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某日，对于洛杉矶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上午，天空还下起了雨。我跟特工同事们躲在房间里讨论这一天的计划，互相打着嘴仗，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印第安人组织了两百人规模的队伍占领了南达科他州伤膝河村，一个两百人规模的队伍劫持了一打居民作人质。这个村庄位于松岭苏族印地安人保护区，美国印第安运动的成员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FBI总部号召志愿者支持FBI特工，这些从拉皮特城赶来的特工已经向村庄进发。伤膝河村只有几间屋子和一个白人家庭开的杂货店。我曾在部队服役三年时间，期间还去过越南，本应当学会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应该抵制志愿者，但是对于任务的兴奋感淹没了我的这种想法。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又一次旅程，这个国家只要有麻烦滋生，我们就会赶赴那里。这些无止境的危机被称作官方“特案”，全国各地的特工都会飞来飞去，处理这种案件。这些年来，这种特案的成本越来越大，因为它们要求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力，最终我们不得不向国会提出要求，为这种案件设立专门的资金。
当时，罗宾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跟她道了歉，请求她的原谅，然后就动身去伤膝河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行动。
伤膝河有着一段伤感的历史。1890年，美国政府在此屠杀了大约三百名苏族人。1968年，拉塞尔·米恩斯和丹尼斯·班克斯组建了美国印第安运动组织，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政治军事和民权组织。1969年年末，美国印第安运动组织曾短暂占领旧金山附近的恶魔岛，以一个旧条约的名义宣称对该岛行使主权，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1973年，他们占领伤膝河，一开始是为了指控印第安事务局的腐败行为。他们宣称，华盛顿印第安事务局的拨款从没用到它们应该去或者需要去的地方。本次事件持续了71天，期间2人被杀，12人受伤，1000多人被捕。1973年的伤膝河事件使得美国印第安运动组织成为FBI关注的重心，并将其视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内恐怖组织。
从此之后，青松岭地区就成了美国印第安运动组织与FBI之间潜在的火药桶。1975年夏天这里又发生了一起枪战，当时两名FBI特工——杰克·科勒和罗恩·威廉姆斯在印第安人居留地寻找一个杀人嫌疑犯，却遭遇到几个印第安人的伏击。印第安人抓住他俩之后，拿枪指着他们的脑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列奥那德·佩尔提尔是这起事件的主角，也是反政府分子的同情者，他到底有没有罪，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他最终被以谋杀罪起诉，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到了拉皮特城机场后，便和其他特工一起，被两名地方警官带到了温泉镇。我惊讶地看着联邦特工和郡警佩戴着M-16冲锋枪或手枪走来走去，这个情景就好像政府已经占领了这座镇子。警方火力齐集，让温泉镇看起来就像1968年的西贡——可却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和一个纽约特工麦克一起吃了顿饭，喝了几瓶啤酒。麦克刚到镇上没几天，经常开车往返机场，并且已经和酒店的调酒师同居了——他似乎很匆忙地就把事情解决了。我希望他能给大家梳理一下小镇当前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期待落空了，他喝得醉醺醺的，骂骂咧咧地说要把这帮人赶出纽约的屋子。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纽约客，后来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在FBI纽约分局，他就以疯子街霸的名号著称名。而直到很多年之后，FBI才开始对申请特工的人员进行心理测试。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驱车赶往伤膝河村，这个村子位于一大片草地中，周围已经设置了几个路障。FBI和联邦警察已经成立专案组，正往路障处配备人手，将其编号为路障1、路障2等等，组成了一个包围圈。村子里的印第安人和其同情者在村子旁边挖了沙坑，我们带着冲锋枪和手枪，和对方面面相觑。有时我们也会开火，但大部分时候都是盯着对方，喊一些脏话。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想办法取暖。这里的天气瞬息万变，每5分钟就会发生变化，忽而下雨，忽而下雪，忽而放晴，温度却一直在-1度到4度之间。
最初，我们认为已经切断了印第安人的补给以及其与同情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巡逻人员几乎每晚都能看到有人把食品和弹药带进村子。这次的任务十分危险，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对峙会不会演化成枪战。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把“偷渡者”赶回去，但如果他们携带了枪支或者弹药，我们就会逮捕他们。这些巡逻人员的行动是独立的，很少有人监管，大部分时候也被FBI指挥者所忽视。当时的FBI指挥者缺乏经验，对于眼前这个巨大的危机感到不知所措。
胡佛主政FBI时期的枪手经过大盗迪林杰[3]事件后早已退役，自此FBI应对危机的能力便日益退化。FBI总部无法从容应对危机、接管危险案件或者进行调查，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FBI总部才开始为FBI指挥人员提供专门的危机管理训练。而在那之前，在事件的发生地，一切事务都由主管特工负责——无论主管特工的能力大小以及经验多少。在伤膝河村和路障附近，特工行动缺乏监管，FBI也没有为此事件专门制定政策、程序或者干预规则，这些因素在后来的爱达荷州红宝石山脊行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在基本干预规则的指导下行动，这些规则与FBI有关如何使用致命性武力的指导原则相一致。按照FBI指导原则，只有出现死亡威胁或者严重身体伤害时，才能使用致命性武力。
位于华盛顿的司法部派来了政府谈判官，他坚持每天和村子里的印第安人进行对话，同时也和村外的印第安人支持者谈判，这些支持者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了村内的美国印第安运动组织人员。我们这些守在路障边的人没有得到任何谈判通报，所以根本不知道事情的进展情况，只能每天定期在路障边巡逻，执行自己的任务。当时现场没有真正的谈判指挥所，也缺乏有经验的FBI谈判专家。这个状况经过多年实践才有所改观。拉皮特城的指挥所组成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几个FBI管理者和一些FBI特工，这些人是手持M-16冲锋枪飞抵这个城市的，我在越南的那一年每天都跟M-16作伴，但是很多FBI特工根本没碰过它。此外，伤膝河的FBI特警组组织混乱——这帮人管理无方，自告奋勇地来镇压第二次苏族叛乱。这简直是一次经典的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对决。
每天我们驾车前往松岭印地安人保护区，我对那些充满忧郁气息的部落感到大吃一惊：奥格拉拉、曼德森、松岭、波丘派恩。尽管黑山的景色美丽如画，这里的人们却悲观压抑、死气沉沉、仿佛走到了死胡同。房子又小又旧，院子前面停放着熄火的汽车，房子外面还有一堆木材，被用来当成柴火。天气十分寒冷，小孩子却还兜着尿布在外面跑来跑去。印第安人开着摇摇晃晃的小货车，用鱼鳍给车子去绣。我以前曾听说印第安人酗酒成性，但从未亲眼见到过。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所有的美国土著都像苏族一样，他们就没有理由不喝酒。苏族人受教育的机会很有限，他们所掌握的工作技能也少得可怜。很少有人能找到工作，部落唯一的工业是一家规模很小的鹿皮鞋厂。在这种情况下，走出部落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鲜有人可以逃离这个地方。即使是年轻人，他们的脸上也印刻着绝望两个字。他们周围没有成功的榜样，也没有人试图逃脱。很显然，美国政府厌恶这些部落，并且早已忘记这些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
我们每天执行任务时，都会经过一个“小心野牛”的指示牌，从车窗里向它射击就成了上班路上热身的机会。等到我离开伤膝河时，这个指示牌已经被打成了稀巴烂。整个地方都是死气沉沉的，法律在这里不起作用，人们什么事情都不在乎。每一天都是无休止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灰色黎明，阴暗潮湿会自动爬进人们的口袋，不肯离去。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和同事到路障1处巡逻，这里时常发生枪击事件。印第安人受够了无休止的谈判，他们破坏了路障1和停在那里的装甲运输车。南达科他州警卫队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人员保护——一辆装甲车，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永远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无聊的时候，我们会练习驾驶装甲车，在开阔的草原上驰骋。这里聚居着数以千计的土拨鼠，这时它们都会坐起身子，盯着我们，然后又突然钻进洞里，跟我们玩起了捉迷藏。这个游戏对我们和它们来说都乐此不疲。虽然在南达科他州我们几乎开枪射击任何东西，但却从不骚扰这些小家伙，当然也不打野牛。野牛这种野兽身形巨大，样子看起来像是史前动物，它们像牛羊一样在路边吃草，那副情景永远都是那么讨喜。它们本有权力愤怒，由于历史的影响，它们正逐渐走向灭亡。可实际上，它们却对身边发生的变化漠不关心，一点都不抱怨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处境。我们不会想要去夺走这些仅存的动物的生命。我们猜测在南达科他州，一个白人要是射击了一只野牛，可能会受到绞刑。
无须学历或者驾照，也无须经过太多训练，即可驾驶装甲车。装甲车有一个加速器，还有两个手柄控制轮胎。要想转弯的话，往后拉一下手柄就可以让一个轮胎停下；同时往后拉两个手柄是刹车；猛踩油门是加速。我们会以35迈的速度向对方冲去，在最后一秒钟才把车子调转方向。装甲车没有翻滚的可能，所以我们都成了无所畏惧的勇者。但是若作为乘客坐在车子里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装甲车由全金属打造，内部狭窄幽闭，人们不戴头盔的话，坐进去会很危险。当然，我们谁都没有头盔。为了增加危险，我们还经常把舱门放下，戴着一个3英尺厚的眼镜开车，这样我们的视力很有限，几乎看不到外面的情况。我们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南达科他州警卫队也没有把车收走，他们本应该收走的。我们就像一群孩子，把装甲车当成是一个哥哥送的圣诞节礼物。
玩了几小时后，我和简·威廉、查克·坎普决定开车靠近村庄，侦查一下敌情。我们把装甲车隐藏在离印第安沙坑50码开外的地方，停在一个峡谷旁边。我们爬向一处能看见沙坑内印第安人的地方，烟雾从沙坑中飘散出来，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在大声说话。他们听起来像是在争吵，不幸的是，还没过几分钟，他们就发现了我们，并马上拔出枪套里的抢。于是，一场枪战开始了——就像微波炉爆米花一样，先是零星的枪响，然后开始增多，最后就铺天盖地地袭来。
子弹先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然后越来越靠近，直接射穿我们周围的地面。我们紧趴在草地上开枪回击，我好像又重回越南的战场中。然后路障旁的特工和警察也加入了火拼。几分钟后，我们意识到对讲机被落在装甲车里，因此没办法请求援助。我们每人只带了三到四本杂志在身边。很显然，想要毫发无损地回到装甲车，简直就是个奢望。
我们蹲下身子，等了半个钟头。我决定留着最后的子弹以备逃亡。对方的射击好不容易慢了一点，我们几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同时跳起来，像兔子一样走着之字形往装甲车跑去。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落到地面上。我十分害怕，感觉自己好像是在齐腰深的水面行进。奇迹发生了，所有人都毫发无伤。我们筋疲力尽地倒在装甲车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彼此露出笑容。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相信这件事让我们又一次相信了上帝的存在。
过了几分钟，我们跳进装甲车，匆匆赶回路障处。大家还活着，这让我们欣喜若狂。当然，我们也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惭愧。此后，我们了解到，一个名叫巴迪·拉蒙特的印第安人在那次枪战中被杀害。印第安人在数小时后要求华盛顿给他们安排车辆把尸体运出去。最终，尸体被放在小拖车的车厢里运走，我们三个人沉默地注视着它，尸体上面没覆盖东西，拉蒙特的脑袋肿得像个大南瓜。这是件叫人悲伤的事情，我们和印第安人之间再也不像从前的牛仔和印第安人那样，彼此互不伤害了。
让人惊讶的是，高层并未对这次枪击事件进行任何调查，这很可能是由于在整个行动中，FBI缺乏组织和有效管理人员。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几年以后，FBI将对涉嫌枪击的特工进行行政调查，所有的开枪人员都要经过仔细审问，他们打出去的每一发子弹都要负上应有的责任。后来的红宝石山脊事件和韦科事件都要求在事件结束后上交报告，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年5月，政府向印第安人承诺要调查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所指出的印第安事务局的腐败行为，同时承诺就印第安条约举行听证会，印第安人最终停止了占领行动。这次行动让FBI认识到有必要发展特殊武器与战术小组项目（SWAT），在伤膝河事件发生之际，这一项目刚刚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FBI学院启动。
这次事件持续了71天才结束，参与到其中的人都一致同意，FBI需要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应对此类重大事件。特警队缺乏组织，同时FBI也缺少合格的管理人员，这两个方面给FBI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两方面都对美国发生的重大事件造成了不利影响。伤膝河事件刚刚结束，FBI学院的员工便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特警项目。1982年，他们成立了人质解救小组，其成员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英。1985年，危机事件谈判小组成立，由能力超群的谈判专家组成。但是，FBI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强调对管理人员进行有关重大事件危机管理的培训。FBI和所有大型组织一样，都经历了非常缓慢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很多年以后，我和查克·坎普在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大学足球队的更衣室见过一面，但我再没见过简·威廉。他离开了俄克拉何马州的伍德沃德，调到了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又过了一些年，我听说他在进公寓时，被一个银行抢劫犯用枪击中了脸部，虽然这种袭击几乎致命，但他最后竟奇迹般痊愈了，并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我上一次看到拉塞尔·米恩斯是在一部电影里，他已经离开南达科他州，与丹尼尔·刘易斯合作出演了一部电影《最后的莫希干人》，他在片中扮演一名印第安人。他可以说是我们中的幸运儿，好莱坞拯救了他，让他摆脱了在印第安部落自生自灭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