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百家纷争。争辩的内容，除了关乎学派宗旨的大原则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小问题，穿衣服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为什么要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合宜或得体的？服饰与德行是否有关系？这些都曾引起过诸子们的讨论或关注。问题虽然没有什么思想性，但由各家的回答，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学术宗旨。其中，有些说法对后世的影响似乎并不亚于那些大原则、大问题。
一、圣人的穿着
说到穿衣服，自然会首先想到孔夫子。这位生活比较考究的圣人不但吃饭有一套原则，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穿衣服也丝毫不含糊：“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
钱穆有一段白话试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君子不把玄色色来作衣领与袖之边。不把红色紫色做日常起居之服。当暑天时，在室内穿葛单衣，但出外必加上衣。黑衣内用羔羊皮的裘，素衣用小鹿皮裘，黄衣用狐裘。在家私居时所穿之裘，较出门时所穿者稍长，又把右袂裁短些。夜睡必有寝衣，其长过身一半，下及两膝。冬天把狐貉皮来做坐褥。除去在丧事中，大带上没有不佩一切备用的玉器的。除非朝祭用正幅的帷裳，其余所穿裳，总是开剪斜幅缝制的。吊丧不穿黑羔裘，不戴玄色冠。每年正月岁首，必穿着朝服上朝去。”
《乡党》篇是弟子们对孔子日常生活起居的描述，所以文中“君子”所指的当然就是孔子本人了。由于年代久远，这段话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白。据后儒的解释，孔子选择衣服的原则大体上不外两方面：一是合“礼”。如“绀”是用来作祭服的，所以不能作领、袖的饰边。红紫不是正色，所以即便是私居时也不能穿。二是合“时”。如“亵裘长”为的是取暖，“短右袂”为的是方便做事。不管这些解释是否可靠，我们总可相信，这段话所讲的孔子决不是早年那个“贱”而“多能鄙事”的孔子。虽然古代可能皮贱而丝贵，但有这么多种衣裘，并十分讲究色彩、玉器的搭配，那一定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做到的。
和墨子的服饰比较一下，印象当会更深刻：“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裘褐”是粗衣，为穷人所穿。“跂”大概是草鞋或木屐之类。这里说的虽是后世之墨者，但墨子本人的穿着也不会差得太远。荀子就说过墨子“衣粗食恶”、“衣褐带索”的话（《荀子·富国》）。有一位曹公子甚至当面向墨子抱怨：“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很难想象，极重言行一致的墨子会只让弟子们过那种辛苦的生活。
根据《墨子·辞过》篇，墨子主张“以裘褐为衣”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墨子称衣服的主要作用是御寒避暑，不是为了荣观耳目时，他所担心的其实是王公大人追求“文采刻镂”，必定会亏夺百姓的衣食之财。至于百姓衣食丰足之后，是否可以干点“锦绣文采”的事儿，墨子并没有明确的回答。考虑到墨子曾主张给那些贤能之士“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他大概也不会反对在适当情况下修饰一下吧！要不，人人皆衣褐带索，贤人还要那些爵禄干什么呢？
无论如何，同为当时显学的宗师，孔、墨的穿着打扮如此悬殊，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两家后来围绕着穿衣服的问题展开辩论，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服”与“行”
儒墨两家直接辩论服饰的文献，保存在《墨子·公孟》篇中：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义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句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
公孟子是谁，我们不太清楚。吴毓江推测说，此人即曾子弟子公明仪，属七十子之后儒家大师之一。两段话讨论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衣服与行为的关系问题。
按照公孟子的说法，君子成仁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说古人的话，穿古代的衣服。公孟子这样讲的理由何在，很可惜文献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更让我们好奇的是，这种说法属于公孟子个人的私见呢，还是儒者的一贯立场？
公孟之前，孔子好古是出了名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都是夫子自道。把“古”与“今”对照起来，以古讽今，还是孔子非常喜欢的一种习惯做法，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不过，对衣服的看法，文献记载却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论语》和《礼记》有两则材料这样说：“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也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前段话提到，麻冕是古礼，但现在用的是纯（黑丝），因为用纯比较俭省，所以孔子也从众用纯。后段话说穿衣服要入乡随俗，孔子小时候在鲁国，穿的是大袖子的衣服，长大后住在宋国，戴的是章甫冠，因此并不一定要唯古为尚。
同是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大戴礼记》的记载却是另一种情况：“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今夫章甫、句屦、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孔子对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饮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这段话在《荀子》中也有出现，内容大体相同。按照这段话，穿衣服就不是随俗的问题，而是“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理由是，“服古之服”、“志古之道”才能使一个人干坏事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两种《礼记》的记载肯定有一种不可靠。个人觉得，小戴的说法更可信一点，因为孔子经常强调礼因时而变，损益可知。服饰既是礼的重要内容，自然也不能唯古是尚。在服饰问题上，孔子很可能并不像公孟子这些后学那样绝对，把古言古服看成是成仁的必要前提。
公孟之后，孟子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孟子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公孟子：“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如果“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即可以成为尧这样的善人，“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即可以成为桀这样的恶人，那么，言、服与德行就真的有必然的关联了。
再看看孟子对“古制”的态度：“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食前方丈、驰骋田猎这些“大人”们乐此不疲的事儿，都是我所不愿做的。我所做的，全都合乎古制。“古制”成了孟子在心理上、行为上与权势相抗衡的重要依据。显然，在“好古”这一点上，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
有趣的是，这位公孟子，如果真的就是公明仪的话，那么他在《孟子》书中也有现身，三处是引他的话，一处是与孟子的对谈。从引述来看，孟子对这位公明仪相当尊重。举个例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歁我哉·’”（《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孟子鼓励滕国世子的话，大意无非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世子只要立志，将来自可以行王道。孟子引用了三个人的言论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其中就有公明仪的说法。另外几处也大体如此。考虑到公明仪是曾子的弟子、子思的同门，孟子推崇公明仪也许有学派方面的理由。假若真是如此，那么在服饰方面，两人同样强调与德行之间的关联，同样以古为尚，也就毫不奇怪了。
公孟和孟子的立场既明，让我们再回到墨家的看法。从《鲁问》篇的那两段引文来看，墨子的立场非常清楚，衣服与德行没有任何关系，操同一种语言，穿同样的衣服，有仁人有恶人；穿完全不同的衣服，也都一样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法周”和“法夏”的问题。《庄子·天下》曾说墨子“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继承的是“禹之道”，后人因此而铺陈说墨家更加好古，他们虽不“法周”，但却“法夏”，裘褐跂即为夏服，也正因为如此，墨子才有资格说儒家的“古”不是真“古”。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值深辩。因为，假如要求弟子穿短褐之衣就是为了实行夏道，墨子不就刚好走到了他所批评的一面（“君子必古言服”）吗？善于推类明故的墨子何至于如此！
要之，在着装方面，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后，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儒者坚持认为服饰与德行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修德最好先从古服开始。墨家则刚好相反，认为衣服与德行没什么关系，就更不用提什么古服今服的问题了。
三、“解衣般礴”
在儒墨为衣服问题互争是非的时候，道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道家提倡道法自然，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在轻裘、缊袍、粗褐、狐貉等方面伤脑筋。《道德经》提到衣服的地方不多，仅有的两处如下：“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道德经》第53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
前句是批评的话，大意是说，在田园荒芜、府库空虚的情况下，在上者还穿着华丽的衣服，拥有许多的财富，那就只能算作强盗头子。后者讲的则是理想的社会，那里的人自得其乐，无论吃什么饭都觉得很甜，无论穿什么衣服都觉得很美。老子对“文采”的批评与儒家相对立，与墨家比较接近，但“美其服”的说法却有更多的道家色彩，孔子虽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的说法，但他决不以为“恶衣恶食”是一件很甘美的事。墨家也一样，他们承认“衣褐带索”是一种“自苦”行为，那肯定是不“美”的，但为了一种信念，却必须去做。
庄子讨论这个问题多一点。最具庄子风格的是下面这段话：“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
前面我们经常提到鲁哀公，孔子自相矛盾的话都是对他讲的。这一次，谈话的对象却成了他身后一百多年的庄子。谈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有其道未必有其服，为其服未必有其道”，道和服没有必然的关联，墨子说过的话，庄子不过重述了一遍而已。所不同的是，墨子说这话时，面对的是儒者（公孟子），所以没有点明儒者的言行不一。庄子“谈话”的对象是鲁哀公，所以才可以说出举国儒服的鲁国真儒只有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