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诏举的“博学鸿儒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康乾以来,就不断有文人学士对此加以抒述和探赜。清人李富孙撰有《鹤征录》、秦瀛撰有《己未词科录》,二书辑录了大量档案、笔记、文集、方志中的相关史料,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本来,博学鸿儒科是一种迥异于平常之制科的考选形式,故又称为特科。唐宋以来,它一直是历代帝王粉饰太平、炫耀文治、遴选人才的政治策略和手段。然而,康熙时期之博学鸿儒科,显然非既往之特科所可限囿,更非寻常之制科所可比拟。清廷诏举“鸿博”的谕旨颁发于康熙十七年正月,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平藩战事正酣,清廷正疲于应对。如此严峻、敏感之际
究其本事，先是皇帝始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入值。继而召翰林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入值南书房。然后是王渔洋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康熙十七年（1678年）户部郎中王渔洋受到皇帝的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亦入值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由部曹充词臣的第一人。
皇上又下旨全国荐选文学人才，是为博学鸿儒特科。制科者，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唐、宋设科最多，视为优选。清代科目取士，垂为定制。其特诏举行者，曰博学鸿儒（或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若经学，若巡幸召试，虽未设科，可附见也。康熙皇帝敦崇实学，康熙甲辰、丁未两科，改试策论。既廷臣以古学不可猝办，请仍旧制。
康熙十七年正月，皇帝特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康熙十七年下半年，大江南北嗣膺荐博学鸿儒人员纷纷至北京，诏户部月给廪饩。康熙十八年三月，召试体仁阁。凡百四十三人，赐燕，试赋一、诗一，帝亲览试卷，取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陆葇、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潘耒、沈珩、施闰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钱金甫、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等三十人。三、四等俱报罢。命阁臣取前代制科旧事，查议授职。寻议：“两汉授无常职。晋上第授尚书郎。唐制策高等特授尊官，次等予出身，因有及第、出身之目。宋分五等：一、二等皆不次擢用；三等为上等，恩数视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得旨，俱授为翰林官。以光禄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之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廕、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纂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其年老未与试之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学素著，俱授内阁中书，许回籍。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康熙帝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开考的博学鸿儒特科，旨在通过争取士心来争取民心。与试者，不论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录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帝的人才选拔政策，使得一年之间，北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对于来京的名士，康熙帝想得很周到。他下令户部每月发放太仓大米，把这些人才供养起来，度过天寒日短的冬天再说。等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正是北京阳春三月的和暖季节，清代第一次，也是最为盛大的一次博学鸿儒科考试，在太和殿和体仁阁隆重举行。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考试，究竟在哪里举行？有说在太和殿，也有说在体仁阁。《清史稿?彭孙遹传》记载：召试太和殿，赐宴体仁阁。当时参加考试的尤侗也记作：“太和殿御试，赐饭体仁阁下。”这是第一手材料，应当较为可信。
康熙朝博学鸿儒科考试，参加考试者143人。考场地点，太和殿和体仁阁，环境不错，华丽殿阁，遮挡风沙。考场条件，有桌子可凭写，有椅子可坐着，还为考生提供笔墨等。考场氛围，特地撤去护军监场，消除考生紧张情绪，使其“吟咏自适”。考试题目有两道：一道是赋——《璇玑玉衡赋》；一道是诗——《省耕诗》，五言二十韵。考试时限，也灵活，答完即可出考场，答卷慢的发给蜡烛，最迟可以夜里再交卷。可想而知，各地士子考生经历如此厚待，怕要终身感戴皇恩不尽。考生饭食，答卷中宴会，康熙帝买单。
考生宴会怎样举行呢？据考生施闰章回忆，到了中午，听到宣示：“馆选廷试，例不给馔。嘉尔等学行名儒，优以旷典。”就是皇帝要破格赐宴了。据另一位考生毛奇龄回忆，当时在体仁阁设宴，考生四人一桌，共五十桌，都赐座位。光禄寺负责准备饭食——先上两道茶和四道时鲜果品，再上十二道菜，都用精致的大碗盛放；主食有四种：馒首、卷子、红绫饼、粉汤（面条），都是面食。大概考虑到考生以南方人居多，又上“白米饭各一大盂”。这让南方考生尤其受用，不仅浙江萧山来的毛奇龄念念不忘，安徽宣城人施闰章也特地写道：“治南馔，张椅坐，盖前所未有也！”就是说给桌子椅子，吃南方口味的饭菜，这在清廷还是头一回发生。据说这餐御赐宴会，价值四百两银子。饭吃完了，又赐茶，然后继续答题。
博学弘儒科考试结果，考取一等第一名彭孙遹（yù），一等20人，二等30人，共50人，都授为翰林官，到史馆纂修《明史》。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
尤侗有诗写康熙博学弘儒科云：圣主垂衣雅好文，征书早染御炉熏。九天龙凤飞千尺，万国鹓鸾集几群。（鹓鸾，音yuānluán，指朝臣）彩笔拟从前席献，铏羹先向大庖分。（铏，音xíng，盛羹的器皿）自怜风雨蓬茅下，白首重瞻五色云。
蒙天子特诏，见达官显贵，著锦绣文章，吃珍馐御宴——就算白了头发，在风雨中蜗居茅草屋，还神往那紫禁城上的五色祥云呢！康熙帝借开博学鸿儒科笼络士心的目的，算是圆满达到了。
康熙帝在太和殿及殿前庭院东侧的体仁阁，亲自举办考试、批览试卷，选拔博学鸿儒，更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历史所仅见，堪称文坛盛事。
在太和殿举行的博学鸿儒科考试，其“和”字理念，对于消弭满汉文化冲突、协和满汉民族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博学鸿儒中,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士人,他们身为明朝遗民被荐举,却坚决辞试,拒绝承认清朝的统治。这批抱道守节的坚决辞试者以黄宗羲、顾炎武、魏禧、徐夜、李颙等人为代表。他们在鼎革之际和清初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放弃复明的希望,就算眼见复明无望,也从未承认清朝的统治。他们虽以维系汉族文化命脉为己任,以民族志士的身份屹立于清初诗坛之上，但已经属于当时汉族士大夫阶层中的“极端分子”。他们在明王朝的领土已经消失殆尽的情况下,代表着大明王朝的尊严,是明朝精气未亡的象征。但是，当时天下名士，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大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这不仅保证了这部史书的编写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清代博学鸿儒科考试仅两次：康熙举办过一次，乾隆又举办过博学鸿词科考试一次，士子能赶上一回是很不容易的，但有位朱彝尊，浙江秀水（今嘉兴）人，自己考上了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他的孙子朱稻孙又考上了乾隆朝的博学鸿儒科，祖孙入选，世所仅见，有清只此一例，传为文坛佳话。
胡献征与江浙籍的博学鸿儒比如朱彝尊、秦松龄、严绳孙等，交情甚厚，往来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