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我们知道你在八十年代末完成《遗弃》和《一个影子的告别》等两部长篇之后终于又进入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状态，写作并发表了新作《白求恩的孩子们》。你跨出这新的一步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曾经有评论家注意到“时间”是你文学道路上的一个突出因素。你自己也这样看吗？
我每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和重写。我不少作品的发表都充满了坎坷。我大多数作品的“出名”与出版之间也总是相隔着“时间”之谜。《遗弃》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它出版八年之后才突然从一部默默无闻的小说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名作。而去年发表的《小贩》是我“用三十三年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这种神秘的时耗是我不愿意看到又必须接受的事实。我已经学会了与这种消极因素相处。我甚至会“苦中作乐”，将虚荣和实惠的延迟当成是一种扎实的荣誉。我的写作就像是长跑，它需要身体和精神的韧性。
从你新作的题目很难猜想小说的内容。“白求恩”当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符号。你被林贤治等评论家高度赞扬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已经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接近过这个符号。大家都认定“白求恩”是那篇小说主人公“怀特大夫”的原形。在你的新作里，“白求恩”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而我们知道，现实中的白求恩从来没有做过父亲，你小说中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指代的是什么人？
《白求恩的孩子们》展示的是两个中国家庭（尤其是两位母亲）和三个中国孩子的命运。它的时间跨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北京奥运会前夕。它的空间从中国南部的一座小镇伸延到北美的双语城市蒙特利尔（那是白求恩来到中国之前居住的城市，也是小说的叙述者离开中国之后居住的城市）。“白求恩”是一座用文字建构的迷宫，一座历史的迷宫。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走进和走出（或者走不出）这座迷宫。他们都应该被包揽在“白求恩的孩子们”这个特殊的群落中。这个群落甚至还可以包括我在加拿大遇见过的一些当地人。白求恩的精神养育了他们。白求恩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白求恩”和“孩子们”为我的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在这个空间里重新审视了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
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呢？
如果说《遗弃》聚焦于个人的生存状态，《白求恩的孩子们》着重的就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充满着“荒谬”的细节。这“荒谬”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以及文学智慧的源泉。我的许多作品，尤其是我的“战争系列”作品（如《首战告捷》、《历史中的转折点》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都试图揭示这种以不同方式困扰所有人的“荒谬”。《白求恩的孩子们》是这条文学道路的伸延。
长篇小说这种形式为你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吗？
是的。我称这部作品是布满笑料的悲剧。篇幅上的相对自由为叙述提供了许多缓冲区，让叙述者可以将许多幽默的素材安插在叙述的链条上，用反讽来增加叙述的张力。当然，我没有滥用这种自由。《白求恩的孩子们》结构非常严谨，语言相当讲究，叙事风格坚守我一贯坚守的“节制”原则。
这部作品的献词提到了“必须的奥秘”，这是理解这部作品的一个关键词吗？
白求恩在离开加拿大之前给他最重要的情人留下了一句话，说她知道他为什么“必须”去中国。这就是献词中“必须”一词的来源。我长期研究白求恩的档案，这“必须”对我一直是一个谜，一个巨大的存在之谜。我相信白求恩本人知道它的谜底，他的情人也知道它的谜底，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深受他影响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不知道。写作的野心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解开存在之谜。通过作品中三个孩子的命运，我开始理解了这“必须的奥秘”。这奥秘再一次见证了历史的荒谬。
你移居异域已经将近十年了，你在小说中的这些历史和哲学性的思考，是否与“离去”有关？一个作家生活疆域的扩大是否有益于他写作疆域的拓展？
我的作品中一直充满着历史和哲学性的思考。我的“战争系列”小说被我自己称为是“历史外面的历史”，而我的《遗弃》曾被何怀宏教授列为中国的三本哲理小说之一（另外两本是《黄金时代》和《务虚笔记》）。当然，异域的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历史著作，让我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关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对立的证据和对立的解读，这对我认识历史的荒谬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不过，生活疆域的扩大与写作疆域的拓展之间也许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因为文学并不是见闻。文学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有更神秘的来源。卡夫卡一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城市，但是，他对生活的认识超过无数“行万里路”的人，他精神的疆域几乎囊括了全部的人类生活。
但是，母语之外的语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上有许多不懂外语的好作家。用母语写作的质量与作者是否掌握母语之外的语言也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写作者必须对自己用于写作的语言怀有激情、敬意和警觉，这是关键。不过，《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情况有点复杂。它最初的部分是我在一位加拿大著名作家开设的硕士写作班上完成的期末作业。后来，我继续用英语写成了整部作品……但是，直到我用汉语重写出这部作品之后，我才对它充满了信心。这次奇特的创作经历让我对汉语和英语在我个人写作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母语之外的语言使你在异域的创作有了更多的空间，也使它变得更加复杂。
是的。除了那些积极的影响之外，语言之间的冲撞也必然给写作者带来更多的困惑和焦虑。因此，一个远离祖国的写作者比一个远离祖国的牙医或者厨师面临着更大的精神考验。
那么，这些年的异域生活中让你最有体会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生活方式非常落后。我喜欢读书，喜欢宁静，喜欢步行和跑步，喜欢听陌生人的故事，喜欢听收音机，喜欢从事与前途没有关系的学习……在异域，我的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当然，重要的是还要能够顶住寂寞。寂寞来自意义的丧失。布罗茨基在一篇关于流亡的随笔中说，异域生活教给作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无意义”。卑微感是战胜寂寞的武器。我在很小的年纪就对卑微有很深的认识。卑微感几乎是我的童子功。我开始异域生活之前发表的访谈题目正好是“面对卑微的生命”。而我对细小的事物也会有很大的兴趣，路边的一棵野草可能会比一个著名的文学奖更引起我的兴趣。这种习性让我对寂寞有更强的抵抗力。
去年你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漂泊，到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这被人们视作是你的“回归”。我想知道，“回归”会给你带来新的身份焦虑吗？
我仍然在漂泊，暂时还没有“回归”的焦虑。但是，一旦“回归”成为我的航向，我相信自己会被新的身份焦虑困扰。“离去”和“回归”其实都是充满悖论的概念。物理的离去可能就意味着精神的回归，而物理的回归又可能意味着精神上的疏离。
有没有可能摆脱这种困境呢？
佩索阿曾经说葡萄牙语是他的祖国。我想，当“故乡”和“异乡”在现实中位置颠倒的时候，精神的家园是非常重要的。我迷恋语言，迷恋词、句子和表达。我对地理的乡土已经越来越淡漠了。我同样也认语言为故乡为祖国。这种认同当然能够缓解那种焦虑。只要我还在写作，只要我还有能力写作，我就会感到内心的平静。只要能够写出下一部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就会得到内心的平静。
你还有另一种更简单实用的“武器”。
是的。近年来，我迷上了长跑。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跑五千到一万米。在异域，我有很理想的长跑路线。这次回国，我发现北京和深圳同样有令我激动的长跑路线。在北京的时候，我每天清早五点起来，从距离天安门八公里的朝阳区东侧沿建国路和长安街一直跑到复兴门外大街。在深圳，从莲花北跑到华侨城是我的理想路线。这种长跑模糊了异乡和故乡之间的差别，也有利于缓解身份的焦虑。
这样的运动强度在中国作家中非常罕见。
是这样。它又一次呼应了关于我是“异类”的标签。
你会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吗？你的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呢？
我还会继续。我现在至少有三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我的下一部小说也许与“李尔王”有关。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故事。我已经为这部作品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反复阅读莎士比亚的剧本。这部作品中会有许多关于语言的讨论。
后记
这篇访谈发表于2011年8月8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采访提纲由《深圳商报》文化记者刘悠扬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