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是享誉世界的俄裔美籍双语作家，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由于纳博科夫本人的双语背景，他对俄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均做出令世人瞩目的贡献，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纳博科夫的许多文学理念、创作技巧和写作风格都是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的热点。评论界对纳博科夫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有些评论家给予纳博科夫的小说相当高的评价，有些评论家则对纳博科夫的小说嗤之以鼻。苏联文学批评家米哈伊诺夫斯基曾经毫不留情地在享有盛誉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批判纳博科夫的小说，他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完全抛开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道德问题，纳博科夫冷漠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人和事物，沉湎于运用华而不实的艺术制作棋谜。虽然纳博科夫的小说遭到评论界的质疑和读者的冷落，但是纳博科夫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在尖锐的批判声中，纳博科夫始终坚守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并且在坚守的过程中使自己的风格日臻成熟，最终成功跻身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行列。艺术需要超拔于凡俗的世界，不关乎扶弱济困，也不关乎谴责堕落与惩罚罪恶，只关乎灵魂深处的最隐秘的东西，并最终直达“彼岸世界”，这正是纳博科夫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
纳博科夫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为世人留下大量优秀的作品。准确地说，纳博科夫并不单纯是一位小说家，而且是一位文学家。他进行创作的文学体裁非常广泛，涉及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文学评论，其中尤以小说和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纳博科夫的一生中先后创作十七部长篇小说、五篇短篇小说、四百多首诗歌、九部剧作以及一些文学评论和讲稿，均收录于鲍尔斯编辑出版的《文学讲稿》之中。纳博科夫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先后完成大量翻译工作。他曾经将莎士比亚、歌德、缪塞、刘易斯等文学大师的作品翻译成俄语，也曾经将勃洛克、普希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翻译成英语。
纳博科夫的作品曾经在苏联遭到冷遇，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列为禁书。1989年以前，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禁止在苏联出版。1989年，苏联政府终于颁布对纳博科夫作品的解禁令，此时距离纳博科夫逝世已经长达二十多年。解禁令颁布之后，纳博科夫的小说立刻出现在图书市场上。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纳博科夫的多部小说纷纷涌现，以多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纳博科夫的小说在苏联的出版界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为“纳博科夫现象”。纳博科夫的小说不仅在苏联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在欧美国家也同样引起广泛关注。广大读者热情追捧纳博科夫的小说，促使其销量一路攀升；同时，评论界也高度关注纳博科夫的小说，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多角度、大范围地展开，研究范围由纳博科夫的某几部知名小说扩展到所有小说，研究视角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在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热潮的推动下，读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关注与日俱增。经过这一时期的繁荣发展，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相关研究成功跃上全新的艺术高度。
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划分通常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70年代以前，评论界关注的焦点是纳博科夫小说的结构和形式，主要从美学和元美学的角度对纳博科夫小说展开研究。从研究视角上看，上述研究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鉴于上述研究主要从纳博科夫小说的结构和形式入手，即使该研究能够深入分析小说文本的特征，也会由于在研究过程中过分侧重形式和结构而导致研究内容具有一定局限性。事实上，纳博科夫小说的艺术精神和社会学价值引人深思，也非常值得研究。遗憾的是，70年代以前的评论界完全忽略这一研究视角，只关注纳博科夫小说的形式和结构。直到70年代，这种研究局限性的状况才有所改观，此时评论界的研究视角日益开阔，开始关注纳博科夫小说的伦理价值、道德意义以及“彼岸世界”。此外，纳博科夫的个人生活经历也逐渐被纳入评论界的视野，评论界开始关注纳博科夫的流亡经历以及多元文化的生活环境，重点分析纳博科夫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其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70年代以后，关于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不断深入，评论界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纳博科夫的某几部小说，而是研究其总体写作风格，乃至整体俄罗斯文学，其中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与俄罗斯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尤其吸引评论界的注意力。
纵观西方评论界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大多数研究主要从形式批评、伦理研究和形而上批判的角度展开，另有一些研究从纳博科夫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殊身份入手研究其小说特色。
在形式批评方面，伊奇·斯佳格纳、朱莉亚·巴德以及安德鲁基尔得是形式批评的代表人物。形式批评是指研究者从语词、技法、结构的角度深入分析纳博科夫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1972年，美国评论家巴德出版《水晶之地：纳博科夫英语小说中的技巧》，该书是一本专门研究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专著，研究视角比较新颖，并没有像以往的形式批评一样局限于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的结构、语言、写作风格及其技巧，而是将纳博科夫小说置于美学环境下重新审视。在理论上，巴德承袭斯佳格纳的美学观点，主张将纳博科夫小说置于“艺术”的主题下进行研究，从而呈现纳博科夫小说的诸多特征。巴德认为，纳博科夫在小说中所采用的创作技巧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映像、孪生、学究的乡愁、揶揄的认真、疯狂与堕落、死亡与永恒，所有这些虽然不能为艺术主题所涵盖，但都涉及这个主题。”[1]巴德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个艺术家所描写的‘真实的’主体和客体已经是经过选择、形容的，它们经过剪裁，适应了一个虚构的形式，因此即使那些‘真实’也是通过镜子或棱镜被看到的，常常要通过镜子放在一定的距离外来观看这位艺术家。在纳博科夫小说中，不单是用镜子反映自我，而且是用镜子反映创造过程中的自我之镜。”[2]显然，巴德认为纳博科夫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艺术家或者从事与艺术相关的事业，这些人物有一些共性，即他们都生活在虚构的世界中，远离现实世界，有的甚至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纳博科夫不仅细腻地刻画这些人物，而且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笔下的人物构筑一个绚丽的艺术空间。
在伦理研究方面，L.L.李、朱利安·W.康纳利和埃伦·皮弗是伦理研究的代表人物。L.L.李主要通过将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对纳博科夫小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埃伦·皮弗主要分析纳博科夫小说的伦理内涵；朱利安·W.康纳利则主要从自我与他者的角度入手分析纳博科夫早期的俄语小说。1976年，L.L.李发表一篇名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文章，文中通过形式与意义的有机融合，深入分析纳博科夫小说所蕴藏的深刻含义。通过分析纳博科夫小说，L.L.李认为纳博科夫小说始终围绕一个在多部小说中重现的永恒主题，即艺术本身的主题。纳博科夫并不单纯以艺术本身为目的，他的文学创作的真正目的在于对生命本体的终极体验。L.L.李的研究从艺术入手，深入地反映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全部实质。从表面上看，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以艺术为主旨；从根本上看，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仍然以生命本体的终极体验为主旨。纳博科夫认为，人的本能和本性以艺术创造的形式存在，并且借助艺术的建构使生命具有存在的方式、秩序和意义。艺术创造使人产生一种必然感，这种必然感是人在时空位移中的客观存在所带来的体验。由此可以判断，纳博科夫认为人的生命与艺术创造具有同质同构造，鉴于这种同质同构造的存在，人们将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一种存在的时间感。人们一旦获取这种时间感，便具有追溯过去、把握现在以及预测未来的能力，从而使人们从时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时间对人们的奴役和控制。上述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L.L.李深刻地发掘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与其实质存在的生命之间的必然联系，阐明纳博科夫实质存在的生命本身就是最佳的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本身只是纳博科夫生命本身的最佳形式之一，或者可以视之为纳博科夫重塑时间的途径之一。L.L.李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把握了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实质，而且透彻地分析了艺术与生命之间的关系。
1980年，美国评论家埃伦·皮弗出版《纳博科夫和小说》，从伦理学的角度阐释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价值。由于当时评论界的主流是从美学角度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皮弗的著作一经问世，便完全改变了当时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现状。该书从全新的角度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的意义，为纳博科夫小说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皮弗认为，纳博科夫不单纯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哲学家兼艺术家。皮弗的评论一向以精准著称，她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位优秀的文体大师，在文学创作中比较遵循道德律令，以至于纳博科夫小说的内容时常被评论家所忽视。通过分析《洛丽塔》《微暗的火》《绝望》等多部小说，皮弗深刻揭示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人物所具有的精神中所蕴藏的道德伦理和伦理的潜意识。皮弗指出，由于纳博科夫是道德律令规训下的现实个体，因此纳博科夫小说中始终蕴藏着对人类本质的追寻，即便在凸显形式主义的小说中也没有放弃对人类本质的追寻。纳博科夫曾在多部小说中塑造诸多艺术家的形象，比如《洛丽塔》中的亨伯特，《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绝望》中的赫尔曼以及《阿达》中的范。虽然上述人物形象都分别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他们都试图通过艺术的超越性来控制现实世界。纳博科夫主张自由与民主，因此上述人物的观点与纳博科夫的观点相违背，而且与纳博科夫的伦理内容相背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创造的人物的行为与纳博科夫自身的行为准则毫无关联，因此纳博科夫完全没有必要为小说中人物的行为负责。从读者的角度而言，有些读者总是习惯于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人物与纳博科夫自身联系起来，认为小说中人物的观点代表纳博科夫的观点，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也是纳博科夫行为准则的集中反映。持此种观点的读者完全误解了纳博科夫的道德目的，也没有真正领悟纳博科夫小说所体现的伦理内容。
在形而上批判方面，亚历山大罗夫和W.W.罗是形而上批判的代表人物。1991年，亚历山大罗夫出版《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集中阐释纳博科夫所提出的“彼岸世界”的形而上内容，被誉为阐述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内容的经典之作。1995年，亚历山大罗夫出版《纳博科夫研究指南》，进一步深入研究纳博科夫及其小说。在评论界，《纳博科夫研究指南》与此前传记作家博伊德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出版的《纳博科夫：俄罗斯时代》和《纳博科夫：美国时代》并称为纳博科夫研究成果中学术价值最高、资料最为翔实的学术参考著作，为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全面可靠的参考，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式的参照，同时也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来源和有力的理论支撑。
1981年，W.W.罗发表文章《纳博科夫的幽灵之维》，从哲学、过度抽象的角度分析和探索纳博科夫小说。W.W.罗从形而上的角度入手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的语言与细节，与形而上的观点一脉相承。W.W.罗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细节延伸至纯精神分析的层面，在纳博科夫小说的字里行间寻找精神分析的象征，并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寻找深刻的哲学含义。W.W.罗指出，纳博科夫经常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充满幽灵和鬼怪的世界，其中充满各种使人联想到幽灵游荡和虚空反常的精神印象，比如《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的尘土飞扬代表幽灵出场，《光荣》中的流水声则代表鬼魂已经出现。在《阿达》中，纳博科夫特别突出鬼魂在小说架构中的作用。在小说中，去世的阿克娃为了阻止范与阿达的乱伦关系，其灵魂在女仆布兰奇身上显灵，利用布兰奇的躯体来诱惑范，使范爱上布兰奇而放弃阿达，而布兰奇的诱惑却没有动摇范对阿达的感情。计划失败后，阿克娃不但没有放弃，反而诱惑阿达背叛范，以此来破坏范与阿达的感情，结果她的计划再次失败。事实上，并非范与阿达的感情坚不可摧，而是由于卢塞特的鬼魂一直在撮合范和阿达，促使他们发生乱伦关系。为了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卢塞特甚至自己化身阿达与范结合。纳博科夫曾经斥责和批判W.W.罗对自己小说的极端分析，认为W.W.罗的精神分析过分强调哲学含义，因此而变得非常极端。尽管W.W.罗的研究有些极端，但是他的研究另辟蹊径，为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从纳博科夫小说最早在中国传播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甚至已经成为一代中国读者成长的轨迹。在过去三十余年的时间里，纳博科夫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曾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历程。在纳博科夫小说传入中国之初，其小说并未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国内评论界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诸多诟病。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民众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在传统观点的驱动下，中国读者对外来小说中译本的接受度始终不高，对充满异国风情的纳博科夫小说始终具有一种陌生感。同时，国内的评论界对纳博科夫小说的接受度也不高，普遍认为纳博科夫只是一位不入流的作家，称其小说的道德内容以及写作风格都有待商榷，形成对纳博科夫小说认知的偏差。国内评论界对于纳博科夫小说的认知存在偏差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纳博科夫创作风格的转变。纳博科夫是一位由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其早期小说均为现代主义小说，在创作的中后期其创作风格才转向后现代主义。在早期的小说中，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还处于发展阶段，尚未成熟，而且纳博科夫的现代主义小说所引起的关注度远不及其后现代主义小说，因此其早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常常成为评论界遗忘的角落。在中后期的小说中，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日臻成熟，创作风格也由现代主义逐渐向后现代主义过渡，而且最先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纳博科夫小说也为其后现代主义作品，因此评论界纷纷将目光齐聚纳博科夫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而几乎忽略了其现代主义小说。由于纳博科夫的成长历程和文学创作生涯被完全割裂，因此造成评论界对纳博科夫小说的认知偏差。
随着越来越多的纳博科夫小说被译成中文并出版，中国读者逐渐熟知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及其小说在中国也逐渐引起评论界及读者的广泛关注。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纳博科夫小说是《普宁》。1981年，《普宁》的中译本首次在中国出版，此后纳博科夫的其他小说也逐步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在纳博科夫小说的中译本在中国发行的几十年时间里，评论界和读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产生前所未有的热情。随着中译本数量的不断增加，不仅纳博科夫在中国所拥有的读者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评论界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关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研究成果日益增加，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研究视角日益繁多。尽管如此，国内关于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翻译和研究仍然无法与国外的研究相媲美。就国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国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水平仍与国外的研究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尽管近年来国内关于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数量大幅度增加，研究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国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主要从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技巧等角度切入，没有把握纳博科夫小说的全部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缺乏对纳博科夫小说的全面评价和系统认识，尚未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特征。此外，目前对纳博科夫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等既比较知名而且较早有完备的中译本的几部小说，而对于尚未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小说则研究不多，单纯从几部小说来归纳纳博科夫小说的性质和特征难免有失偏颇。另一方面，创新性不足。目前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一般采用传统理论对纳博科夫小说进行分析，研究视角与现有研究交叉重合，研究方法也存在重复性，研究理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均缺乏创新性。
进入21世纪，国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发展得如火如荼。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间，评论界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洛丽塔》，大量文章以《洛丽塔》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上看，许多研究打破原有框架，将后现代主义引入研究框架，形成全新的研究视角；从研究方法上看，许多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包括社会历史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多种方法。在多种研究方法的引导下，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21世纪的第二个五年间，评论界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对纳博科夫小说及其文学观点的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全面，既有对某部小说的具体研究，也有对纳博科夫不同时期或不同风格小说的系统研究，研究水平较比之前的五年有显著提高。在第一个五年间，评论界主要聚焦的小说是《洛丽塔》。在第二个五年间，评论界对《洛丽塔》的关注度依然没有降低。在对纳博科夫小说的研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研究将其研究对象确定为《洛丽塔》。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存在较比前一个五年阶段的进步之处，那这一时期评论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微暗的火》《绝望》《黑暗中的笑声》等小说。在21世纪第三个五年间，国内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依然如火如荼，研究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在这一时期，由于前两个五年的研究已经为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逐渐进入成熟阶段，研究内容包罗万象，研究视角灵活多变，研究方法种类繁多，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纳博科夫的小说，评论纳博科夫的小说所反映的多重视角，阐述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剖析纳博科夫的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技巧，探寻纳博科夫的生命之旅，总结纳博科夫的文学思想。对纳博科夫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不仅限于对小说本身的研究，而且包括具有后现代主义气息的文本，其中有些研究已经上升到精神世界的高度，使读者在不断探索中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纳博科夫的小说。由此可见，国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经过数十载的发展，已趋成熟，不仅使纳博科夫小说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使纳博科夫小说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拓宽。虽然国内关于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各方面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而且一直保持大规模发展的态势。
如果单纯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国内学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纳博科夫的小说形式以及写作技巧的分析和讨论，主要包括对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叙事策略以及语言特点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纳博科夫小说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因素的分析，以及对纳博科夫小说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尽管可以为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分类，但是我们无法准确地将纳博科夫本人归入任何群体。纳博科夫是一位非凡的作家，他始终宣称自己身上不带有任何集体性标签，自己也不隶属于任何群体。纳博科夫持有偏离传统的文学观点，创作独具特色的文体风格，并且在文学创作中使用多元化的语言，堪称一位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目前，国内学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呈现多元化，从多个角度对多部小说展开研究。
有些学者从道德角度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的内容及实质。1955年，《洛丽塔》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巨大反响，然而随后许多国家就将其列为禁书，认为书中掺杂过多的色情描写，尤其其中所描写的亨伯特与洛丽塔的乱伦关系更加为世人所唾弃。国内学者于晓丹另辟蹊径，认为色情与乱伦并不是导致《洛丽塔》被列为禁书的最主要原因，真正原因在于《洛丽塔》中所描写的情节和人物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社会的出版规范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洛丽塔》并不是一本道德堕落的小说。另一位学者毕其玉则认为《洛丽塔》无视道德，完全冲破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毕其玉接受“艺术是欺骗”的观点，但是他反对作家以“艺术是欺骗”为借口随意创作小说，完全不顾小说的道德水准，肆意践踏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创作反映一定道德内容的小说是作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纳博科夫所创作的《洛丽塔》并没有恰当地履行这一社会责任，故而难以为社会所接受。
有些学者从纳博科夫的艺术观角度研究纳博科夫的小说及其写作风格。纳博科夫喜欢字谜游戏、象棋以及捕蝶，并擅长将其运用于小说之中。纳博科夫对蝶类、象棋以及字谜游戏的痴迷爱好与其家庭背景及流亡经历密切相关。纳博科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捕蝶专家，他将对蝶类细致观察的观察力应用于小说的细节描写之中，使小说的细节描写精准、到位、丝丝入扣。纳博科夫对字谜游戏和象棋的爱好不仅使其成为思辨高手，而且使其逻辑能力超越常人。由此可见，纳博科夫对字谜游戏、象棋和蝶类的爱好不仅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其艺术观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纳博科夫艺术观的研究主要以纳博科夫某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为突破口，进而以点带面地分析纳博科夫独具特色的艺术观，并在对艺术观的分析过程中揭示纳博科夫小说的虚构性和原创性。诚然，也有一些学者从创新性的角度研究纳博科夫的艺术观，比如国内学者马红旗的文章《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政治意识》创新性地从纳博科夫政治意识的角度研究其文学观。通过分析《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洛丽塔》《普宁》《王，后，小丑》等十四部小说中纳博科夫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文章指出纳博科夫所描写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和形色各异的女性形象与纳博科夫自身的政治意识密切相关，并且将纳博科夫的政治意识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二是难以割舍的俄罗斯情结。纳博科夫对形色各异的女性形象的刻画充分体现纳博科夫的自由意识以及他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纳博科夫对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描写则充分体现其难以割舍的俄罗斯情结。伊丽莎白是集多种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传统女性形象，令人神往和倾慕；丽莎是鄙俗的女性形象，令人厌恶和鄙视；玛戈则是心狠手辣的、残酷的女性形象，令人心寒和恐惧。纳博科夫通过描写这些女性形象及其对男性的影响，借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反观男性，普宁、亨伯特、金波特均是典型的俄国流亡知识分子形象，纳博科夫通过对上述人物形象的描写，借以表达自己难以割舍的俄罗斯情结。鉴于纳博科夫将自身的身份特征赋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通过分析纳博科夫笔下人物的思维状态和情绪变化，评论家和读者能够更加透彻地洞见纳博科夫的心理状态，更加有条理性地阐述纳博科夫透过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意识。
有些学者从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角度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纳博科夫是一位跨民族、跨文化的作家，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为评论界从文化角度研究其小说提供了着眼点。许多评论家通过梳理纳博科夫小说，将纳博科夫小说划分为俄语小说与英语小说，以此突出纳博科夫小说的俄罗斯情结和后现代主义精神。国内学者李小均以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为着眼点，在其专著《纳博科夫研究——那双眼睛，那个微笑》中全面而详尽地论述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人物形象以及写作风格。首先，该书从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创作中运用的语言特点入手，有逻辑、有条理地归纳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大致图景；其次，该书从纳博科夫的文学思想入手，总结和归纳纳博科夫关于媚俗、个体、记忆等观点；再次，该书从纳博科夫的多部小说入手，将纳博科夫划归为“自由反讽者”，指出纳博科夫是不带有任何集体标志性的作家，很难将他明确地归入某一类别或群体，也很难为其打上某种语言、文化、族裔特征的烙印。纳博科夫的小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满不确定性和独特性，因此纳博科夫是一位超越传统局限，并且在文学创作中开疆拓土的作家。对于纳博科夫所处的时代而言，他是审判者也是反讽者。周启超从纳博科夫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殊身份和背景入手，在《独特的文化身份与“独特的彩色纹理”——双语作家纳博科夫文学世界的跨文化特征》一文中研究纳博科夫小说的跨文化含义。该文从跨文化角度研究纳博科夫的小说，不仅突破原有的研究视角，而且梳理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研究在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的进展。针对俄国批评家指责纳博科夫小说没有体现俄罗斯传统、缺乏“俄罗斯骨血”和乌托邦色彩的批评，该文指出俄国文学界和英美文学界在分析及评论纳博科夫小说时有失偏颇。英美文学界主要从文本、语言和叙事策略等角度入手分析及评价纳博科夫小说。由于英美文学界过分强调形式的批评，导致对于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思想内容缺乏深刻的发掘。上述研究不仅揭示纳博科夫小说的价值，而且彰显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转向。纳博科夫小说的跨文化、跨民族特性为评论界以更加多样性的视角对其小说展开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有些学者从叙事形式角度研究纳博科夫小说。叙事形式包括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结构等多个层面，从叙事形式的角度入手分析纳博科夫小说对于深刻认识纳博科夫的叙事风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欧阳灿灿主要从叙事形式角度研究纳博科夫小说，其文章《论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创新性地以时间观念为视角深入分析纳博科夫小说。该文称纳博科夫为“极其严肃的作家”，指出任何出现在纳博科夫生活中的时间的断层都会在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文章从纳博科夫的个人背景和流亡经历入手，以巴赫金关于时间的观点为理论导向，探索纳博科夫的时间断裂意识，阐述纳博科夫小说中体现的时间意识所具有的特点，即小说内容的狂欢性和叙事形式的空间性。此外，文章还论述断裂的时间观对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指出时间意识是贯穿纳博科夫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关键线索。在纳博科夫小说中，时间具有非连续性，这一特点使纳博科夫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写作风格，从而使纳博科夫成为由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学过渡的作家。断裂的时间是纳博科夫小说的叙事内涵和叙事形式的重要因素，对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曾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如此，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创造断裂的时间，而在于弥合断裂的时间，以便实现“审美狂喜”。在叙事内容方面，纳博科夫的写作目的在于揭示人与世界的崭新的和谐关系，从而向读者展现一种狂欢式的体验，描述狂欢化的笑声、怪诞的人物以及危机四伏的时间和空间点，以此修复象征性的断裂与痛苦，最终实现存在上的整体感。
有些学者从主题角度研究纳博科夫及其小说。刘佳林在自己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指出，理解纳博科夫的流亡者身份以及流亡经历是深入分析其小说主题的一把钥匙，只有理解纳博科夫的流亡身份和流亡经历，才能准确把握其小说所反映的乡愁主题、时间主题和自由主题。此外，刘佳林曾发表题为《纳博科夫研究及翻译述评》的文章，该文将纳博科夫的全部小说进行梳理，勾画出纳博科夫各个创作时期的创作轨迹，同时也对纳博科夫小说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划分纳博科夫研究的各个流派，归纳各个流派的理论观点、研究视角以及研究的发展趋势。此外，文章还列述纳博科夫小说在中国的传播状况、研究状况以及目前国内学者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研究的局限性。早期对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小说的内容，许多学者重点关注的是纳博科夫小说的内容是否具有俄罗斯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研究的着眼点逐渐由内容转向形式，聚焦于美学与元美学的批评，深层次挖掘纳博科夫的精神世界。随着对纳博科夫精神世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有的关于纳博科夫小说内容的研究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尤其对于纳博科夫小说的伦理内容以及形而上观点的研究更加具有条理性、逻辑性。两个研究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章还前瞻性地论述纳博科夫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按照研究内容划分，关于纳博科夫及其小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趋势，即“细化”和“泛化”。前者是指通过研究纳博科夫的某一部小说来分析和评价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阐明纳博科夫文学创作的意义；后者是指不再局限于纳博科夫的某一部或者某几部小说，而是将纳博科夫小说置于俄罗斯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研究视角也更加多样化。
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纳博科夫原本在俄国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政局的动荡和战争的摧残使其被迫在颠沛流离中经历了几十年的流亡生活，这段流亡经历在其多部小说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纳博科夫将其流亡经历以不同方式从不同侧面展现在人物形象或者小说情节之中，因此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纳博科夫在小说中的代言人。纳博科夫持有独特的文学观，他认为不应该将文学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也不应该赋予小说过多的社会责任。对于纳博科夫而言，小说只是对人类灵魂深处的、隐藏于心底的想法和理念的发掘，因此他喜欢在小说中设置迷局和文字游戏，认为艺术本身就是带有谜题性质的制作。尽管如此，纳博科夫小说并未停留于艺术技巧的制作，而是真切地反映自身的流亡经历和多年辗转生活中的心路历程。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是精心雕琢的语言艺术品，他经常以带有神秘色彩的语言细腻地刻画丰富的情节，营造奇幻的小说基调和氛围，探索人类内心世界的曲折迂回，赋予小说语言特有的质地和美感。本书通过对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叙事策略等方面的详细梳理、研究与评析，全面、深入地分析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以期对纳博科夫长篇小说进行综合全面且鞭辟入里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