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征
在北京各个城区业余班“混”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还怀有相当深厚的“学院情结”，总觉得，科班出身的演员才是“正规军”。
1984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杨华立刻报了名，考上电影学院是所有业余演员的梦想。我当然也很想考，而且以我当时的年龄来看，那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但我又怕考不上，让人笑话。
杨华自己填完了表格，跑来怂恿我：“快填吧，就当是陪我去考，给我壮胆儿的。”我一想，好，反正是做陪练，就考着玩儿一回吧。
那时候，影视表演专业已经颇有“热度”，仅北京考区就有3000人报名，包括我们班里的大多数同学。下课的时候，大家常常凑在一起讨论谁能坚持到二试，谁能过三试。在大家心目中，我的结局毫无悬念——初试就被淘汰。好在我被人挤兑惯了，并不太当回事儿。
初试很简单，因为人多，只设置了“10人集体小品”一个环节。也许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反而发挥得比较好，初试竟然通过了。倒是有些大家一致看好的人，第一轮就出了局。
复试那天，考生们纷纷以最佳状态亮相——离成功每近一步，期望就高出一分。男生西装革履，头发用发蜡打得锃亮。女生梳起了好看的发式，穿出了平生最美丽的衣服。只有我，依然身穿绿上衣、蓝裤子，脚蹬懒汉鞋，左肩右斜背着“军挎”，周身上下全是父亲的旧行头。我也不想穿成这样，可是家里除了绿上衣还是绿上衣，除了蓝裤子还是蓝裤子。
当时，电影学院正在大搞校舍建设，校园里堆满了原木和砖头。我的考号是下午第一拨10人里的最后一个。我不愿意和一堆人挤在一起，因为我心里有种自卑，也不喜欢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我便走得远远的，坐在木头堆上，想等时间差不多了再过去。
这时候，我发觉有一个中年妇女在看我。她离我远远的，走过来，走过去，又绕到另一边，走过来，走过去。我也偷偷用余光瞟她，样子很大气，有些像谢芳。她为什么看我呢？难不成，我坐的这块木头是她家的？可是她自始至终也没说什么，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估摸着快轮到我了，站起来不紧不慢朝教室走去。哪知迎面撞上一个同学，火急火燎地冲我嚷嚷：“冯远征，你丫死哪儿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想不想考试了！老师喊你的名字都喊半天了！”
我心里一惊，拔腿向教室跑去，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门口，监考老师正在喊另一个学生的名字。
“对不起，请等一等！”我对其中一位看上去比较像领导的老师说，“我是冯远征，刚才没听见您叫我。实在对不起！”
“等下拨头一个吧。”
“您就让我现在考吧，我都准备好了！”
“让你等你就等，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我不敢说话了，内心无比沮丧。培训班里大大小小的考试让我得出一个经验：头号考生是很吃亏的。老师没有比较，没有参照，不容易给高分。
谁让咱耳背来着？真是越想越窝火。
考试前，我准备了两首很有激情的叙事诗，杨牧的《我是青年》，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在考场上我选择了前者，因为其中一段——我是青年，我的血管永远不会被泥沙堵塞；我是青年，我的瞳仁永远不会拉上雾幔。我的秃额，正是一片初春的原野，我的皱纹，正是一条大江的开端——总是让我联想起自己“未酬的壮志”，让我在每一次练习时情不自禁地声泪俱下。
我稍作酝酿，然后，和风细雨地开始朗诵：
我年轻啊，我的上帝！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不出钢的熔炉，
把我的青春密封、冶炼；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冰箱，
把我的灵魂冷藏、保管；
感谢你给了我烧山的灰烬，
把我的胚芽埋在深涧！
感谢你给了我理不清的蚕丝，
让我在岁月的河边作茧。
……
正当我的情感马上要爆发的时候，老师突然喊了一声“停”，把我从诗的意境里拽了回来。我很诧异地住了口，看到有的老师正在低头写着什么，有的老师面无表情地用手撑着下巴，而喊“停”的那一位，一脸不置可否。
我很失望，情绪从沸点降至冰点。大概是我演砸了，人家不喜欢，自动走人吧。想到这里，我转身往教室门口走去。
“哎，回来回来，你还没唱歌呢，这么着急走啊！”那位老师急忙招呼我。一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有我这样的考生吗？老师还没发话，自己倒赌气走了。
我不好意思地回到了考场中间，重新鞠了一躬，开始唱《驼铃》。这首歌很适合我的“次高音”，每一个细节的处理宋世珍老师都曾经精心地辅导过我，所以我相当自信。
“送战友，踏征程，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当我正要唱最高亢也最动人的“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时，也不知哪根筋拧巴了，突然闭了嘴，歌声戛然而止，老师们已经被调动起来的情绪像热钢丝遇到冷冰块儿，“嘎巴儿”一声断成两截。
“你怎么不唱了？”其中一位老师感到莫名其妙。
“不想唱了。”我愣愣地回答。
“我觉得你声音还有量，可以接着唱。”老师以为我怕自己唱不上去。
我加重了语气，倔倔地说：“我不想唱了！”
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为什么突然情绪失控，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一半是沮丧，一半是委屈。朗诵诗的时候，他们怎么能突然喊“停”呢？怎么不等我声泪俱下呢？
好在，老师们并没有对我的粗暴表现出反感，态度依然十分和蔼，对我说：“不唱也行，给我们准备形体吧。”
“我什么都不会。”我本来准备了一套长拳，但是那股子倔劲儿还没过去。
“什么都不会，你来考什么试啊？”老师的和蔼中突然增加了一种不容置疑，让我不敢再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只会做广播体操。”
我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从最开始的不抱希望，到初试的意外过关，到复试的满怀期待，到“耳背”遭受的打击，到重新得到考试机会，再到刚才的情绪失控，出言不逊……我完全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只好胡乱地做了一遍广播体操。我心里隐隐觉得，就此要和北京电影学院告别了。
单独面试结束后，接下来的考题是要求我和另一个女生演一个小品，题目叫《重逢》，时间、地点、人物都需要自己考虑。准备时间很短，只有5分钟。我立刻忘记了刚才的郁闷，飞快地转动脑筋构思着。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那时候，我很喜欢看“伤痕文学”，小时候又跟父母在军粮城干校生活过几年，对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于是我脑子里灵光一现，冒出了这么一个故事：
志国的父母在“文革”期间成了黑五类分子，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志国在那里和来自同一个城市的女知青小兰相爱。不久，志国的父亲平反，举家回城，他对小兰承诺要接她到北京，回城后却再也没有和她联系。
两年以后，小兰也回到了城里。有一天她在小酒馆里偶遇一个看上去很颓废的男人，认出他就是自己曾经的恋人。原来，志国的父亲在返城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刚刚拥有的一切又得而复失，提亲的人、介绍工作的人全都没了影，现实令他无比失望，他打算就此“破罐破摔”。然而这一天，小兰告诉他，自己还一直在等他，愿意和他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志国受到震动，与小兰和好如初。
这是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题材。我和搭戏的女生简单商量了一下，就开始表演。因为能够理解人物的内心，又在各种培训班中熟悉了表演的分寸把握，那一次超常发挥，是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演到高潮处，我甚至拍案而起，把一个当做道具的酒瓶子“砰”的一声砸碎了，碎玻璃碴四处飞溅，老师们都吓了一跳。
当我演完小品，手忙脚乱收拾现场的时候，看到有的老师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里，轻轻地擦眼泪。走出教室，那些刚刚在外面透过门缝往里看的考生立刻迎上来对我说：“哥们儿，演得太好了！”
我暗自得意。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我在业余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