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荀慧生《小留香馆日记》
傅谨
荀慧生（1900—1968）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之一，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并称京剧“四大名旦”，足见其艺术成就和影响。荀慧生具有开创性和魅力独特的“荀派”表演艺术，为他在京剧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传人遍布全国各地，无论是他对京剧传统剧目风格感极强的演绎，还是他自己新创的带有浓厚荀派色彩的剧目，都依然在到处上演。荀慧生的一生是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一生，然而，荀慧生还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那就是他的日记。他斋名为小留香馆，故日记题名为《小留香馆日记》。
一
很难想象，出生在贫寒家庭，从小就被卖到梆子戏班里学戏且一辈子以演戏为生的荀慧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记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从1925年到1966年的四十多年里，《小留香馆日记》累积了多达44本（一说45本）。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批日记历经劫难，在社会剧烈动荡和政权几度更迭的数十年里得以保持全貌。“文化大革命”中荀慧生受到冲击，包括日记在内的大量财物均于抄家时被掳走，“文革”结束后家产被发还，珠宝失落不少，这批日记居然完璧归赵。悲剧却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没有毁于战火和乱离，甚至都没有毁在红卫兵手里，却在荀家其后的析产过程中失落了大部分，至今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现在我们找到的，只是残存的6册，其中又包括两部分，一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一为40年代，中间有多年的间断。不过，这6册日记记录的恰好是荀慧生艺术上最辉煌的年代，前一阶段，恰逢他从一位初获声名的演员成长为名家的重要转折点；后一阶段，更是他人生的顶点，这是他一生中享誉最盛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的时期，他所遭遇的各类纷扰越多。因为无从得见全璧，我们很难武断地判定其他部分是更精彩抑或较乏味，但仅从这一部分看，这部由和宝堂等人悉心整理的《小留香馆日记》已经堪称一部奇书。它所具备的独特且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不仅仅在文献层面和艺术层面，更在社会学方面。说它是民国年间伶人生活的一部别样的百科全书，恐怕也不为过。
我有幸在日记正式出版之前，就先于普通读者看到它的原文，心情十分复杂。我想我不能说“先睹为快”，用“震惊”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这里所说的“震惊”，首先是震惊于日记的主人居然将他的真实生活内容如此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这些未经粉饰的内容，和我们以往所知的荀慧生的形象，实有太大反差。仅就这6册日记而言，荀慧生当年的生活状况，完全超出了我此前对这位名伶生活的想象与理解的极限。我不知道当这部日记面世之后不久，是不是就将有人依据这些可靠的一手资料，为荀慧生写一部更接近人物本真面貌的传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曾经给荀慧生写过传记的作者们，面对这些日记大约是会有些郁闷，因为通过这些日记，我们突然发现，坊间任何一部有关荀慧生的人物传记或其他记录性文字，都离真相太远。
我相信让荀慧生日记以这种近乎本真的方式面世，更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二
当我们面对《小留香馆日记》的原文时，才能切身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对名伶的日常生活样貌并无多少了解。无论是在民国年间还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各类报刊上有关他们的诸多报道与评论，几乎从未真正揭示出他们的生活真相。坊间偶尔也有以伶人为主角的小说问世，其中毕竟夹杂或多或少的虚构成分，一般读者也不会真把这类小说当信史读；至于各类名伶传记，撇开为传主讳言的成分，作者纵算和伶人们再接近，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私生活和真实的情感世界，更难以奢望其切入如此深的生活细部和情感角落。现在我们拥有了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总算有机会获得了一个记述现代社会中京剧名伶日常生活最有价值也最可信的文本。
在荀慧生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的艺术与人生，同时也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荀慧生以演戏为生，在通常情况下他生活在以表演为中心的天地里，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只要对他的演艺生涯没有形成直接影响，大致不会引起他多少关注。但我们在这部日记里看到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小留香馆日记》里极为罕见地，完整摘抄了当天北京《晨报》的标题新闻，其震惊与愤懑之情力透纸背。他这样强烈的反应似乎出于本能，因为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难”这个词就频频出现在日记里，不仅充分展示了这场变故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冲击，通过伶人们的相互交谈，也可以看到这场变故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包括荀慧生在内的普通国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出现的场合与内容，更渐次发生种种微妙的变化。其中固然有各界人士积极组织和参与的救亡活动，有主人公参加各类义务演出的记录，但是，透过荀慧生的记载，我们还看到“国难”被不同人用不同方式消费，因而衍化出林林总总的众生相。其中不乏打着“爱国”旗号的离谱的表演，他们对荀慧生以及他的同行，以及社会各界造成的困扰，实不能全然无视。荀慧生似有先见之明地洞察了这样的结果，他这6册日记所涉的时间段，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化并不少见，却唯有“九一八事变”在日记里留下浓重的笔痕，恐怕并非偶然。
在这部分残存的日记里，恰好记录了现代京剧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荀慧生创作演出的许多事实，更可以从中得到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印证。比如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的盛会，尽管当年的《梨园公报》印有特刊，但直接参与表演的当事者的记录，这却是独一份。且正因日记有出自主人公的独特视角，一些有趣的细节，是从未在其他记录中看到过的。比如第一天他的《鸿鸾禧》是和姜妙香合演的，与通常史料所载有异，但日记无疑更加可靠。还有，我们看到，为了这场演出，不仅主人杜月笙接送招待的礼数十分周到，道上的朋友们也无不倾力相助。日记里写道，头天戏毕之后，“张师以自卧之床相让，而自睡于门口床上”，实不失为一桩美谈——这里所说的“张师”，就是海上与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齐名的闻人张啸林。荀慧生曾经很正式地拜在张啸林门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日记里言必称“张师”，而且看来，张也确实很眷顾他。
当然，荀慧生也记下了他“与小云、兰芳、艳秋合演《四五花洞》”这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若非杜家天大的面子，要让他们四人合演一折戏，简直是天方夜谭。提到合演《四五花洞》，不能不提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同灌《四五花洞》唱片的过程。说是一张唱片，其中四大名旦每人只有一句唱，许多人对他们四个人谁唱哪一句的争端，言之凿凿，仿佛真是一件大事似的，但荀慧生的日记对此并未特别交代，只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而杜家祠堂表演《四五花洞》时拍了电影这件日记里突出描述的更重要的史实，反倒不太听到人们提及。
京剧史上，有很多对八卦感兴趣的人们津津乐道却又语焉不详的掌故，有这份日记作为旁证，某些细节算是可以坐实了，而另一些近乎文学想象的揣测之辞，总算可以消停。
荀慧生虽然是京剧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家，与社会上三教九流都要打交道，但他日常交往的对象，仍是以同行为多。余叔岩之“健谈”，梅兰芳之“滑稽”，都与外行的印象大相径庭。由于是私家日记，他日记里提到各位同行时，评价有时不免过于坦率，屡屡提到某人“营业不佳”时，竟有种无法掩饰的幸灾乐祸。如果说他的日记中对同行略嫌刻薄，并不为过。然而，这也正应了《增广贤文》里那句老话——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
其中，荀慧生和四大名旦中其他三位的关系，是日记里颇有看点的部分。相对而言，他似乎和程砚秋的交情最深，而对梅兰芳则颇有微词。毕竟江湖风波险恶，尤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即使以梅兰芳做人的周到，也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不过说到底也没有什么大事。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是1943年底他和程砚秋的一段对话：“程砚秋来访谈，并送各友扇面互相写画，谈伊本身为人，晚年老时以务农为生，不再出演。现常至海淀农场施行农人生活，服装甚为俭朴，养性之乐。现余四人思想各不相同，梅之思想欲垂后世；尚仍以演剧为宗旨；程性好清静，以务农终其余年；余则以商业为求今后道路，想大不相同。”这时已经是抗战后期，程砚秋已经隐退至北京郊区务农，而梅兰芳从抗战开始后就谢绝舞台，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欲垂后世”——话说梅兰芳也确实因此获得很高的社会声誉，成为民族的偶像，这点他们算是看对了。其中最不靠谱的是荀慧生对自己“以商业为求今后道路”的安排与评价，从日记看，荀慧生貌似很有商业头脑，可惜的是他在这方面，真是志大才疏。日记里很大篇幅，都在记录他不同阶段参与的各类与商业相关的活动，尤其是开办留香饭店，这些计划每项都曾经给他无限憧憬和希望，但是最终不仅没有获得期待中的收益，还给他带来多少不等的亏累，更使他不得不陷入大量纠纷中，牵扯了许多精力。民国十年后直到抗战期间，荀慧生在艺术上一路顺风顺水，确实赚了很多钱，他一心以为可以通过经商让财富增值，也不断有人围在他身边，给他出各种主意，然而种种投资几乎全以失败告终，临了还是得靠演戏。如此说来，四大名旦里，他其实是最糊涂的一位。
三
在阅读这批日记之前，我从未想象过像荀慧生这样名满天下的名伶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和复杂，尤其是他一直被毒瘾和病痛所折磨，就他心理状态而言，他一直处在精神崩溃边缘。从这部日记的前几页起，我们就看到一个既沉溺于毒品，又在时刻想摆脱毒品对身心的控制的荀慧生。清代以来鸦片泛滥，社会各阶层都出现大量瘾君子，伶界也不例外。进入民国后鸦片逐渐失势，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替代品，这些更具刺激性的毒品，有更强依赖性，更难戒断。我不想说荀慧生的毒瘾完全是为应对繁重演出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为之的，尽管有时我们会看到，有时演出压力确实是他不得不加大毒品注射量的原因；实际上他也一直希望彻底戒毒，并且为之经历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花费了许多钱财，其中也包括很多冤枉钱。他的吸毒史几乎就等同于戒毒史，反过来说也成立，但这些努力却最终付之东流，令人唏嘘。我们只看到他在舞台上创造的卓越的艺术形象，他永远把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现在舞台上，而作为欣赏者的普通观众，在崇敬与欢娱之时，无从得知他在搏命演出时要忍受怎样的痛楚，在为人类创造精美的艺术时，作为个体的伶人，需要付出的是什么代价。
从《小留香馆日记》的记载看，麻将在荀慧生的日常生活里的分量真不算轻。他酷爱麻将，这既是他的娱乐方式，也不失为一种交际手段。那些他身边的文人墨客进得门来，通常是“手谈”“竹戏”，同行和其他客人来访，也经常打上几圈。演出之后，吃过点心，也经常来上四圈或八圈麻将，甚至通宵达旦。有好几段时间，麻将几乎是他每天的必修课。状态不好时他输得很惨，这时就会在日记里留下一些抱怨，不过多数时，他并不需输赢计较。
当然，日记里也少不了荀慧生和朋友，尤其是报界朋友花街柳巷的冶游。召妓侑酒，在他那个年代，大约还上升不到私德不彰的高度，比较可议的，反倒是他和众多女友的交往。这样的交往与荀慧生对家庭、对发妻子女的责任感和深厚情感并行不悖地，贯穿在这部残缺的日记之始终，虽然比不上麻将那么频繁，但也不失为日记里一项重要内容。从日记里很难完全分辨这些和荀慧生往来的女性的社会身份——有女学生，似乎也有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交际花，她们和荀慧生的往来中看不到金钱买卖的痕迹（按日记的风格，若有较大笔的开支，主人公不大会一点不提）。所以，说她们是荀慧生的追慕者，大约不会离真相太远。尽管日记里多半用“秘谈”“畅谈”之类隐语描述其交往过程，但她们与主人公之间经常性的肌肤之亲，显然无须讳言。大抵从前后文看，这些非正式的关系之开端，未见得是荀慧生本人招蜂引蝶，然而坦白地说，面对这些女性投怀送抱时，在多数场合也看不出荀慧生曾经表现出过某种程度的犹豫和矜持。他似乎很享受且很娴熟地与这些女性周旋，有时甚至要赶场；偶尔也会表现出一点不满，尤其是他和一位名为易阿莉的女性持续很多年的时断时续的关系，荀慧生甚至因为被她传染上性病而在日记里痛骂她不检点，然而只要阿莉一通电话，又重续旧情。只有一次荀慧生断然拒绝了一位女性的追逐，他在日记里写道：“九时阖家到中国戏院，演《扬州梦》。有一胖妇追余，其意求欢，约有六七年之久寓北京。余去岁往济南演剧，伊亦至济南。今余来津，伊亦来津。来寓赠余面速力达及手帕，原物退还。伊每见余必丑态百出，毫不顾廉耻，只得命少亭婉言赶出，似觉可笑！又至后台以购戏票为名缠绵不决。戏毕余即归寓。伊不欢而去。”这样的追求者已经不能称“戏迷”，简直是“戏痴”，不过这也让我们看到像荀慧生这样的红伶一个重要生活侧面，当年的荀慧生要处理的麻烦，今日的明星们同样需要处理。
四
当荀慧生日常生活的这些内容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为我们完整准确地评价荀慧生出了一道难题。坦白地说，这些私人记述中所记录的生活内容，包括他在日记里对同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品评，未必都能够为读者所接受和首肯，尤其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
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没有这样的日记，因为我喜欢荀慧生的艺术，我们需要那些把他塑造成近乎完人的传记，借此让他的艺术和人生完美切合。但是这些日记却是残酷而真实地存在着，所以，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抱着怎样的心态阅读《小留香馆日记》，如何评价日记中所记录的那个荀慧生，如何理解伶人的艺术、生活和人格。其实，要回答这些问题，前提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勇气接受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下并不伟大的另一面。
无论从吸毒与戒毒还是从沉迷于麻将、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还是从他经营留香饭店的经历看，在荀慧生的性格中，都有他自己未必清醒意识到的种种缺陷。他因敏感而多疑，因软弱而无法摆脱对外物的心理依赖，他既是名伶，又是一个有那么多缺陷的凡人。假如我们心怀悲悯，会从日记里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荀慧生，无须因此动摇对他的艺术的喜爱与崇敬；在传统社会，伶人虽然有其风光无限的一面，但是终究身处社会底层，其日常起居与交往无异于普通人，断不宜以圣人的标准苛求。当然，换个角度，我们尽可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利用这些日记披露的材料，批评、嘲讽甚至歧视他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生活。这位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真实人生的伶人无法从墓里出来回应，不过假如可以，我想他会不解地反诘，他所记录的只是那代人最普通的日子，何以苛责他一个唱戏的？
最后，人们或许还会疑惑，荀慧生何以要如此坦诚且用心地在日记里详尽地描述他舞台下大量显然会招人物议的生活细节。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部日记是纯粹的私人记述；留下这些日记的荀慧生，决非有意要把他生活所有细节都记录在案，来让后人指戳评点的。每个人记日记的动机五花八门，我无法对荀慧生妄加揣测。这是不是由于他身边的文人影响的结果？很有可能。但所有参与写作和整理者都无法改变的，是日记内容均出于荀慧生生活实况这一事实。因而，至少可以说，当时的荀慧生是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这样的生活和当时的生活方式。
至于今人，我们要感谢荀慧生留下这样一份珍贵文献，让我们有可能通过《小留香馆日记》，真切触摸到那个年代一位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质感的私人生活，第一次闯入这个此前从未为外界所知的领地。我们看到荀慧生艺术巅峰时期的经历，既有他的坚强也有他的脆弱，既关乎民族大节也不乏儿女私情，既有他和三教九流的交往，也有他商业上屡屡失败的投资经过。通过这部日记，我们有幸获得一极佳机遇，让这位京剧红伶全面立体地呈现眼前。当然，还要感谢荀家慨然允许将这批日记公之于世，对于京剧研究乃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真相就是无可比拟的价值。
（原载《读书》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