不已，继而又想，别的不偷单偷花，定是气味相投者所为，才好过点。我虽然没能把高原玫瑰带回家，但它已经播种在了我的心田，并牢牢扎下了根，长成一大蓬笼，日日绽放开不败的红花，不停地为我坎坷的人生增加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