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甲板是个理想的游击队活动区域。这首先决定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中央山脉山麓下的一个小镇，山上浓密的丛林一直延续到小镇的边缘。左边有三座山峰，属石灰岩地貌结构，隐藏着很多个洞口窄小里面宽敞的溶洞，便于在山上活动的人藏身。这里曾是橡胶工、伐木工、采矿工、烧炭人出没的地方，所以丛林里有许许多多条秘密的小径。马来亚的主要河流之一霹雳河贯穿其间，在河对岸就是埔地的边界。那里有大量的果园和稻田，定居这一带的居民由于食品充裕而较为殷实。除了大量华人聚居在这里，在大山的里面还住着沙盖人，他们是原始山民，这里人称他们为“山番”。他们从来不理会英国殖民当局的管束，一直按自己的方式深居在丛林，而这些原住民正是游击队开展活动的最好资源。另外，这一带还有一支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老鼠队”也在这里活动，和华人抗日游击队争地盘。对于这个充满暴力危险的地方，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到来，要来的话通常都是几十个人全副武装坐着军用卡车，一副时刻准备迎战的样子。日本当局平时只在这里派了十四个马来人的警察，还让和平维持会自己出钱成立了一支保安队，配备了长枪和电话。这十四个警察和一个警长看病的地方本来是在华都牙也的医院，但那里路程长达五英里而且交通总是难以畅通。因此不久他们就来到卡迪卡素夫人的诊所求医，还带着他们的家人。为了争取警察的帮助，卡迪卡素夫人决意不向他们收费。
警察局的人员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来看病，而这有时会导致尴尬的处境。有一些不能入夜方来的游击队员会和警察在同一屋檐下就医，有时甚至在同一房间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卡迪卡素夫人会先拿掉游击队员的手枪和子弹，把它们锁在她的抽屉里。不过警察们从来没有询问有关其他病人的事。卡迪卡素夫人相信他们是心照不宣。这些警察惯常两人一组在晚上巡逻街道。最初，在接近八点钟等待游击队员来看病时，卡迪卡素夫人会密切留意巡逻警察的行踪。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警察七点多钟时还炫耀地在74号前门附近巡走，但在八点钟之前总会走向小镇的另一端，两三个小时之内不再出现在附近。时日一久，卡迪卡素夫人知道这些本地人警察只是替日军执行那些完全无法避免的工作。他们通常知道日军什么时候会来搜查或突袭这个地区，而向她暗示预报。
三月的一天，日军巡逻队突然开着军用卡车过来了，对甲板镇的居民家进行包围搜查，结果有几个偷偷回家的游击队员被抓个正着，被带到了华都牙也监狱关了起来。镇上的人很快知道了这是镇上有名的郭成榜告密的。这个人是镇上的保安队队长，暗地里和山上自称抗日的土匪“老鼠队”有联系。郭成榜自以为是天不怕地不怕，可前些日子被日本人抓去了，没打几下就全招了，还带着日本人到甲板抓人。因此，镇上气氛变得怪异，大家都很害怕，什么也不敢做，怕会被郭成榜举报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傍晚，镇上的人吃惊地看到好久不见的孙九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甲板的街中央。孙九就是那个拿了日本兵帽子戴到自己头上的愣头青，他的模样就像战争之前在马路上散步似的。他上山参加游击队有些时候了，听说他是有名的游击队“暗杀分队”成员，日本人早就公布告示在通缉他。在他身边的是游击队的小队长刘洪。这两个人的口袋都鼓鼓的，一只口袋是左轮手枪，另一只是手榴弹。何天福远远看到了这两个人，捏了一把冷汗，要是这个时候日本宪兵来了可怎么好？不过他很快看到孙九和刘洪拐到了一条小巷子，不见了。
可到了晚上8点钟，人们看到了孙九又出现了，这回他的手里端着一支汤姆式冲锋枪，身边还是伴随着刘洪。他们很快就走到了郭成榜的房子门口，发现房门锁着。于是他们开始敲门。郭成榜的妻子问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他男人的朋友，以前他男人帮助过他们，现在特来致谢。
楼上传来郭成榜的骂声：“干你娘，你们来看我为什么带着枪？要进来的话先把枪放下来。”
于是孙九和刘洪开始强行推门。门被堵死了，孙九用冲锋枪把门栓打断了，推开了门。郭成榜知道死期来临，只得拼死反抗。他举起一把大椅子砸向两个杀手。孙九对着椅子打了一梭子，让他把椅子放下。郭成榜还以为孙九会放他一马，转身往楼梯上跑。这回孙九对着他的后背来了一梭子，他就跌了下来，躺在地板上在喷涌的鲜血中破口大骂。而这时孙九听到楼上还有人的声音，顺手抬枪又是一梭子，这回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是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这女孩子不是郭成榜家的，而是邻居家蔡罗文、蔡黑林的小妹妹，没事跑到这边来玩。她被打中了脖子，立即就死了。
这件事之后，甲板变得更加血腥，枪击的事情常有发生，日军也在甲板日益加强扫荡。
由于形势的变化，卡迪卡素夫人决定来自山林的人只能在夜晚八点之后求诊。程序是张公孟在白天先通过何天福带来字条（她阅读后马上烧掉），说明人数和病征。病人抵达的信号是后门三下急促的敲门声，而守在屋里的她会在八点钟左右等待这信号。一些武装护卫会跟病人在一起，就像上次接待“高佬”的情形一样，一位守卫留在屋里，其余的在外面视察。后面那间用来替高佬动手术的小房子，后来就成为“小军队”的常用手术室和诊疗室。就像给每个人起了外号一样，卡迪卡素夫人给游击队也起了个外号叫“小军队”。
当然，所有这些行动必须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卡迪卡素夫人相信自己的家庭成员都是可靠的，唯一担忧的只是小女儿朵恩，因为朵恩总是到处跟着她并喜欢模仿她做任何事情。卡迪卡素夫人认为朵恩还小，不会明白她的工作意义和危险。而如果她知道游击队来治病，会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中天真地泄露这一秘密？卡迪卡素夫人为了不让朵恩知道游击队到来的事情，总是在游击队到来之前安排她睡觉。但有一晚，当她踏进后面的“小军队”房间要诊治等待中的病人时，惊恐地发现朵恩已在那里，坐在一位游击队员的膝上把玩着他的左轮手枪和子弹。当然，那手枪枪膛里的子弹已被那游击队员提前掏空了。小朵恩问她妈妈，这手枪是真的吗？为什么白天来看病的人没有手枪，夜里来的人都有？他们是干什么的？
朵恩这时还未满六岁，但卡迪卡素夫人觉得来到甲板后她似乎长大了许多。她决意让朵恩全然知晓她的秘密。她跪在朵恩身边。
“朵恩，”她说，“你爱我吗？”
“我当然爱你，妈妈。”朵恩环抱她的脖子亲了她一下。
“这些到这里来的人都是生病和需要医药的士兵。他们进行战斗是为了要把我们从日军的统治中救出来。如果日军看到他们，他们就会被枪杀，所以他们必须要晚上过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如果有人看到他们来这里，他可能会告诉日军，而这些士兵就会被枪杀。然后妈妈也会被杀。”
“妈妈，如果他们杀死你，我也会死。”
“如果你爱我，你一定要答应我，永远不说出你在这里看到的事情。这些人是为我们战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决不能让他们被杀死。”
“我非常爱你，妈妈。我决不告诉任何人。”
“这才是妈妈的勇敢女儿。耶稣会保佑你。从现在起你会一直帮助我并做个最年轻的士兵。”
“我什么时候可以有一支枪？”
“这要以后再说。”
从那时起，卡迪卡素夫人把一切告诉朵恩，甚至关于收音机约瑟芬的事情，而她从不后悔做出这个决定。朵恩后来时常在游击队到来时踏进房间，并且获得他们全体的无比宠爱。
卡迪卡素夫人在和游击队的接触中，对于他们的军事秘密并不感兴趣，也从未到过他们在山里的营地。不过，她还是知道了一些事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组织上分成几个“独立军团”，大都以它们的州属对应。霹雳州的独立军团是第五独立军团，它的总部在朱毛埠后面的某处深山里。这个矿业小镇在怡保以北约莫十二英里，靠近中央山脉的山脚。中央山脉广袤的山林是半岛的脊梁，森林里的小径可以让人穿过这些山岭，到达北部的泰国边界、东部的吉兰丹和彭亨以及南部的柔佛。甲板和独立军团总部之间隔着土地广阔和人口稠密的近打谷。霹雳州的游击队总指挥是陈平，卡迪卡素还记得，在战争之前，有一次这个年轻的游击队首领因得了重度的疟疾症到怡保她家的诊所看过病。AC医生治好了他的病，他的病历卡现在还在文件柜里。不过战争开始以后卡迪卡素夫人可没再见过陈平。甲板游击队的力量大约是三百多人，但这数目不时会有颇大变动。他们除了要完成战斗任务之外，还要让甲板和周围地区的居民跟山中的游击队伍保持联系。他们收集情报和募集捐助，捐助的形式有金钱、粮食和其他用品。
甲板游击队的营地设在甲板数英里外的深山中。有一条小径从小镇西边蜿蜒而上通到那里，途中每间隔大约三英里有两三间亚答屋，每间亚答屋驻扎着一位信使或者一小队守卫。这些亚答屋成为游击队和小镇之间的驿站。第一个营地有三间亚答屋，距离小镇只有两英里。这个营地除了其他功能之外，还是到山下找卡迪卡素夫人求医的游击队伤病员的住所，所以这里有时会容纳好些人。
卡迪卡素夫人和甲板游击队的指挥官有一些信件来往，知道他的名字叫江雁，会说流利的英语。江雁曾经写信要她帮助查寻被日本人抓获的游击队领导赖莱福的下落。赖莱福是在巡视近打区域南端的营地时被捕的。他是第五独立队的军事司令，主导霹雳州内的所有抗日活动，他的落难对游击队的组织是极大的打击。他被捕后不久，地方游击队单位极力想营救他，到处查找他被囚禁的地点。基于安全理由，他们用“队长”作为赖莱福的代称。卡迪卡素夫人探询了几次但一无所获。
卡迪卡素夫人在1943年6月第一次见到江雁。那时他感染了严重的疟疾，经常来到山下卡迪卡素夫人诊所里医治。江雁总是坚持让其他人先接受诊疗，然后才轮到自己。所以当其他病员都已经离去，卡迪卡素夫人会和他一起喝茶（每一位山里的病人临走前会得到一杯热茶和几片饼干），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商讨很多事情，卡迪卡素夫人因此对他有了深刻了解。江雁是个年轻人，这时不超过27岁，而且长得十分俊秀。他是一个深信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他被赋予领导权是因为他的聪明机智和优异能力。他的父亲拥有几家珠宝店，给了他良好的传统中文教育和牛津式的英语教育，然而他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独自离开马来亚跑到中国内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上军事学校。在日军侵占马来亚之后，他被共产党的国际组织重新派回了马来亚，传输中国内地的游击队抗日战术，并担任起游击队领导职务。卡迪卡素夫人在和江雁的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热爱马来亚的华人青年，为了祖国和马来亚而去战斗。卡迪卡素夫人对江雁充满敬意，认为他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领导人。
在江雁的疗养期间，有一晚孙九因病重发高烧被带到了甲板的诊所。卡迪卡素夫人认识孙九，他以前因为小病来过几次，也听说过他行为十分鲁莽。他来看病时裤袋隆起，里面分明是一把大左轮手枪。今晚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卡迪卡素夫人给他注射奎宁，并留他在“小军队”房间观察了几个小时，尽力降低他的体温。卡迪卡素夫人给他注射了第二剂奎宁后觉得他暂无大碍，告诉护送他的武装队员让他尽量安睡，并在第二晚带他回来复诊。孙九尽管疲惫虚弱神情恍惚，可他一再向卡迪卡素夫人鞠躬道别并诚心诚意地再三致谢。卡迪卡素夫人觉得奇怪，以往孙九对她的诊治总是漫不经心，因此今晚他的过于感激的反应显得很反常。她跟何天福提起这个反常的行为，他们都认为，孙九在极度高烧时可能因为感到濒临死亡而受到震撼。而事实上，死神正在向他接近。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在事先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日军大队几辆军用卡车开入甲板镇并在山脚下布下阵式。天刚亮时日本军队开始向山林出发；显然他们计划好在黎明时展开行动。不久卡迪卡素夫人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的第一个驿站也就是伤病员藏身处传来枪声。从最近几天卡迪卡素夫人医治过的游击队员人数来判断，这个时候一定有众多的伤病员聚集在那里。卡迪卡素为他们的安全忧虑，但在日军撤退之前她只能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消息。
中午时分，日军的卡车隆隆开出了小镇。卡迪卡素夫人略微欣慰地看到，当卡车载满日本士兵从街上经过时，没看到车上有任何囚犯。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慎观察后，卡迪卡素夫人通过何天福送出消息，说明局势已经平静，她已准备好接受医治受伤者。夜里八点半时有一位伤员被送来了，而他正是营地的指挥官江雁。他在一位武装游击队员的扶持下一拐一拐地从后门走进来。卡迪卡素夫人检查了他的伤口，伤势并不严重，但需要AC医生来治疗。恰好AC医生当晚会从怡保回来。卡迪卡素夫人给他洗净伤口，在等待医生回来之际听江雁说出事发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