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三爷爷，两个三爷爷一个是我老三爷爷的儿子，一个是我老四爷爷的儿子。都是二儿一女，命运却各不相同。
先说第一个三爷爷，外号三瘦。是我老四爷爷的儿子，也就是疤瘌头大爷爷与螺丝转二爷爷的亲弟弟。他是真的瘦，而且黑。夏天在场院里打场，上身从来没有穿过衣衫，皮包着骨头，肋巴骨一根一根露在外边，可以数得清。据说他年青时当过兵，因为想家，偷偷跑回来，如果不回来，也许早就混好了，为这遗憾了不知多少年。
三奶奶高身梁，白净，微胖，完全可以用乡村审美观点来评判：四大白胖。空长了一脸富态相，然而没有大用，不大会过日子。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二个儿子，大的一个特别笨，上了三个一年级，硬是没考上二年级；二儿子比我大一岁，与我一起在村小学里上到小学毕业，然而他有羊角疯（癫痫病)，动不动口吐白沫，两眼发直，被老师送回家去，记得有一次，还尿了裤子。学习自然也不好。
三爷爷没享过福，一切都紧着孩子，女儿出嫁之后，连着生了三个女儿，为了要男孩，东躲西藏，被罚了不少钱。
大儿子心眼不多，不好找对象，盖了新房子，好歹托亲戚介绍了一个，个子不高，心眼亦差点，过日子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分出去单过了，家里天天鸡飞狗跳，锅沿上散落着鸡屎，锅碗瓢盆一天到晚在水里泡着，没有用的时候才会想起来刷一下；二儿子长得还算好看，媳妇也不憨，却特别能骂人，天天吵架，因为穷。他的大儿子隔一条路，在我们新家的对面，二儿子却正好在我们的前院。每天看着他们那样过日子，心里都乱得慌。
三爷爷每天除了象老黄牛一样给两个儿子家干活，抽八分钱一包的烟丝儿，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嗜好了。
我上高三那一年，他在县医院里住了院。我母亲捎信让我去看看他，特意嘱咐我买二斤油炸馓子。那时候馓子便宜，走亲戚看朋友都拿馓子，东西显多还好看。我自己不好意思，特意喊了我们村上的一个同学去做伴，提着馓子进病房的时候，守门的不让进，我们磨了半天嘴皮子，总算进去了。
我也不会说客套话，站那里半天，只说母亲要我来的，也忘了问什么病。他黑黑瘦瘦的，分辨不清到底是病态还是那原来的肤色。
其实已经陆续病了好几年，后来查出是癌，孩子们过得都紧张，住了一阵子院，也就不看了，只在家里等死了。我母亲与大爷大娘回老家去看我奶奶，拿了两只烧鸡，一只就送给了三爷爷。三爷爷说：人家都说烧鸡好吃，真不知道是什么味。他分了给孩子们吃，自己吃了一点。他说：原来烧鸡这么好吃，真是不假，一辈子能够吃上一顿烧鸡也值了。
吃过烧鸡没多久，三爷爷就去世了。
现代都市人如今早已厌倦了山珍海味，而改吃乡村野味了。然而三爷爷一辈子只吃了一回烧鸡，已认为是天下美食了。
人的心总是不容易满足的，而人的心又是最容易满足的。
想起他的话，常常心酸。
他这一辈子，一直生活在贫困里，为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新房，孩子的新生活而努力劳作，到头来，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对人世对社会一无所求，能够有一口吃的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三爷爷去世之后，我母亲与大娘常常感慨：三奶奶那么没用的人，以后的日子当更难过了。
自己做着吃，还要给儿子们家干活，看孩子，多干了少干了都是事。
这样的生活还在继续着。
另一个三爷爷是我老三爷爷的儿子。
前年的夏天，我回家奔丧，曾经住在我家老屋前院的三奶奶去世了，我止不住的泪如雨下。在丧棚里，看到我的小姑，大婶，二婶，更是忍不住抱头痛哭。
距离三爷爷去世已经好几年了，三奶奶终于结束了自己孤独一人住在村外菜院里的生活，追随三爷爷而去了。
若是论到亲情，除了至亲的大娘大爷们，我与之最有感情的就是这一个三爷爷与三奶奶一家了。
我从小跟着三爷爷家的小姑长大，在他们家吃，在他们家住。
三爷爷个子高挑，不善言谈，老实本分，与人为善，不拐不坏。种庄稼一把好手，做生意更是如鱼得水，干嘛嘛行。他热衷于种菜、种葡萄，去山西贩大米，小本生意，挣钱不多，乐得折腾。大叔二叔皆得他真传，两家里都在路边开了商店，一个经营日用品，一个经营农药化肥。盖了楼。
小姑大我六岁，我小时一天到晚跟着她，比自己的亲姑姑还亲。夏天的时候下雨，我跟着她蹲在菜棚里一起看菜院，菜棚用一张床支撑着，上面搭着塑料布，滴滴答答的雨声，分外撩人，我太馋了，想吃西红柿了，小姑挽起裤腿跳下床去，摘一捧西红柿，在泥水里洗一洗，我知道那是三爷爷拿来卖钱的，可是我的馋虫要出来了，挡不住呀。又红又甜的西红柿呵，还有那夏季漫长的雨天，是我童年里最美味的记忆。
晚上的时候，小姑就着煤油灯烧红了铁条给我烫头发，一圈圈地卷，刘海都卷曲了，第二天回到家里，我得意非凡，好象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惜我父母并不在意，我小小的心里被欢喜膨胀着，得了多大的便宜似的，却没有人理会，只有在我小姑的眼里，我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学校里得了红眼病，一直不好，星期天回家跟着小姑睡，一早起床洗了脸回家。结果他们一家人都传染上了我的红眼病。我的红眼病好了，小姑半个月没好，新娶的大婶子，一年才好，那一年，她刚结婚，开了小卖铺，到处跑着进货，一双眼肿得象桃子，红红的，常常泪流不止，烂眼子八瞎。
我心里没有一点点悔疚，好象那就是我的家人，也没有人因为这个而抱怨我。
再娶了二婶子的时候，事就多了，我出外上学，也不大回家了，回了家，也不在小姑家里住了，不方便，怕婶子们说三道四，更怕她们难为小姑。依着我的性子，受了气，就要说的，小姑只会忍。三爷爷也是，生了气也不吱声，有时去我家里坐半天，散了气才回家去，三奶奶只会乱嚷嚷，没有人听她的。
小姑一直不出嫁，对于婶子们来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虽然小姑一个一个把他们的孩子都看大了。
二叔的孩子因为小时候生病，打庆大霉素过量，耳朵聋了，到上学的年龄，二叔把他送到市里的聋哑学校。陪护工作就交给了小姑。小姑赁了房子照顾他，一直到小学毕业。这其间，小姑卖过彩票，做过衣服，后来去一个羽绒服厂做临时工。年龄一天天大了，知识不多，我的婶子们老是说三道四。小姑因此受了很多心灵的磨难。我一天天远离了小姑的生活，可是只有我知道她心里的苦。小姑一直到三十岁才出嫁。是一个亲戚介绍的，小姑父性格不错，大学毕业，对小姑非常好。家里人都说，小姑命好。那时候我刚刚在这个城市里落脚，而她嫁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仍然着隔着遥远的距离，这中间有岁月留下的距离，也有无法沟通留下的距离，一天天远着，几乎不大见面。小姑从羽绒服厂里辞了职，自己做服装。夏天做单的，冬天做羽绒服。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我偶尔回家的时候，她带着小姑父回家，遇到一起，也会聊一聊，然而话题是一天天少了，只有小时的亲昵还有，淡淡的，一点幽远的香。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每次回家，母亲都嘱我去看一看三爷爷他们。
三爷爷他们在村子外离家很近的田地里盖了两间屋，远离了儿子们的纷扰。在房子后面，种了很多菜；房前是葡萄园。水泥架子，细铁条支架，象电网一样，到夏天，硕果累累，一院的清香。三爷爷可怜我母亲一人在家种地，不舍得买菜吃，常常趁了天黑，送菜给我母亲（都是一个族里的，谁都不远，给谁不给谁，总怕有人不高兴的）。赶到星期天，弟弟放学回家，摘下又大又紫的葡萄来，捡最好的送过来。有时做了好吃的，三奶奶也要催着三爷爷送一点给我母亲。
三爷爷是肝癌，发病很快，儿子们还算孝顺，一直在看，然而回天无力。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回家。轮到我这儿，到底有点远了。然而我心里是想回去的，只是怕人说。我母亲常说，怎么好人也得这样的病呀，又没吃什么，五谷杂粮的。我母亲不识字，她的常识就是：好人应该永远平平安安，一生到老不受罪。
后来母亲来给我看孩子，不能常回家了。每年清明过年回家的时候，总是偎着三奶奶住一夜，在她家里吃几顿。要不去，她就颠着小脚，一趟趟的去喊。
这样的深情，在我母亲，总觉比一般族人亲近，所以每次回家，她总要想着买一点东西去看看她老人家，东西不在多，而在于这一点点人情世故，一切都有了。
三奶奶的日子比前一个三奶奶好过，大叔二叔们的日子过得好，常常买肉买鱼给她，做了好吃的也送，小姑也常常回家。三奶奶大约吃得太好了，所以生出许多富贵病来。胖了。高血压。心脏病。
小姑多年劳心劳力，得了肾病，非常严重，非常瘦，小姑父身体也不好，孝喘，往那一坐，嗓子“吼吼”响，象拉着风箱。这一直都是三奶奶最大的心事。如今三奶奶三爷爷都走了，没有谁再象他们一样牵挂着这唯一的女儿了。过年过节，小姑都会来看看我的大娘大爷，我大爷、大娘、我母亲也会去看她。在她心里，是有着长嫂如母的感情，而在我大娘与大爷的心里，包括我母亲在内，对她都是怜惜与心疼的。
一如我，对小姑，有着无法割舍的亲情，虽然我们之间有着长长的距离，可是不防碍我爱着她。可是每一次见她，我都好长时间过不来。她瘦得还剩下不到80斤，头发花白着，少而稀。我记得小时候，谁也没有她的头发乌黑亮丽浓密。四十多岁，已显得比我母亲还苍老。一米六三的个子，因为腰脊劳损，腰肩盘突出，弯弯着背，几乎走一步就用手扶着腿，抬起来再放下。两个人都吃药，孩子上学。日子困顿不堪。服装生意不能做了，没有工作，没有养老保障，如果说有城市贫民一说，或许这就是真正的城市贫民了。还有什么比一个家庭里两个病号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可是他们一直很顽强地挣扎在生命线上。
我一直想，如果我能够帮她一点忙，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因为这个，我甚至不敢见她。
我其实一直在极力回避。我不想写小姑的事情，因为太现实，太悲切。我对此无能为力。可是一个话题铺开了，就象潘多拉的盒子，无论里面是什么，都无法再捂着，只能一任感情发酵再发酵。
如果我能够做些什么……
为我的小姑。
我真是太心疼她了。
写至此，忍不住心酸泪流。
不能再写了。
我只愿我的远走的亲人安息，愿活着的永远健康，健康是最大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