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便敲了钟，开了会，念了文件，说这下都知道王、张、江、姚了吧，王就是党的副主席王洪文，张就是阴谋家张春桥，江就是毛主席的夫人叫江青，姚就是文痞流氓姚文元。这一回，受活人便都朝他点头了。他的工作就完了，然要离开庄落时，他看见从庄那头走来了一个圆全女，十七岁，也许十六岁，她的辫子在肩上垂挂着，一走一荡，像永远都在肩上站着的两只黑鸦雀。受活庄是哪样一种景象呢，开会时你站在台子上，台下是一片瞎子和瘸子，不瞎不瘸的，又多是聋哑者，你站在瞎群里，你的眼就是两盏灯；你站在瘸拐的人群中，你的两条腿就是两根旗杆儿；你坐在一群聋人间，你的耳朵就是能听千里之音的顺风耳。在这里，一个圆全人就是一位统帅，一个皇帝。可尽管是皇帝，你却又不愿在那久待着，生怕在一日一时中，你的眼会莫名地瞎了去，腿会瘸了去，耳会聋了去。那时候，正是春三月，桃红李白，万草竞绿，空气中的清香噎得人要打嗝儿。受活庄有两棵上了百岁的皂角树，树冠一蓬开，就把一个村庄罩了一大半。村庄是倚了沟崖下的缓地散落成形的，这儿有两户，那儿有三户，两户三户拉成了一条线，一条街，人家都扎在这街的岸沿上。靠着西边梁道下，地势缓平些，人家多一些，住的又大多都是瞎盲户，让他们出门不用磕磕绊绊着，登上道梁近一些。中间地势陡一些，人家少一些，住的多是瘸拐人。虽瘸拐，路也不平坦，可你双眼明亮，有事需要出庄子，拄上拐，扶着墙，一跳一跳也就脚到事成了。村庄最东、最远的那一边，地势立陡，路面凸凸凹凹，出门最为不易，那就都住了聋哑户。聋哑户里自然是聋子、哑巴多一些，听不得，说不得，可你两眼光明，双脚便利，也就无所谓路的好坏了。
受活庄街长有二里，断断续续，脚下是河，背里是山，靠西瞎盲人多的地方叫瞎地儿，靠东聋哑人多的地方叫聋哑地儿，中间瘸拐人多的地段自然就叫了拐地儿。
圆全女是从拐地儿那边走来的。可她不瘸不拐，走路飘飘，近似了从半空旋儿旋儿落下的叶。柳鹰雀是头天绝早起床上的路，在受活庄外住一夜，这天午时到庄里，三言两语后，就敲钟在皂角树下念了文件，搞完了社会主义教育，他想赶天黑离开这瞎瘸的世界到受活庄外住下来，第二天再赶回到公社里。可见了圆全女，他觉得他走得早了些，该在受活庄里住一夜。于是，他立在路中央，白洋布衬衫扎在皮带里，远远地望着圆全女，待她走近些，更清楚地看清了她的条个儿，淡红脸，穿了花洋布的布衫儿，脚上是受活庄很少有人穿的方口绣花鞋。那鞋在集市的街面上，多得如五月五那天满地扔的粽子叶，可在受活庄却是只有她一人穿在脚面上，像寒冬的枯林里，突然在地面上开了两朵花。他就那么立在路中央，如要拦着她的去处样，说喂，你叫啥？今天开会你咋没来呀？
她的脸红着，眼望着别处求救样说我娘有病了，我去给我娘抓药了。
他说我是公社的柳干部，你知不知道王、张、江、姚是谁呀，看她不说话，他就教育她，说国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一世界人都在普天同庆，欢度第二次翻身解放，你咋就不知道王就是王洪文，张就是张春桥，江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他就不走了，决定住下来，要教给这个姑娘和偏僻庄落许多街面上的事，公社、县城的事，还有许多国家的事。
至后来，三朝两日之后，倒和这个姑娘熟悉了，他才离开受活，回到那百里外的公社去。
他走了，到年末她就奇迹般地生了四胞女。
生了四胞女，茅枝是去了公社找了他。那时候，他因最愿下乡到偏远的受活、文洼几个村庄里，把社教工作做到了最山区。也就成了公社和县里的优秀社教干部，已经不再扫院烧水，成了有名有实的国家干部。茅枝婆就是这个时候，到了当时被称为乡公所的公社所在地，找了他，又回了。来回两天的路，到女儿菊梅的床前只说了一句话，说，柳鹰雀他死啦，在下乡社教的路上掉到沟里摔成柿饼啦。
絮言：
[1]社校娃：社校娃，其实是柳县长少年时的一段特殊人生。也是一个民族发展进程中不可忘却的几页历史。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开始在许多地方办了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和党员培训学习班。后来，那些培训班渐渐地成了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进修基地或党建学院，再或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也就是日常间人们所知的党校或社校。十年后，这种党校或社校，已经遍布全国的各个市、县。有的省和地区里，一个县城就有三五所，甚至每个乡、镇都有。有的地方，一直称呼这类学校为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或学校，而更多的地方，则都笼统地简称为党校。
双槐县是一直称它为社校的。那学校盖在城北的田野上，几排红瓦房，一围红砖院，从很远的地方就能清晰地看到那片鲜亮的红瓦房，闪着一片红色的光。要按说，社校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是重过泰山的，县委书记是兼做校长的，县长是兼做着副校长，全县的干部都要定期到这儿听课和学习，谁要提升是必要到这儿进修上半年三个月。可有的时候哩，轻了就比落叶还要轻一些，学校里除了有几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外，就只有一个姓柳的老师了。有干部来进修学习时，除掉柳老师给大家念念领袖们的书，讲课的都是书记、县长和到地区党校请的那些专家们。农忙了，政府没有重大的政策和运动，那学校就处于荒凉状态，工作人员放假回家，春种秋收，留在学校的就只有那个专职的柳老师看门守院。
柳县长是从小在这个学校长大的，他是那柳老师的收养子。
紧追着岁月说，那一年的日子正在庚子年，是后来被人们不准确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满天下人都在饥荒里。一世界的人都饿得苦嗷嗷地叫。就在这年里，刚成立整三年的双槐县社校，县里不再派党员、干部入门来做学生了，把学校里的干部、老师都解散回家了，只留着柳老师和他年轻的媳妇在守着那学校，看着那校舍。可在这个冬日里，四十岁的柳老师和他的媳妇出门挖野菜，回到寒冷的校门口，见那门前地上丢着一个棉包袱，打开来，里边竟是一个男孩儿，半岁多，饿得腿和胳膊一样粗，这时候，柳老师的媳妇就旋过身子对着旷野骂着唤：
那该死的爹，该死的娘——你们把孩娃留在我家门前死到了哪？
唤着问，有良心你们就把孩娃抱回去，我给你们半升高粱行不行？
又骂道，你们真的死掉啦？死掉你们也不得好死哩，死尸也得让饿狗野狼扯去呢。
唤够了，骂够了，太阳落山了，旷野上依旧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柳老师的媳妇就想把那孩子扔到哪儿去，可柳老师是读过乡塾的人，做过八路军的抄写员，做过双槐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县长的秘书，是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民国时八路军途经双槐县，办过一期党员紧急培训班，因为柳老师字写得好，尽管他家是富农，还是让他在培训班里当了抄写员。当了抄写员，他就入了党。己丑年民国完结后，有了新中国，他就水涨船高成了县长的秘书。几年后双槐成立社校时，自自然然他就成了社校的老师。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他哪能让媳妇把活活的孩子扔了去，便一把从媳妇手里把孩子夺过来，也就把那孩子一日一日地养着了。
孩子也竟活下来，姓柳了，因为捡他时，半空正有鹰雀在围着那裹他的包袱盘旋着飞，也就取名叫他鹰雀了。
灾荒年慢慢地熬过去，社校又日渐地红火着，全县的党员、干部，又开始轮换着每年几批地来学校进修和学习。连邻县也有把要提升的干部送到这儿进修的。食堂的烟囱也因此又每日冒着旺烟，火大时，那砖砌的烟囱里会冒出红火来。烟囱有火了，柳鹰雀也就每天可以到那食堂吃饭了。谁都知道，他是后来做了校长的柳老师在门口捡的野孩子，到那学校学习的人又都是党员，是干部，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都是又觉悟，又大度，便谁都觉得该让他到食堂去吃饭。
他就那么不仅活下来，而且长大了。
该吃饭时，便端着碗到社校的食堂里去，吃过了，党、干学习了，他也跟着人家，端个小凳坐到教室里。天黑了，他就回到学校仓库的一间屋里去睡了。
时光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到了鹰雀六岁时，校长的媳妇怀了孕，生了个女儿。原来是说她不会生育才嫁给大她十岁的柳老师，可柳老师、柳校长四十七岁时，却让她怀了孕。她有了自己的女儿，对捡来的鹰雀就变得不如从前，一日冷淡一日，到后来，柳鹰雀也便越发每天都吃住在社校的食堂里。社校的党员、干部们，没人不把他当做社校的儿子看，也就开始有人不叫他的名字柳鹰雀，而叫他社校孩、社校娃。直到他长到十二岁时，柳老师的媳妇丢下女儿跟着一个来学校进修的外县干部跑走后，去做了人家的太太后，柳老师才彻底地把他当做孩子养下来。当作了他女儿草的哥哥养下来。
[3]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个专用的历史名词。社教干部，是特指在某一历史时期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们。
第三卷 根
第一节 看，这人，这官儿，这个柳县长
雪是住了的，像路过耙耧山脉的客人呢，歇了七天脚，又起身走去了。
不知去了哪儿了。
把山脉和庄落又还给夏天了。
夏天是遭了大雪欺侮了，回来后满全脸[1]没有喜兴色。日头是决然倔硬地不肯出来呢。云雾低垂在庄头上、梁顶上，你把手一伸，云彩从你的手缝流过去，你的手也就像跟着水湿了。一早起床，独自立站在院落里，或立站在庄子口、梁道上，把双手举展在半空里，抓一把水雾，在脸上抹一抹，搓一搓，脸就洗过了。眼屎没有了，也不再瞌睡了。
只是双手有些泥糊哩。
雪化了。
未及在雪天剪获的小麦，就在云雾天里霉腐了。没有日头，气象闷焐着，那熟了的麦穗就黑了。麦粒也黑了。麦粒里的淀，也成了青的了。人吃了就要拉肚中毒了。
麦棵在田里焐成黑草了，来年的冬天，牛就没有麦秸可吃了。
时日再往后边走，下年秋后，也没有小麦种子落地了。
县长、乡长和县长的秘书，同来问苦呢，一皆儿住在庄子当间[3]处地的院落里。院落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处庙院哩，庙里敬有菩萨、关公和受活庄的祖先受活婆。说是有了这聋哑受活婆，才有了受活庄。是受活婆给了从山西洪洞县行乞受辱路过耙耧的胡大海一顿好饭食，胡大海才在耙耧这里放生了大迁徙中的盲父和残子，赐他们以田，赐他们以银，还赐了他们水，残人们就有了天堂的日子了。满天下的残人就往这儿一拥而来了。也就有了受活的村落庄子了。
是该敬着那个哑婆哩。
可后来菩萨的像没了。关公的像没了。老哑婆的塑像也都没有了。扫了地，架了床，那三间瓦房就成了庄里专门接迎来客的客房了。十七八年前，县长在镇上做社教员时，来到受活是住在这庙里，而今还住在这庙里。物还是，人已非了呢。县长转眼已是中年了，四十岁，从柏树子公社打水扫地的临时工，到做了受活庄的社教员，再从转成乡干部，升到副乡长、乡长、副县长，到而今坐在一县之长的位置上，县长想起来便堆满一心的感慨呢。
双槐县是一个穷县哦。顶级的穷县哩。外边世界上的日子都已旺得如同着了火，可双槐县县委、政府门前的公路还是沙土路，落雨天，路上汪的积水能淹死不会泅游的牛。有一年，有个孩娃就是掉在县委门前的积水坑里淹死的。县里没有厂，没有矿，只有山地和沟壑。几年前各办公室都还交不起电费和电话费，县委和政府为一辆小车坏了轮子该谁来维修也还吵了架，老县长把手里盛酱菜的玻璃水杯摔碎了，县委书记把扫玻璃窗户用的笤帚摔断了，地区的牛书记来县里调解时，一个一个找县干部谈了话。
找到县长说：
“你咋样才能让该县富起来？”
县长说：“那容易，你把我的头给割下来。”
地委书记又找到县委书记道：
“你不能让该县脱贫你就别干了！”
县委书记就给地委书记打躬作揖道：
“老首长，能把我调走我现在就给你磕头了。”
地委书记说：
“我撤了你！”
县委书记说：
“能让我走，撤了也行呢。”
地委书记就把手里的茶杯摔在脚地上[5]了。
又一个一个找着县委、政府的副干们谈。
找着柳副县长说：“你的农田整得不错呀。”
柳副县长说：“地种得再好也还是一个穷。”
地委书记说：“你有什么法儿让双槐富起来？”
柳副县长说：“这不难。”
地委书记盯着他的脸：“说说看。”
柳副县长说：“没有厂，没有矿，有山有水发展游乐呀。”
地委书记便笑了：“黄土浑水你让谁来游乐呀？”
柳副县长说：“牛书记，北京那儿游乐的人多吗？”
书记说：“那是首都，几朝古都哟。”
柳副县长说：“去毛主席纪念堂看的人多吗？”
书记说：“多。咋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