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征
“煮熟的鸭子飞了”原是一句笑谈，但当它真的发生了，你会发现一点儿也不可笑。它让我明白了一切结论——好的和坏的——都须等到最后一刻，人生的本质就是数不清的变数的集合。
准备去云南的同时，我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寄来的高考通知书，这意味着，我已经顺利地通过专业考试，只剩下文化考试这一关了。狂喜之余，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高考怎么办”。当时已经选定的女主角李凤绪和我一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张导演对我们俩说：“放心，我跟学校协调这件事，你们可以在云南考文化课。”
我的行李箱里，除了换洗衣服和日用品，还装上了所有复习高考的课本。我毫不怀疑自己即将成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既然最难通过的专业考试都通过了，又在跟张导演拍电影学院的戏，文科高考对我来说也有八九分的把握，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但是，到了7月底高考发榜，我的成绩分明达到了艺术类院校的录取线，我却莫名地担忧起来，常常觉得心里空得慌。
一天，我收到三哥发来的一份电报，告诉我中国煤矿文工团正在招演员，他给我报了名。报名时，当对方得知我正在拍张暖忻导演的电影，决定让我直接进入三试。三哥立刻去街道为我开报考介绍信，却被告知，我的档案已经被北京电影学院调走了。
我拿着电报去找张导，请她帮我拿个主意，要不要试着去考一下煤矿文工团，张导很有把握地说：“不用考了，电影学院肯定要你！你就一心一意在这里拍戏吧。”
看上去，考上电影学院真的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回一趟北京，好像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最后证实。
我对张导说：“我觉得考煤矿文工团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而且我有点儿想家了，这几天正好没我的戏，您能不能准我个假，让我回去一趟？”张导见我坚持，也就应允了。
当我从西双版纳坐了三天汽车到昆明，又从昆明坐了三天火车赶到北京，已经是下午5点。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煤矿文工团，负责招生的人告诉我，考试已经结束了。
那时，北京电影学院是我仅存的希望。然而不得不相信的是，“煮熟”的鸭子真的飞了——我的档案被电影学院退了回来。这个结果很蹊跷，因为我的专业考试成绩排在北京考区前三名，文化课成绩也达到了标准。
我直奔电影学院，找到当天的代班老师，请他给我一个说法。那位老师不停地搓手，“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请您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多数老师觉得你形象太一般了。不过只要再多一票，你就能被录取，实在是很遗憾。”
“可是形象一般的演员也很多啊。”我据理力争，自信影视圈里比我丑的大有人在。
“唉，我们有些学表演的学生，就因为形象问题，毕业好几年了都分不出去，只能在学校团委搞搞行政工作。学校也很为难啊。”
那位老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蒙带唬地把我送走了。
后来，关于意外落榜，我还听到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
凡是各项成绩都通过的考生，将由表演系老师集体进行最后一轮评议。考生照片摆在一张圆桌边缘，主持会议的老师将它们一个个地推到桌子中间去。推上谁，众老师就开始对谁发表评论，围绕模样、气质、表演水平、应变能力等方方面面，最后投票决定。通过的，照片留在中间；没有通过的，照片就收到一旁。
那天，我的照片正摆在桌子中间接受众人点评，当时的电影学院副院长谢飞老师走了进来。他看看照片，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冯远征这形象……嗯……”就出去了。
留下一屋子的人开始揣摩：院长这是什么意思呢？冯远征这形象……是好呢？是不好呢？
也有老师帮我说话：“要是冯远征不好，张暖忻导演能看中他吗？”更多的人考量再三，决定保险起见，直接把冯远征的名字从名单上抹了。
离开电影学院，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头非常疼，手臂发麻，双脚没有一点儿力气。我真的崩溃了。短短几个月，我遭遇了太多波折，被抛到浪尖，又跌到谷底，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信心，顿时淹没在潮水般涌来的自卑和绝望中。以我当时的年龄和阅历还想不到，正是在这样的折磨和历练中，人才能慢慢学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地俯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