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统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善颂善祷的文人李斯——汉初的散文家——陆贾、贾谊、枚乘、邹阳、晁错等——汉初的辞赋作家——庄夫子和贾谊的赋——枚乘《七发》的影响——汉初的楚歌作者——韦孟的《讽喻诗》
秦在很早的时候，便是一个强悍的国家，她的民族也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在《秦风》里，我们已看出她具有着刚毅不屈的气概，坚恒奋发的情操：“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更一天一天的强大了。战国时代，魏、韩、赵、齐、燕、楚诸国互相攻战争夺，无一宁日。秦或加入其中，总是取利而归。她的函谷关却从未被敌人侵入过一次。等到合纵连横说蜂起之时，秦的声势已足以震撼天下而有余了。列国莫不兢兢自保，但已不能阻止住秦人铁蹄的蹂躏。在十数年之间，秦遂亡韩，灭赵，墟魏，下楚，入燕，平齐，“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秦的统一天下是古代史上一件绝大的事故。从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始皇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蒂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以其常胜的精兵，驻在各地管辖镇压着，正如罗马兵之留镇于东方，亚历山大兵之镇守于波斯、印度各地一样。当“三世皇帝”孺子婴的时候，战国诸王的遗臣遗民，又蜂起而各举独立之旗。但他们却都不过昙花的一现，不必等到刘邦的统一，而都已死的死，逃的逃了。旧式的地方国家已非当时时势所能允许其存在的了。
秦始皇和他的丞相李斯，眼光都是极为远大的，不仅在政治方面，即在思想方面，学术方面，文字方面，也都力求其能统一。在李斯未执政权之前，吕不韦已致宾客，编辑《吕览》（《吕氏春秋》），有八览：《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等；六论：《开春论》、《慎行论》等；十二纪：《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等。这部书本没有一贯的主张，然而其气魄却是伟大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大有要将天下的学术囊括于一书以内之雄心。及天下统一了之后，始皇、李斯却更进一步地求统一天下的学术思想，以定于一尊。诸子纷争之时，同派的每欲压倒了异派的学者，如孟子之攻杨、墨，荀子之非十二子。不过他们都是没有权力，只不过嘴里嚷嚷打倒而已。
到了秦始皇，他却真的以政治的力量来统一或泯灭一切“异端”的思想了。他又使中国的文字统一了，正如他们之使天下的车，同一轨辙。他们不许学者“道古而害今，饰虚言而乱实”。“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以如此的严刑峻法，对待学者，于是古代的学术精华，一扫而空。直到了汉惠帝之时，挟书还是有禁。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对于古典文学的毁害，还没有秦始皇在短促的时间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毁损那么重大。这实在是中国学术文艺的一个绝大的厄运。秦始皇在政治上虽给中国民族以很大的贡献，在文化上，他却是一个古今无比的罪人。
在那么深诛痛恶异派思想与“处士横议”的一个时代，在挟书有禁，藏书有罪，偶语诗书弃市的一个时代，文学的不能发达，自无待说。不仅列国的诸王臣民不能有什么痛伤亡国的作品出现，即秦地的文人，歌颂大一统的光荣的作品也绝无仅有。李斯所称的秦记，以及博士官所职的诗书，已付于咸阳一火，绝不可得见。今所以得见者不过几篇公诏奏议以及刻石文而已。没有一个时代遗留的作品像秦代那么少的。秦代没有一个诗人，没有一个散文作家，所有的，只不过一位善祷善颂的李斯！
李斯（李斯见《史记》卷八十七），楚上蔡人，少年时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乃西入秦。适秦方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他乃上书谏逐客，以为秦之四君，皆以客之功，使秦成帝业。客本无负于秦。“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而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时李斯已行，秦王使人追至骊邑，始还。卒用其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以斯为丞相。始皇卒，斯为赵高所谮，二世乃下之狱。二世二年，斯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顾谓其中子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的散文，明洁而严于结构，短小精悍，而气势殊为伟大。凡秦世的大制作，始皇游历天下，在泰山各处所立的碑碣，其文皆为斯所作。今录《之罘东观刻石》一文为例：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汉初文学，仍承秦弊，没有什么生气。儒生们但知定朝仪，取媚于人主，对于文艺复兴的工作，一点也不曾着手。秦代所有的挟书律，也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方才废止。文、景继之，始稍有活气。这时，分封同姓诸王于各国，于是诸辩士又乘时而起，各逞其惊世的雄谈，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着。颇有复现战国时代的可惊羡的政谈与横议的趋势。但同姓诸王国既因七国之被削而第二度破灭，这种风气便也一时烟消云灭。一般的才智之士，或者“投笔从戎”，有开辟异域之雄心；或驰骋于文坛，以辞赋博得盛名；或者拘拘于一先生之言，抱遗经而终老。这个情形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她的极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