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新与旧的斗争就像这绵延不息的岁月一样，与历史发展相伴。新与旧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是社会之所以进步的根本所在。
然而，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充满了艰辛与苦涩，充满了斗争与血腥。翻开历史画卷，无数新与旧纷争的场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旧势力的血流出来了，许多仁人志士倒下了。这就是斗争的残酷，历史的无情！
综观新事物发展的历史，新旧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
首先，在各个历史转折时期，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斗争。如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商鞅等一批改革者与奴隶制不懈地斗争；封建制末叶，资本主义崭露头角，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的诞生。
其次，在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政治、经济危机威胁着政权生存的关键时刻，统治阶级有识之士为拯危救难，而进行的社会变革中与旧势力的艰苦斗争。如北魏的孝文帝、宋代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张居正、清代的戊戌维新派等都属于这一范畴之改革者。
此外，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是对旧制度的沉痛打击。而当被统治阶级的暴力革命摧毁了旧政权，统治阶级又重建新王朝的时候，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往往能对旧政权的弊政做以调整，这都是新旧交替的重要内涵。
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浩如烟海。这正是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以及灿烂的今朝！
基于本书篇幅，我们只把那些历史转折时期以及王朝危难时期的新旧斗争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人们去认识它、回味它。在惊涛骇浪的历史沉浮中，每当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它总要受到旧势力的强大阻拦，正因为此，新事物总是不断受到波折、创伤乃至暂时消亡。但是，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却生生不息，它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无可辩驳，它给人们留下的财富更是十分丰厚的。新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而新事物最终要战胜旧事物，历史就是这样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着。
商鞅变法是与旧势力激烈斗争取得成功的典例。虽然商鞅命运十分悲惨，竟在死后还被施以车裂之刑，但是，他与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亡政息的改革有很大不同。之所以前者成功了，而后者却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政治、经济改革是否协调一致、相辅相成；是否有强有力的法律做保障；改革者的自身素质以及位居人君的最高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改革意识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决定改革成败至关重要的。另外，当一个制度代替另一个制度的历史大潮来临之际，只要改革者顺应潮流而动，再加上改革者自身的智慧与才干，就很容易取得成功。商鞅正是处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时期，他感受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从而建立了丰功伟业。而王安石与张居正的改革却与此不同。他们是处于封建政权已走向衰弱，王朝之弊已积重难返之际，这些志在有为的中华精英欲励精图治、拯危救难。但是，危机的王朝走向没落与垂死，正如新兴的制度走向繁荣与昌盛一样不可逆转！
诚然，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也可称得上是历史转折时期即封建制灭亡资本主义产生之际的产物。但它是当中国封建大门被外国洋枪洋炮打开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掀起的学西学、办洋务的运动，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企图以特殊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虽然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中国还没有兴办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洋务运动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的历史潮流，而洋务运动更多具有的也是维护那千疮百孔的封建制度为目的，以西学补救中学，必然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的启蒙意义极其深远，只有在此时，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才知道，自己的身外还有一个先进的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拯危救难的改革可谓层出不穷，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以及清朝灭亡前的维新运动，都属于这一范畴。在王朝衰微、江河日下之时，少数改革家的孤军奋战无以扭转乾坤，失败的命运也是必然的。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与旧势力的抗争，才使无数后来的人们勇往直前、战斗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改革者，他们以先进的汉族文化为楷模，艰苦创业，勇于进取，大力革除本民族落后旧习。不但使本民族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对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因篇幅有限，只收录了北魏孝文帝和蒙古耶律楚材的改革为例。
掩卷思索，无数惊涛骇浪已成历史，无数刀光剑影已成过去。当我们从书斋中走出，感受到的是一片温暖的阳光，周围是那样祥和、美妙，而又充满生机。原来，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该是多么美好！改革，已使我们的民族走向了繁荣，也只有改革，才能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富强！然而，如何更深入地将改革进行下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前的一道难题。或许此书能给人们提供些许借鉴，能对人们有所裨益吧。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