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英埃谈判的欺骗之幕盖不住埃及人民的斗争，现在罢工罢课的反殖民地斗争，正像叙利亚的游行示威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那样一天不息地，此仆彼起地展开着。
原载《时代》周刊第186期，1946年12月7日
署名：什之
之六
苏联在复兴中
战后苏联为了复兴和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年施行一个新的五年计划，现在一九四六年将近年终，虽然我们还没有相当的数字来作第四期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总结，但是根据最近从莫斯科所传来的一些零星的消息，我们已经可以断定，第一年的计划大体上是完成了，并且有好多部门是超过了计划。
在新五年计划中，一九四六年的任务是在于“完成国民经济战后的改造，利用工业的生产力量，使苏联的经济力量进一步地增加”。
一九四六年的这一任务，是整个新五年计划总任务的枢纽，唯有第一年的成功，才能保障今后四年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照五年计划法令规定，新五年计划的总任务是“恢复全国受损害的各区域，恢复工业和农村经济的战前水准，然后再大规模地超过这水准”。所以恢复原有的水准和超过这水准必然有赖于战后经济的改造，借这改造了的经济来发挥新的生产威力。
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年的五年中，共投资二千五百万万卢布，建设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据塔斯社列宁格勒八日电，该城已有一百多家工厂完成新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生产计划。电报里还说，如电器用具和纺织材料等各种工业部门，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已超过第一年的原来计划。
在提到列宁格勒成绩的时侯，我们不期然就会想到这英勇的城市在战争时期所经历过的艰难和试炼。在任何别的国家，一个城市经历了像列宁格勒的经历，必定萧条多年，退出积极的经济生活。只有在苏维埃的条件之下，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下，才能这样迅速地恢复，这样多方面地重建，这种情形是全苏联各城市的普遍现象，列宁格勒工业复兴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罢了。
乌克兰是苏维埃联邦中受害最深的共和国，它几乎处在德国法西斯蒂统治之下达三年半之久，它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艰难事业。但是事实上的表现怎样呢？《真理报》于苏联宪法十周年时在社论中指出：已经恢复了五百六十六个煤坑，二十一个熔铁炉，六十个压平机，七十一个炼炭炉。这还不是复兴工业的全部名单。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已经达到战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在文化方面，据不完全的统计，已经恢复的学校达二万七千五百所，大学校一百五十所，戏院一百三十一所，农村俱乐部二万八千所。
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和其他受战祸较重的共和国，也都有同样的情形。
这次苏联所经历的战争，凡是敌兵所到之处，真是庐舍为墟，田野荒芜，迟达诺夫在十月革命节时说：“法西斯蒂使苏联产业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法西斯蒂野人破坏和焚烧了几万工厂，农场和耕种机站……荒芜了国内整批的区域，消灭了多年紧张劳动的果实，使几百万苏联公民无家可归……”
被毁坏的房子，是无其数的。屋荒问题在苏联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为严重。但是苏联是把问题解决了。首先是苏联没有一方面有千百万的人在“困水门汀”，另一方面又有许多高楼大厦在空着蛛网的情形——苏联早已实施了每个人应该占屋多少平方公尺的制度，大家庭住大房子，小家庭住小房子；其次，苏联用国家的力量来建筑住房，第四期五年计划住宅建设的投资总额为四百二十三万万卢布，即占全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四点五，较第三期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四。决定恢复和重建的住宅面积为七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尺。此外，并且在国家借贷协助之下，恢复并建造私人住宅一千二百万平方公尺。
据统计，一九四六年单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已经造了十九万座住宅，还有七万五千宅正在建造中。在农村中已为三百多万人造了七十万二千座住宅。由此可以推想其他各共和国的情形。苏联便是这样解决房荒问题。
苏维埃制度拥有这样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以之与面临经济崩溃的资本主义世界相较，苏联是在一天一天地医治自己的创伤，一刻不停地向经济复兴的大道前进。
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苏联日益恢复自己的国力，愈益成为追求中心的一个新的例子，便是流浪在各国的丧失了国籍的帝俄臣民，除了热烈请求入籍之外，并且纷纷回到祖国去。“回国去，回国去”的呼声已经成为亡命海外的所谓“白俄”的口号。在他们，并不是“田园荒芜胡不归”，而是“流落异国胡不归”。
据塔斯社十二月七日电，二千一百五十名苏联公民，主要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以及三百名“白俄”乘俄罗斯号轮船由马赛开到苏联的黑海海港奥地蕯。
这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系于一九二至一九二六年之间，由于波兰反动当局的恐怖行动，由波兰流亡到法国。现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既然和苏维埃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合并，便纷纷请求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苏联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一踏上苏维埃土地的时候，就受到苏联公民的热烈欢迎。
在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中，亚美尼亚人由国外回到苏维埃亚美尼亚去时，共达三万五千人。在革命前，亚美尼亚人逃避沙皇的民族压迫，纷纷跑到外国去居住。革命后，由于施行准确的民族政策，这些流落异乡的亚美尼亚人又纷纷回到苏联去，或来自美国，或来自法国，或来自希腊，或来自保加利亚，前后共达四万人之多。
战争之后，回到亚美尼亚祖国去的，为数益多。
现在苏维埃亚美尼亚共和国共有人口一百五十万，相当于居住在叙利亚、伊朗和黎巴嫩等近东各国的亚美尼亚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还有二百余万人。散居在苏联各共和国的也有近二百万人。现在这个最古民族之一的亚美尼亚纷纷自各处各地集中到他们的祖国——苏维埃亚美尼亚去，除了说明苏联国力的增强之外，实有更重要的意义。
不仅是亚美尼亚人，就是其他各民族的苏联公民回国的也为数日益众多。
此次胜利后，苏联政府毫无条件地欢迎帝俄流亡者恢复或取得苏联公民籍，并且回到苏联去，在所谓白俄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就拿上海来说，即有上万的人请求恢复国籍，坐了斯摩尔纳号船离沪回国的，也每次都有很多人。不久之前有上海最著名的钢琴家秦格尔回国，上星期又有著名低音歌唱家斯洛波特斯柯伊，著名头套化装师那伏特尼等和茅盾夫妇同轮赴苏。
最可注意的，是好几批苏联儿童的运往苏联。他们大多数是孤儿，也有一部分是有父母留在上海的。他们被送到苏联去，主要是为了受教育。他们去了之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毫无信悉传来上海，因此怀疑和各种各样的谣言便“应运”而生了。
上次斯摩尔纳号轮船带来了孩子们的许多信，这一方面说明了怀疑的没有根据和谣言的恶意目的，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些无邪的孩子们的信中，可以窥见现在苏联的一鳞半爪，而这一鳞半爪也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苏联的真实情形。
有一个名叫佛利克斯的孩子，写信来报告母亲说，他在课余活动中学会了华尔兹舞和探戈舞，半拍子舞。他又说，同去的一个孩子在一个夏天体重增加了四公斤，另一个增加三公斤又一百克。另一个女孩子名叫娜泰莎的，写信给她的女友说：“毋庸说，我幸福极了。我学无线电，过二年就要去航海了。……学校里每逢星期三、五，开映影片，没有一部是在上海开映过的。”还有一个克利明柯写信来说：“我很好，我很满意，印象极多，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有趣的。你想象不出，这里的人是多么好。……这里的人和上海的完全不同……”
还有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名叫勃拉曼的写信给他父母说：“我健康和快乐。我在海军学校读书，我有制服，住在兵营里……我在学习做船长，预备作环球航行，我三年毕业后，再进大学五年。现在每月付给我们四十卢布，假使我们功课好的话，便多付些给我们……”
以下，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对于这种读书拿津贴的事，加了一个按语：“这种钱在上海是要我们付出来做学费的。”
他和他的妹妹都激动地说：“这里什么都很好，就是缺你们不好，你们快些来吧！”
从孩子们的信里，从他们平淡而真情的语句里，我们可以看出战后的苏联是什么样子，并且有那样的力量在吸引流浪在海外的旧国民赶快回家去。
西班牙逍遥法外
苏联、法国、波兰等国都主张对西班牙断绝外交关系，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也表示支持。美国和英国，以及附和它们的荷兰等国则反对采取此种断然行动，“美国在任何情形下对此决不加以支持，美国反对任何断然措施，吾人在原则上及行动上均反对此举。”结果是比利时提议：各国召回驻西班牙的大使，但仍旧保留代办在西班牙。
这就是说，对佛朗哥西班牙作“象征”的断绝关系（召回大使）。但实际上仍不断绝关系（留着代办在马德里代大使的任务），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的办法，用一句俗语说：是“半吊子”的办法。
但是这“半吊子”的办法，竟于十二月九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安全会以二十七票对七票通过。
先是十二月八日，拉丁美洲各国如委内瑞拉、智利等国对美国要求佛朗哥下野的提案提出修正案；和西班牙断绝关系，当时政治委员会曾以十一票对六票通过这一修正。
可注意的是这一修正案的反对者与赞成者的分析。赞成者为苏联、委内瑞拉、南斯拉夫、白俄罗斯、智利、巴拿马、法国、危地马拉、墨西哥、挪威和波兰。比利时弃权。
反对者六国为：美国、英国、古巴、哥伦比亚、荷兰和中国。
这些国家为什么反对和佛朗哥断绝外交关系呢？美国和英国，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们一向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延长佛朗哥政权的存在。因为华盛顿和伦敦的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正企图维持反动统治，而巩固佛朗哥政权正就是这种计划的一部分。
至于荷兰，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也是不难了解的，因为这种态度正符合荷兰政府的反动情绪，在经济和政治上荷兰颇依赖英国，对于印尼问题，它们两国不是完全无条件合作的吗？
至于哥伦比亚和古巴，也毋庸说，大家都知道它们是依存于美国的。
唯一使人奇怪的是中国代表团所采取的态度，中国既与佛朗哥毫无关系，而且许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被侵略的国家。
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双手扶起的佛朗哥一直支持德意作战，法国曾有大量军队被牵掣在法西边境，德国对苏作战时，西班牙曾派蓝色师团去助战。近来，西班牙整军经武，陈兵法边，威胁和平。佛朗哥西班牙实在是今日国际舞台上的一大耻辱。
美国代表康纳利的唯一反对理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照他理解，派兵驻在外国，并且在非敌性国，并不算是干涉他国内政，而制裁一个侵害世界和平的国家却是干涉他国内政。欧洲的战事，何尝不是因为这种放纵政策所造成的呢？放纵佛朗哥去统治西班牙人民，让西班牙人民活活饿死（安达鲁希亚等地），并且让佛朗哥去制造反对外国“干涉”的游行示威，以代表民意，康纳利就认为是不干涉人民的自由，无怪乎美国参战军人要在联合国临时会所门前一连举行三次反对他们袒护佛朗哥了。
十二月九日政治安全会表决时竟推翻了这修正案，通过了比利时所提的上述“半吊子”办法。于是使佛朗哥依然逍遥法外。
逆流愈见嚣张
希腊的反动当局为了维持自己的动摇统治，对内是压迫民主力量，对外是采取冒险行动。压迫民主力量已经从恐怖行动转化为“扫荡”曾经向纳粹敌人苦斗过的游击队，对外冒险则表现在造谣中伤，侮蔑邻国增兵边境，公然向安全理事会控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
无论是内战，无论是外攻，希腊反动政府所依靠的都是英军。英国既驻军在希腊，帮助希腊政府军作战，把弹药供给希军，并且本身还进行“反游击”的战术，以便在希腊长此担任“干涉”的职务。更有进者，英国并且和美国谈判，要求美国也派兵到希腊去，以增强英军的地位，同时亦为英军继续驻在希腊的借口。希腊是以英军为靠山，英国则请美国做靠山，以便扩大这一逆流的汹汹之力。
诬指希腊游击队来自南斯拉夫，是毫无根据的话。因为游击队战争不仅在北部，并且也在中部和南部进行。在克利特岛上也有战事，这难道也是从辽远的南、阿、保派来的捣乱分子。
反动派先天是卑鄙无耻的，自己攻打别人，往往总是诬蔑对方打自己，英军协助之下的希腊内战和外攻，都是采取这一方法。
欧洲的新民主运动随着南保罗等国的选举而更加展开与深入，英国反动派面临着这种运动的澎湃，不得不抓住希腊作为抵御的站脚地，于是内战与外攻的种种伎俩便使用出来。
印度制宪会议于十二月九日在新德里于军警严密监视之下开幕，非但回盟代表八十人仅五人出席，就是国大党代表也有九十七人未出席，会场一片嘈杂之声，混乱不堪。国大党和回盟的分裂，更表面化了。而国大党主席尼赫鲁亦以伦敦之行失败，表示有辞职之意。
英国首相艾德礼向保守党保证，英国政府决不容许印度多数民族通过强迫少数民族接受的宪法。
那就是，英国不容许国大党单独通过宪法，由回人同样服从。但是反过来说，回人当然也无力通过此宪法，这无异是使分裂的制宪会议无法通过什么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