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撤退 民气消沉
群丑蠢动 袍笏登场
狐群狗党 初期汉奸
繁盛地区 人头高悬
人口突增 空屋皆满
战争挫败 租界繁荣
前方浴血 后方作乐
家家储粮 米商发财
首都沦陷 大肆屠杀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三十一日，八百壮士奉命撤出四行仓库。淞沪区域的战事，自此告一段落，但是南市的守军还没有撤退。直到十一月五日，日军由金山卫登陆。六日又有一支军队，由杭州湾登陆，包抄了南市守军的后路。到了十一日，守军绕道京沪路线，撤离上海，在南翔布下了一道新防线继续作战。
上海旧称十里洋场，也是外国人心目中的“冒险家乐园”。这一次的战事在最初两月，局限于闸北一个地区，东面的浦东，南面的南市，西面的虹桥路（今淮阴路），一向由国军守着，没有动摇。到了南翔防线部署完成之后，上海四周都被日军侵占了，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块地方幸获独存，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
国军撤退 民气消沉
国军撤离淞沪，租界上就不再听到炮声枪声，本来慷慨激昂的民气，也突然之间消沉了下去，大家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不知来日大难，要演变到什么地步。
这时候，上海市民对自己的今后命运，作出许多打算，有各种各式不同的想法：
大部分的人根据上海历次受到战争的经验，认为租界总是安乐土，“一动不如一静”，静观其变，可能京沪线的战争，会像“一·二八”时期随时可以停下来，或是进行一场有条件的讲和。
小部分人，认为会“长期抵抗”下去，租界虽然能相安一时，但是一旦日军不顾一切地闯到租界上来胡作非为，也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无数与党、政、军有关的人，都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从租界到国军的后方，最大的一条通道，就是由上海到杭州。凡是没有钱而又怕战祸波及自身的，都向浙江方面逃，逃出去的人数，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万。
那时节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太古、怡和轮船，定期来往，有钱又有办法的人，都乘搭这批船只逃到香港，但是人数不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杜月笙领导的许多上海工商界人士。
宋子文曾经开出一张名单，凡是与政治有关的人物，每人分送所需要的轮船船票，要他们离开上海，再坐飞机到后方，免得将来受日本人的利用。据说这张名单一共有四百多人，包括俞鸿钧以下许多大小官员。
军界中人，凡是退休在租界上做寓公的老军人，亦由当局分别致送路费，要他们各奔前程。只有若干别有用心的人留着不走，如老军阀周凤岐，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被暗杀。
一般与党、政、军无关的市民，绝大多数还是留在上海，这许多人认为租界的防范还是可靠，而且既与党、政、军无关，更没有逃难的必要。何况久居上海的人有一种心理：“出门一里，不如家里。”就在这种心理之下，上海租界上还是有着四百万的人口。
在这时还有那么多的人口，不但房屋奇缺，屋租飞涨，而且一切食用杂品，来源少而用量大，各行业的生意，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之下，比平时更容易赚钱，好多难民向四乡跑单帮，来来往往赚钱，因此无形中添了不少小康之家和暴发户，大家称其为“发国难财”，国难越大他们发财亦愈多。这类人自然不想逃离上海，而且还希望永久乱下去，那样他们的财源可以日增月盛。
这时不少人感到非常苦闷，大家都想找寻刺激，于是娱乐场所的生意利市百倍，最显著的就是舞厅。本来租界上的舞厅不过十多家，到了这时，好似雨后春笋一般平添了几十家，不但晚间有晚舞，下午有茶舞，中午有餐舞，最奇怪的是有几家舞场还举办“晨舞”，竟然一清早就有人在这些舞厅开始蓬嚓嚓地跳起舞来。
除此之外，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场战事，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不声不响钻头觅缝地找门路去当汉奸。
群丑蠢动 袍笏登场
日本人在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前，已经收买了许多汉奸，从事破坏活动。初期被吸收去的人，很少知识分子或知名之士，即使是正当商人，也不肯为虎作伥、认贼作父，干这些勾当的只是一批地痞流氓。
日军占领了上海东郊各乡各镇各县之后，所到之处都出现了所谓地方维持会。这些组织起不了大作用，只能欺压同胞。等到接收了整个浦东一区之后，日军就想到要组织一个上海市政府，同时还组织了一个类似党部的群众机构，定名为“新民会”。会员多数有手枪，所以最初的一个时期，都是新民会的世界。日本人的想法虽很周详，但是附和的人，多数目不识丁，只会贩毒或是些一向从事杀人越货以及盗窃的下流分子。
日本人给上海市政府定了一个新名称，叫做“大道市政府”。这“大道”两字，是根据《礼记·礼运篇》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来的。就字面来看，他们认为可以博取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拥护，但是一经发表，中国人都笑起来，因为“大道”两字的读音，同于“大盗”，认为大道市政府，就是许多大盗组织的市政府。
大道市政府市长的人选，完全由日本人支配，选了一位苏锡文当了市长，袍笏登场，可是这个市长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到了后来，才知道苏锡文是一个台湾人，因为他肯听话，又精通华文华语，所以被看中了当上大道市政府的第一任市长。市政府设在浦东的东昌路。
第一任警察局局长卢英，虽说本来是南市警察局的侦缉队长，但也声名极坏。他的工作，就是捕杀良民，凡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即被指为抗日分子，要捕要杀，为所欲为。
我有一个老朋友，本来是卫生局的一名小职员，平素很爱杯中物，从前常跟我到高长兴酒店饮酒，彼此无话不谈。在战争时期，好久没有见到他。一天，他忽然带了四色礼物来送给我，而且衣饰煌然，气宇轩昂。他告诉我，他已经当了大道市政府卫生部门的高级职员，奉命来和我打交道。我听了他的话，心里觉得很不自在。我说：“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何以要在大道市政府中当一名‘小道’呢？”我的语气实在是说他在大盗之下当小盗。他也明白我这句话，当堂作了一个苦笑。他说：“只为了要吃饭，为了要活命，什么事都要做一下。老朋友，请你不要取笑。”我说：“做这种事并不是单为吃饭活命，老实说，总有一个野心，想靠此发一笔大财，所以才肯落水。”他说：“真是给你一语道破，但是时势转变，老兄也该跟着潮流走，逆流而行是走不通的。”我说：“对！对！做这种事情的都是聪明分子，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你老兄的人生哲学。”他听了我这句话便说：“你的话是讲得透了，但是归根结底，一个人总想发财，所以才走上这条路。”我说：“一个人有了财，还要有势，有了势可以满足一切欲念，现在归附到这一个圈子里，是最能倚财仗势、作威作福的。”这些对白虽很简单，却可以代表当时所有汉奸的心理。
狐群狗党 初期汉奸
日本人在上海收买的汉奸，初期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流氓，最有名的是常玉清。他是一个不识字的旗人，生长在南京，所以能说一口南京话，手下有一千多个徒弟，都是窃盗绑匪和打家劫舍之流。他是一个痴肥的大胖子，拥有许多不义之财，但是没有职业，恐怕被人轻视，于是就在北泥城桥平乔路口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浴室，用“大观园”三字作为浴室的名称。这间浴室，每天自早到晚，总有三四百人出入，在浴室内大家都是袒胸露腹肉膊相见，本来没有什么稀罕，但是用“大观园”为名，稍有知识的人看了都为之失笑，认为这个命名的人，颇有些幽默感。
日军方面给他一个使命，就是在闸北各地段，预先租了好多房屋，他的徒弟们就潜伏在那里，在战事最激烈期间，负责燃放真假信号弹，供给日军作为攻击目标。对日军来说，他确实有些作用，这种信号弹在夜间红红绿绿，直射天空，令国军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威胁，苦于这班小汉奸，东流西窜，不知从何查起，一时也真奈何他们不得。
直到国军撤退之后，日本人论功行赏，常玉清成为日军旗下的红人，终日盘踞在日本军部所在的北四川路“新亚大酒店”中。他占着一间办公室，声势不可一世。
日军培养出来的汉奸，大都是这一类流氓，文人极少做他们的走狗。只有一个知名的人物叫余大雄，他本是日本留学生，最初在望平街的《神州日报》社担任日文翻译，但是当时的中文报，很少采用日本的特写稿件，而且该报日出一大张，篇幅很少，余大雄无法发挥他的才干。于是他建议每三天出版一张小报，夹在《神州日报》中附送，名称用“晶报”二字，这是表示三日一次的意思。《晶报》编得很精彩，渐渐改为独立发行，销数竟远远超出《神州日报》。《晶报》着重社会上的内幕新闻，执笔的都是一流文人，如张丹斧、钱芥尘、袁寒云、毕倚虹等。余大雄善于奔走拉稿，所以这张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人家替他题了一个外号，叫做“脚编辑”。
从前的小报畅言无忌，对个人隐私，或显或隐地尽量揭露，《晶报》常有惊人的消息，所以销数日广，达到数万。
余大雄这人工于心计，表面上从不暴露轻狂嚣张的姿态，他又善于理财，常常为了一篇揭露社会名流的稿件，敲上一笔竹杠，数目不大是不要的，尤其是贩卖烟土或是走私方面的著名人物，给他按月发津贴，因此他早已成为一个殷富的报人。
他因精通日文，早和日本人拉上关系，待到八一三炮声一响，若干报纸都停顿下来，他就潜入新亚大酒店，替日本人做工作，这是日本军部方面红极一时的文人。
常玉清是个粗人，既不会写，又不会讲日本话，一切要靠余大雄传译。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常玉清对余早已怀恨在心。一天晚上，常玉清的徒弟用一把小斧头，就在新亚大酒店的浴室里把余大雄砍死了。这是上海人在战争期间第一次听到的新闻，足见当时汉奸之间，相处也是很不容易的。
繁盛地区 人头高悬
本来日本人蓄意培养许多文人，由庚子赔款中拨出一笔很大的数目，在上海开设一间大规模的“同文书院”。庚子赔款的数目极大，由于清朝在庚子事变中战败，被迫订立城下之盟，每年赔款给八国联军的各个国家，由海关的关税中拨付，从来不曾中断。后来美国首先提议用这笔款项创办清华学校、协和医院等。接着英国、法国也把赔款拨作各项文化事业。日本人把赔款用作侵略性的各种文化设施，如“同文书院”之类。
照例来讲，同文书院的毕业生，个个都是日本栽培而成的亲日分子，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只有一部分愿当日本人的翻译，或在日本商行中做职员，大多数尝够了日本人苛刻相待的滋味，竟一变而成抗日分子。
国军退出淞沪区后，日本人对租界当局还相当尊重，轻易也不到租界上来横行不法，所以租界上的华文报纸，论调始终是坚决抗日，对汉奸毫不留情地大张挞伐，因此报纸的销数就越来越大。
日本军部，也办了一张华文报纸，名叫《新申报》，因为当时上海有两大华文报纸，一张是《新闻报》，另一张是《申报》，他们就以这两张报纸的名字，各取一字，名为“新申报”。可是销路不出虹口，初期在租界上是买不到的，只有少数小汉奸，拿着报纸到人家拍门而入，硬销一份而已。
这时节，《新闻报》、《申报》的态度，虽然反日，但并不激烈，倒是无数晚报每天一到下午四时，各种极刺激的红色头条新闻，不是说国军如何英勇，就是说日军如何惨败，震撼人心，力量极大。当时最激烈的一张晚报，叫做《大美晚报》，其次是《社会夜报》等。
《社会夜报》的编辑方式是信口开河，所以上海人叫它“野鸡报”，主办人叫蔡钓徒，是上海浦东周浦人。他虽说是文人，事实上却是一个文氓，整天和许多歹徒混在一起，谈吐粗俗，行动乖张，我本来不认识他，仅不过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我行医为业，各阶层的人都有相识，当时上海有一个女相士，叫做菱清女士，姿容娟秀，谈吐文雅，但是身体瘦弱，常请我去看病，我总在出诊将完之时，最后才去菱清家中。她家地处三马路（今汉口路），是交通的中心，加上她好客，交往的都是一时的名士，我到她家中，她总是请我在烟铺上坐下，虽然我不会吸鸦片，但是几位老师都有此癖，所以横在榻上一躺，谈话时觉得极为舒服。
一天，我正躺着与名画家交谈，忽然进来一个粗鲁人物，菱清的母亲开口就说：“杀头的！你又来做什么？”那人说：“今天囊无分文，要问菱清借二十块钱。”于是菱清的母亲，声声叫着：“杀头的！你来总没有好事。”一面骂一面把钱给了他，但这个“杀头的”并不就走，还提起电话叫了一碟蛋炒饭，据案大嚼。
那个“杀头的”吃饱了之后，菱清为我介绍：“这位就是蔡钓徒，我母亲说他这个‘杀头的’，将来总不得好死！”我微微一笑，由此开始就认识此人。
隔了不过十天，蔡钓徒到我诊所来。我问他：“有何见教？”他说：“今天实在经济困难，《社会夜报》连买白报纸的钱都没有，想来想去，你一定肯帮忙。”我说：“也好，我借二十块钱给你。”他眼睛一瞪，面上横肉都暴露出来，说：“《社会夜报》销数成万，你想拿念只洋（沪语之二十元）来打倒我？”我一看形势不对，便说：“不问你白报纸要多少，我把今天诊金收入，分一半给你。”他一听这话，形势才缓和下来，拿了钱就走。
隔不上三天，他竟然又在我门诊将毕时，等在候诊室中。我心想长此以往，不胜其扰，便对他说：“今天再给你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我的隔壁就是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曾经告诉我，要是有人来滋扰，只要打电话给他便是。”蔡钓徒一听见“尤阿根”三字，顿时默不出声，接过我给他的二十块钱，郑重地说：“我再也不来了，但请你在尤阿根面前不要提起这件事。”从此我就不曾再见过他。
蔡钓徒办的《社会夜报》仍然每晚出版，头条新闻很够刺激，但是十之八九出于虚构，不是骂上海名流私通敌人，就是说日军败绩，虽然多数出于杜撰，但是有时也有些真实新闻，别的报纸不敢登，而他竟然全部刊出。
就在日军军部占据新亚大酒店的一段时期中，《社会夜报》突然停版，在停版三天之后，上海忽然爆出一件大新闻，说是在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院附近的电线杆上挂着一个骇人的人头，从早到晚围观者成千上万，当天大家都不知这个人头是什么来历。
人头出现的次日，《时报》用红色大字刊出一个大标题——《蔡钓徒砍头》，这一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蔡钓徒的头颅。
究竟蔡钓徒被谁砍了头呢？报纸上只说由虹口方面运来。于是读者纷纷推测，有人说他骂日军骂得太厉害，也有人说这是汉奸内讧的杰作。又过了一天，独有《时报》刊出蔡钓徒头颅的摄影，又白又胖，双眉倒垂，两眼凸出，令人惊骇！
那时节，《时报》的采访部主任是胡憨珠兄，我和他是多年老友，就问他：“蔡钓徒杀头的内幕究竟如何？报纸上隐约其事，不够清楚。”他就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原来那时蔡钓徒曾经一再进入新亚大酒店和日本人打交道，领到很大一笔津贴，但是他用的是两面手法，在租界上见到的报纸是红标题骂日本人，而另外印一批报纸同样也用红色标题，却是大捧日军，每天着人送往虹口报销。
有一天，他在妓院中玩得昏天黑地，报纸没有派人送去，日本人为了汇集整理，着人向租界方面买了几份，一看大标题，竟然是大骂日本人在某处奸淫掳掠，骂得有声有色，日本当局大为震怒。
到了次日，蔡钓徒派人补送昨天的报纸，日本方面的人拿来一看，与他们买到的报纸，头条新闻记载恰恰相反。日本人当时不露声色，引诱蔡钓徒到虹口，拳打脚踢，使其全身受伤，在他极度疲乏时，车拉到江湾体育路，叫他自己掘了一个极深的泥坑，令他站在坑中，由常玉清的徒弟，把泥土倾倒下去，埋了他的身子，等他断气之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送到新亚大酒店销案。
这个头颅首先浸在浴缸中，到血液流清之后，面孔又白又胖，于是送到法租界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照日本人的意思，是对不忠实而用两面手法的汉奸们作为惩戒的示范。憨珠兄还说：“《时报》登出这个头颅，是从法租界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验尸所中摄到的，所以特别清楚。”这时我就想到菱清的母亲，叫蔡钓徒为“杀头的”，竟被言中。菱清女士说他将来总不得好死，也说对了。
人口突增 空屋皆满
战事逐渐扩大，住在战区的老百姓，纷纷向租界上逃来，不仅是上海四郊的人，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人也都避难到上海，于是上海租界的人口，突然间直线上升。
我回忆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一三之前上海的房屋情况，与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上海的房屋，在南市都是旧式宽敞住宅，有庭有院，屋高二层，深度则有二进三进至五进，每一进必有一大厅，厅的四周都是居室。富有的人家，全家住在这么大的住宅里，一如电影中描写的书香门第一般，要是家道中落的话，才分租一部分给人家，但是上海的法律对欠租的追索，没有香港那么严厉，因此住客欠上两三年的租金并不为奇。所以业主有了空屋，除非是相熟而有信誉的人，一般是不肯随便出租的。
闸北方面，穷苦的人比较多，很少有南市那么大的宽大住宅，而且以一层的平房为多，住的人多数是劳苦阶层。
租界上的房屋就完全不同了，大多数的住宅都是弄堂房子，叫做“里”或“坊”。公共租界最有名的是“大庆里”、“会乐里”，法租界最著名的有“宝康里”、“霞飞坊”等，里弄内的房屋，多数是二层楼石库门的房屋，分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等几种，房屋的形式，有厅有房，还有附属的亭子间。此外新式的洋楼，是三层楼都归一家居住的。
从前富有的人，从事于置业，新屋造成之后，租得出与租不出是一个大问题，选择住客又是一个大问题。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战前空屋之多，不可胜数。举几个例子来说，我最初在南京路望平街口的诊所，位置在上海公共租界商业中区的一座楼宇中，当时的房租不过五十银元，亲友已认为太富丽，晚间空闲的时间，供严独鹤、周瘦鹃等作俱乐部之用。后来我的诊务较有把握，就搬迁到先施公司斜对面黄楚九造的一座新楼中。这座新楼，大约有写字间三百间，租出只有二十多间，我因四周空屋太多，冷清清的不惯孤寂，恰好新新公司对面新建了一个慈安里，前面是新新公司，后面是新光大戏院，我觉得地点不错，就搬了过去。初时房租是一百九十五两（每两约合银元一元四角，计数有时高些，有时会低些），我住第一弄第一家，那时节人口少而房租贵，所以前前后后都是空屋。
例如那时的南京路上，有一大排哈同洋行的新屋建成，无人问津，空置了二三年之久，其间只开了一家粤菜馆，叫做“新雅酒楼”，在当时可说是第一流的粤菜馆，不仅地方宽大，而且菜好茶靓，厨房的设施清洁异常，顾客可以随时入内参观。但是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到二十六年（1937年）那一段时期，新雅酒楼生意很清淡，积欠租金两年，业主哈同洋行一再通知他欠租可以从缓付给，但切不可结束业务，可见那时节空屋有人来租，业主是很迁就的。
八一三战事一起，不过三天时间，整条慈安里，住得满坑满谷，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只宜于作诊所，不宜兼作住家，我就想到法租界亨利路（今新乐路）永利坊，马路清幽，房屋华丽，空着无人过问，就到永利坊租了一座三层楼的新住宅，房租为一百五十元。那时永利坊还有空屋二百多间，因为房租太贵，空置已达二年，一般居民都望而止步，而外来的逃难客也对之不敢问津。谁知道战事一紧张，不过二十天的时间，全部租了出去。老牌电影皇后胡蝶，由虹口北四川路余庆里，逃入租界，就住在我的贴邻，可见得那时房屋的紧张程度已达巅峰。
从前上海人互相询问，总是问：“你家是二上二下呢，还是三上三下呢？”有一天我遇到江亢虎逃难到上海，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留美回国后，组织党团，各方面都排挤他，于是成为一个穷教授。我问他住的楼宇是什么形式，他说因为一时租不到相当的房屋，只租到一个“六上六下”的旧楼。我就觉得奇怪，何以他一家要住这么大的屋子？看到我有些诧异的神情，他就解释说：“我说的六上六下，不是六上六下的‘六’字，实在是落上落下的‘落’字。”原来他住的是楼与楼之间搭的一个阁楼，一天总要落上落下好几次，上海话的“六”字与“落”字同音。
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凡是有余屋可租的，都租了出去，包租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后来有一出滑稽戏叫做《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形容当时房屋与住客的严重挤迫情形。
战争挫败 租界繁荣
从前上海建造房屋，二三层楼的屋宇，自申请到批准，需要经过工务局和救火会的审核，但时间是极短的，有办法的人只要一个星期便可获得执照；这时申请建屋突然增加，无数房屋先后筑成了，一下子吸收了几十万外来的难民。我记得吕宋路（今连云路）有一块很方整的地皮，里边建了几十间商店，构造简陋，形似路边的摊位，只是四周的墙是用红砖砌成的，不过两月时间，各式各样的商店都开了起来，中间还简单搭了一个城隍殿，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为“新城隍庙”。它吸引了无数善男信女来参拜，竟然车水马龙、香火鼎盛，逢到初一月半更是拥挤不堪。
上海南市本来有一个城隍庙（又称邑庙），范围极大，供奉的那位城隍，是曾经对保卫上海对功的秦裕伯，他的塑像是根据他生前的画像塑的。秦姓子孙繁衍，我有一位同学是当时上海名医秦伯未，就是裕伯公的后裔，故以伯未为名。有一天我和秦伯未两人一同去参观那间新城隍庙，见到供奉的那个城隍，非但与裕伯公的相貌不同，而且不是塑像，原来是随随便便粗制滥造用木头雕成的。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这个新城隍庙，就是向来从事娱乐事业的“小世界”老板陆锡侯所建造，包办香烛的人，全是上海一班黑社会中人，但是若干市民是盲目的，觉得租界能安居乐业，一定要向城隍庙膜拜还愿，所以这个新城隍庙的盛况，竟也不输于盛平时期的老城隍庙。
这时候，许多贫苦人家，只要肯走肯跑，都可以到四乡去走单帮，作物物交换，很多人家都成为小康之家，这些人有了钱之后，便想到要享受一下，常到菜馆去进餐。上海那时节高等菜馆很多，因他们不懂得点菜技术，所以都拥向较为大众化的本地菜馆，这一流菜馆，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名称叫做“老正兴”。在极短期间，上海添了好多家新开的老正兴。
本来上海有钱的人，因为战争爆发，地价飞升，房租高涨，他们便越来越有钱；第一种消费就是吃，于是新开的餐馆也很快增加起来，特别是粤菜，因为虹口失守之后，这一行的人都逃向租界，纷纷开设大大小小的粤菜馆。其中有一位粤籍大商家钟标，本来在北四川路桥堍集资自建一家规模宏大的“新亚大酒店”，自从该旅店被日军占领之后，他就率领员工，到租界中心来开设粤菜馆。他开的菜馆都有一个“华”字，第一家是京华，接着又有荣华、新华、美华等，上海“华字头菜馆”，都是很够气派的。
前方浴血 后方作乐
上海虽是孤岛，但是四乡来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初进洋场，无非是先到大世界去玩玩，看看哈哈镜，许多人会笑出眼泪来；而且那时大世界百戏杂陈，应有尽有，门券只收两角小洋，可以盘桓一天。
久居上海的人，因为苦闷无聊也要找娱乐，跳舞场越开越多，一部分小户人家生活困难，把清清白白的女儿，多送进跳舞场当舞女。只是上海原有的妓院，在抗战时期大大消沉下去，因为妓院的规矩多，消费大，不适宜一般人，所以妓院关闭的很多，好多妓女也转移到舞厅改操搂抱生涯。
京戏院的生意也好到极点。向来京戏每年要到北平去请名角儿来演唱一个时期，这时南北交通中断，京角儿没有法子来，因而成了海派角儿的世界，特别是麒麟童排演的海派连台本戏《文素臣》，卖座满坑满谷，其他戏院排演《西游记》、《火烧红莲寺》生意也都极好。
当时的电影界，因为拷贝外销困难，不易发展，最大的明星公司，设在枫林桥，被轰了一炮，完全烧光，其余的联华和天一两大公司也陷入停顿状态，演职员们纷纷另想办法，于是话剧团体就乘机崛起，占据了好多家戏院。其中最早的一个，就是辣斐舞厅旧址改建的辣斐戏院，初期职员都不支薪水，每天只领些钱作零用，伙食由剧团开大锅饭，可是他们的剧本编得相当好，演员都是一流明星，所以演出之后，轰动一时。这班演职员戏散了之后，就在戏台上打地铺过夜，后来收入渐渐好起来，一部分人便迁居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吕班公寓，也是一间房中，往往住上十多个人，睡的都是地铺。
辣斐戏院有了相当成就之后，接踵而起者，有不少投资于话剧，大规模而十分精彩的话剧都在这时纷纷上演。
我记得唐槐秋主持的中国旅行剧团演的一出《葛嫩娘》，剧本好、演员好、服装好、道具好，轰动一时，剧本描写明末许多名士和武人，卑躬屈膝地向敌人投降，这完全是一出讽刺汉奸的好戏，所以看得大快人心，场场满座。
越剧（绍兴剧）也是在这个时候蹿起的，因为这时电影院无片可演，越剧便打进了电影院，如青岛路的明星大戏院等都演越剧。当时还有一批电影界中人，帮着他们从事服装、布景、音响、灯光的工作，所以越剧的形式，从这时起为之一变，称做新越剧；又因越剧唱词简单明了，所以成为当时上海老太太和家庭主妇以及女界唯一的嗜好。
除了越剧之外，还有一种申曲，此时改名沪剧，竟然也打进戏院。如英租界的新光大戏院、法租界的恩派亚戏院等，演出的都是申曲的名角，如王筱新、筱文滨、施春轩等，有几个女演员王雅琴、筱月珍，或以貌称，或以艺胜，亦曾风靡一时。
家家储粮 米商发财
战事离上海越来越远，人们抗战意志消沉得很厉害，看严峻的情势一天一天地迫近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求和的意图，报纸上所提到的口号仍然是长期抗战，最响亮的口号叫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大家就想到这一次的战争，可能会拖长下去。
大家想到苦难的时期来日方长，不能不有所准备，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人口一天天增加，大家怕人口一多，米粮会断绝，因为上海人吃的米，一半是靠常熟、太仓运来的，一半是外洋运来的暹罗（泰国旧称）米。而常熟、太仓的米，不能储藏太久，唯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的焙干，可以久藏不变，于是大家就抢购暹罗米，我也将每天收入陆续用来收购一些，堆满了一间小屋。
这时节，租界上通用的货币，还是中央银行的钞票，战事展开了很久，法币的价值竟然没有动摇，除了中央银行的钞票，还有中国、交通、农民以及四家小银行的钞票，外国银行的钞票并不通用。大家对法币币值一点也没有怀疑。除了米价和五洋杂货略涨之外，其余没有什么波动，这是抗战开始之前，国民政府聘请英国人鲁斯爵士研究出来的方案，一定要把全国所有的银元收归国库，使民间不可能把银元作买卖的单位，那么法币就不会动摇，这是长期抗战的一种法宝，要是币制一动摇，抗战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上海的金融，能影响到全国，所以这一次抗战能长久维持下去，鲁斯有功焉。
上海的主要粮食及副食品，始终供应如常，这要归功于许多跑单帮的小商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在四乡搜购米粮杂物，虽说他们都发了财，可是对一般市民来说也是有功的。只是跑单帮的人，喜欢携带轻便的物品，而跑米的人，因为米重得厉害，最是辛苦，但是利益也相当丰厚。
米业公会的首长因为贩运米粮大发其财，不原谅的人，都骂他是米蛀虫，其实要是没有他采购大批米粮，上海的米价还要贵得多。
上海还有一位航运界名人虞洽卿，他从香港采购了很多的暹罗米，由太古、怡和船只运到上海，虽然也有人说他运米发财，但是上海米粮没有中断，他是有功绩的。初时他留在孤岛，也没有离开，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才到内地去的。
首都沦陷 大肆屠杀
战事情况越来越恶劣，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中日两方军队在嘉兴、南浔作战，二十三日无锡失守，三十日常州沦陷，江阴要塞也失掉了，镇江防无可防。
到了十二月九日，敌军迫近首都南京，发出一个最后通牒，要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配合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膺惩支那”宣言，声称一定要打到中国屈膝为止。这个通牒措词强硬，令人毫无还价余地。
本来抗日战争，论武器的精良，中国实在不是对手，而将士竟然能如此坚强抵抗，打破了日人三天打到南京的美梦，靠的完全是士气，虽然节节败退，但是“屡退屡战”，日军死了不少人，这是他们始料不到的。
国民政府大员早已撤退到了汉口，南京移交军人防守。到了这时，日军已兵临城下，国民党军队士气大大地消沉下来，最高当局召集许多名将，商讨今后战略。大家一致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然对防守南京没有多大把握，但是决定不理日军的最后通牒，一定要决一死战。
这时有一个勇而无谋的唐生智，慷慨激昂地向当局请缨，自愿负责防守南京，要求一切军权都交给他。最高当局认为唐生智精神可嘉，所以便把这重大的责任交给了他。同时当局把大部分军队整编之后，在汉口另设一道防线。
南京防守之战，国军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四周都是日军，待到日军大炮运到，开始猛烈进攻，只打了两天，南京的防线就被打破了。
日本军队在十二月十七日浩浩荡荡地侵占了南京城，因为他们原以为占领南京易如反掌，万不料从八月十三日起，拖了整整四个月，所以一到南京，兽性大发，实行大屠杀。那时死亡的数字，传说是十几万人，我后来从日本人所作的《南京占领记》中看出来，中国人在这一役中一共死了六十万人。
日本投降之后，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书叫做《南京是怎样占领的！》，书中刊出一百多幅奸淫掳掠和排队杀人的图片，这本书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日本人民才知道当时军队的暴行，也纷纷加以谴责。我知道了有这本书出版，但是托人购买始终买不到，据说这本书使得日本朝野震惊，不知怎样一个转变，这本书就在市场上绝迹了。
后来我到日本游历，到旧书店去找寻这一类的“反战”书籍，可是我在东京神田区一百多家旧书店中，偏偏找不到这一类书籍。不过日军在南京施暴时期，当时上海租界上的外国记者还没有撤退，所以发到全世界的电讯，都描述得非常详尽，全世界都震惊起来。日本朝野对此事也反应不一，大约也有不少人反对军人的横暴，认为其有辱国家的名声，所以后来每占一城，没有像占领南京城那么惨烈的屠杀，多多少少因受到中外舆论指责，不得不加以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