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蒲类海，大地的雪被丝毫没有减薄，源于北方的寒风似乎更加凌冽，睫毛挂霜，滴水成冰。可是海子里的鲤鱼却很容易打捞，只要在厚厚的冰面凿出一个大洞，就有鱼群自己赶过来透气，下个网子就有收获,都是二尺见长的大块头，肉肥味美。
骑士们见天有鱼吃，体力大增，训练时往往只嫌马力不济，少有自己喊累的。唯有当地人看他们捞鱼、吃鱼，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而当班超亲自将一盘热气腾腾的清蒸大鲤鱼端到粮栈时，与他年龄相仿的店主，竟然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好说歹说，用筷子扒拉下一块，去了刺儿，喂在他嘴里，他吮了一下马上唾了，说是腥气，吃不惯。今天的人们一定会笑掉大牙，其实这正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差异。
从远古开始，这里的老百姓就依据其生活方式，自然地分为两种，一种是放牧的，夏秋逐水草而居，冬天散住在靠山的冬窝子，烹牛羊为食，烧牛粪取暖，靠饲草养畜，喝马奶解渴；另一种是种地的，住在地势平坦向阳坡，喜欢扎堆，一户挨着一户，慢慢就形成了村落、集镇，春种秋收，麦黍豆薯，以吃粮食为主，平时饮茶消食。这两种居民中也衍生出木匠、铁匠、皮匠之类，但只是作为副业，不改主要身份。
这里的人们不吃天上飞的，也不吃水里游的，有时候也互换一些食品做调剂，但终究只吃土里长的、地上跑的，一直就各安其分地生息繁衍，与世无争，春夏各忙各的，冬春互相走动，喝茶品酒，单调而又淳朴。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只有头人大户财东，没有什么国家概念，后来有了盗贼，镇上人自愿武装起来，平时各自忙活，战时一起打仗，再后来各地纷纷建设王国，头领也就自称为王，这支武装也演变成军队。
自从匈奴人的马蹄踏进这里，这里又多了一种人——胡人，这第三种人的到来搅乱了原住民的光景，他们抢走牧人的马匹饲草，抢走农家的粮食蔬菜，动辄还放火杀人，弄得民不聊生，纷纷逃往乌孙大宛等地。匈奴人觉得要一块空地意义不大，就打发人找到所谓的国王，说你只要归顺匈奴，还做你的国王，我们不再杀你，你只要把你的国民找回来，该干啥干啥，然后按照十抽二的规矩交税就行，这些人就又回到祖地。
若干年后匈奴走了，汉朝政府派官吏管理他们子孙的子孙，国王也没换，采取百抽五或十抽一的税制，这代人觉得还是汉朝仁慈很多，而且汉朝带来了陶瓷、丝绸、麻布和文字等稀罕物品，结束了他们穿兽皮、裹蓑衣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文明，他们十分高兴归化汉朝,成为大汉王朝的子民，可是没繁衍几代，匈奴又打跑了汉朝的官吏，重又按照匈奴税制交税。这样几经反复，人们也就无奈了，谁来就欢迎谁，尊服谁，因为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
老百姓说到底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睁眼看到的就是平常的生活，吃饭、劳作、休息、娱乐。吃饭是天大的事，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要吃饭就得劳作，不管是给自己干还是受雇于人，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干累了就要休息，否则没有继续干下去的体力，而休息的方式主要是睡觉，睡觉的最高境界是一觉到天明；至于娱乐，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较低阶段，常常与劳作、休息和吃饭相伴而行，譬如田间的号子，牧马时的歌声，吃饭时说句笑话，以及温饱之后的男女被窝勾当等等。
弱势群体从来都没有安全感，总是需要依附于人，而依附从来就没有选择，不能由老百姓自主决定，不管是作为原始部落的一员、奴隶、雇工，或者是自由耕种人家、手工艺者、贩夫走卒、杂役小吏，还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方势力、商贾大户、遗民旧贵，只要有部落以及后来的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存在，就只有在强权面前逆来顺受的义务，只要有两种甚至多种政治力量的争雄斗锐，依附关系就只能交给实力来裁判，谁能在大争之中战胜对手、脱颖而出，谁就有资格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行使驾驭的权力。
说老百姓首鼠两端也好，没有气节也罢，归根结底人生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程，老百姓没有参与皇权的争夺，体会不到它的金贵，江山社稷对他们来说就像天上的云彩，看得见，够不着，也不清楚会飘到哪里去，而行使驾驭管理权的国家政府，要的不仅仅是地盘，不仅仅是地盘上能够提供税源的百姓，更需要王权广达，四海归化。国家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所以首先要给老百姓安全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盼头，让他们能有梦想，觉得跟着你会有更好的日子，会做更好的梦，他们的后代将一代比一代过得好，这才叫天下归心，才叫民心所向。
有时候，班超也会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可笑，这才从社会底层上来几天，整个人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就好像京都九六城那两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自己的一块砖头或者瓦片一样，他有义务保护它不被人偷窃或者损坏。于是他就想从吃鱼这件事开始，让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点变化。有人议论独食多好，何必找人吃抢？一旦当地居民全都吃鱼，很快就会打不着鱼的。班超觉得那是井底之蛙，不明白被几百年后蒲类城的子孙端起鱼碗追念的文化价值。他一改以前不许在居民家中用餐的规定，下令住在居民家中的士兵，一律将饭菜端到居民家的磨坊去吃，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他们吃鱼的惬意，但不许给居民吃，剩下的鱼刺鱼骨都要送回伙房统一处理。
几天下来就有变化了，每家每户都有孩子，少则一两个，多则五六个，那些孩子先是扒窗户上看，再是进到磨坊转，最后是往盘子里盯，有的小指头贴着嘴角，口水都流下来了，也有的扯着士兵的衣角，眼里充满了期待，任是家长怎么招呼恐吓，有机会还是往士兵跟前踅摸。十天之后，班超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又下令给孩子尝鱼，但要把刺儿挑干净，不许卡着，有的孩子腼腆，还要扭捏一番小心吃下，有的孩子率真，直接就狼吞虎咽，不约而同的表现是吃一口后都不走，吃到两三口后有说香的，有说好吃的，也有的大喊着跑进屋告诉父母。
诱惑的力量是很大的，诱惑形成的习惯更是可怕。不几日孩子们吃习惯了，每日就眼巴巴等着汉军开饭，吃几口鱼肉后欢蹦乱跳。到了第十天，班超再次下令，为了整肃军纪，不许拿军队的鱼给居民吃，违者重罚。此令一出，立竿见影，那些孩子的馋虫早被勾出，看着当兵的吃鱼就流口水，纷纷缠着大人要吃鱼，有哭有闹，大人们被孩子缠得没了法子，就纷纷找粮栈老板讨主意。
粮栈老板姓黄，四十多岁年纪，一脸胡子，祖父曾是屯兵，战乱时流落到此，慢慢生根结蔓，家传一点文修，是镇上不多的识文断字人之一，为人和善，乡缘很好，匈奴人任命的镇长跟着匈奴大军逃跑后，镇上的人有事就找他商量。汉军到达后，曾想在此建制设乡，任命他为啬夫，但他宁愿啥事都管，死活不肯当官。鉴于当下大局未定，居民对汉朝没有信心，也只好先由他去。
老黄被居民聒噪烦了，就找到大营见班超，问鲤鱼到底咋烹。班超很热情地接待了老黄，送他一包茶叶，并亲自带一个伙夫拎几条鱼和佐料到他家里，做杀鱼、烹鱼、吃鱼的示范。老黄招呼乡亲们都来学，竟然没人再觉得腥气难闻了，只是有人说吐刺不习惯，原来鱼肉和羊肉味道不一样，还是很好吃的，怨就怨祖上没口福。这儿刚吃完，就有人下海子抓鱼去了，见了士兵也不再生分，有说有笑，还提供了一些匈奴人的情况，这可是班超“掺沙子”驻兵民居都没有达到的效果。
四月初八，是镇子上一年一度的庙会。庙不大，在镇子东头，只有一间土房，供着各种谷物、弓箭、还有牛骨之类的物件，是典型的萨满教风格，也没有专职的巫师，平时都是居民信众自己张罗敬神。说是庙会，实际上是物资交流会，会期三天，因为冰雪已开始消融，四面八方的农牧人家都来采购开春的生产生活用品，如锄头、?头、铲子、剪刀、奶桶、马靴、马鞍、缰绳等等。
为了办好这次交易会，彰显汉朝政府的治理能力，耿忠特意请窦固从酒泉动员来几家客商，还有一个杂耍班子，搞得很是热闹。本着外松内紧的原则，汉军除了明哨，还派了很多便衣混在街市的人流里，防止敌人乘乱刺探军情。班超倒是大模大样，带着几个随从往庙里上了香，敬了两个铜钱的布施，就到街上闲逛。走到粮栈门前，忽见老黄使了个眼色，就以采购粮食为名，进到里头看货。老黄说看见白狐进了酒家，正要找他，只脱不开身。班超谢了，出来后马上安排人盯上，到了下午就抓到了大营里。
老黄说白狐是匈奴的征粮官，曾在镇上住过一段时间，三十一二岁。可班超软硬兼施费了许多周折，白狐咬定他是个商人，长期游走于匈汉之间，熟悉两边语言习俗，也会说西域各地方言，有时往匈奴大营贩茶贩粮，有时往关内贩马贩羊，这次是来买粮食的。班超从谈吐中发现这个人见多识广，一定掌握匈奴重要情况，就想把他策反过来，为汉军服务。
当夜，白狐被安排住在汉军大营，次日班超又大张旗鼓将他请到下馆子，酒肉伺候，借杯中物说出许多白狐真是汉军的好朋友、希望白狐打探匈奴情报之类的话，故意传扬出去，临走赠他一袋铜钱，和一块通关令牌，还派董健送出很远。白狐久走江湖，阅人无数，明白班超在做戏，本来也是虚与应付，但一回到务涂谷就被西南呼衍王关了起来，匈奴人一从他身上搜出汉军的通关令牌，就不再相信他的任何狡辩，准备下次出征时拿他祭旗。
白狐暗暗叫苦，心想这次被害死定了，但他想着自己在树林里还埋了一包金子和珠宝，在死之前送个人情，没准这人到时能给自己收尸，再弄一点干净的布子裹一下埋了。好在匈奴出征的日子还早，他有的是时间。这天晚上，他乘看守松懈，就把埋金子的地方告诉了送饭的伙夫。伙夫得了这么多财宝，觉得过意不去，说要救他出去。看来钱还真是个好东西！
白狐也是将信将疑，过了两天，关押他的毡房突然起了大火，看守忙着招呼人救火，伙夫却突然闪进来拽上他就跑，跑到一匹马跟前，远塞给他一包肉块，叫他快跑，逃的越远越好。他一口气跑出二百多里，看看马累得不行了，就在一个牧民家换了一匹，然后直奔到蒲类海，站在大营外面，跳着骂班超羞先人呢，砸了他的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