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庭坚《小山词序》标志着宋代词学寄托观念的产生。它揭示了宋代词学寄托论的基本内涵：一是作者须有难以直言的怨恨和不能直吐的愤懑，而又必须言之吐之，故只能用寄言托意的表现方法；二是词的寄言托意一般采用诗骚以来比兴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三是寄言托意之词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其合者”是有特定含义的“寄托”，“其下者”则是一般意义的托物言情。
关键词：黄庭坚；小山词序；宋代词学；寄托论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
宋代词学本色论、寄托论、清空论的相继产生和发展，构成了关于词的体制特性、创作要求和审美特征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然而，历来学者讨论词学中的寄托论，却多从清代常州词派说起。其实，北宋时不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有寄托之词，而且已经产生了十分明确的寄托观念，其标志就是黄庭坚的《小山词序》；而至南宋，寄托论便已基本成型。我们认为，通过对该序所体现的寄托论的理论内涵和审美特征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宋代词学寄托论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从而改变人们固有的宋代词学“理论落后于创作”的传统观念。
一
清代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以寄托论词，常有牵强附会之病，论者多已指出。如他在《词选》中认为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词表达的内容似《感士不遇赋》，解说“照花前后镜”四句即《离骚》“初服”之意等等，显然没有从作者的生活环境、思想状况和作品艺术形象的实际含义进行考察，更没有顾及词的历史发展实际而作想当然的臆测和比附。其实，词在初起之时是并无寄托之深意的。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因集近人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1]（P339）由此可知，《花间》词原来是产生在士大夫文人花前月下、酒筵歌席之间的作品，是为了给那些“南国婵娟”提供一些较之“莲舟之引”更为艳丽文雅的歌词，其目的不过是“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而已。陆游早就指出了《花间》词的无关于民生和社会，在《花间集跋》中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1]（P340）此论是十分中肯而尖锐的，因为《花间》词就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来说，真可用“流宕”、“无聊”二语以概之。明乎此，也就可知温庭筠词很难说是有所寄托了。
但是，自唐末五代以来，词逐渐流入士大夫文人手中。而士大夫文人在作词之时，不免会把他们的思想情感流露于小词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些新的词学观念。如冯延巳的词，已经有意无意地注入了个人的真实思想感情，流露出对社会人生的某些感慨；于所写的艳情绮思之中，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郁伊惝恍的深衷，使人感觉其中总有一种幽咽难言的况味。宋陈世修《阳春集序》明确指出，冯延巳“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其目的是为了“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而“及乎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情性”，所以其词“思深辞丽”。[1]（P8）值得注意的是，陈世修对词的认识比起欧阳炯来说已有很大的进步，认为词不再仅是“无谓以应歌”，而是可以成为词人“吟咏情性”之具；词也不再仅是“清绝之辞”，而是可以表现作者的主体情感，所以不但有赏心悦目的“丽辞”，更有供人吟味的“深思”。
二
入宋以后，词坛经过宋初一段时期的沉寂，至黄庭坚为晏几道所作的《小山词序》，就产生了比较明确的寄托观念。其主要内涵如下：
（一）寄托的产生原因。黄庭坚在序文中引晏几道的话说：“我盘跚勃窣，犹获罪于诸公。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1]（P25）晏几道生为贵介公子，“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1]（P25）山谷称之为“人英”，而才高命蹇，落拓半生。据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记载：“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维）。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2]（P294）晏几道抱有余之才却不见用于世，而且被目为“德不足”，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文人来说，其耻莫大焉，宜叔原“愤而唾其面也”。但是，他这种不能不吐之愤却不能直吐之，只有把这华屋山丘的感慨和怀才不遇的疏狂，寄寓于小词之中。
在序文中，黄庭坚指出了词之寄托的第一要素，即：词所寄托的必须是难以言说的苦衷，必须是不能直吐的怨愤和不能直抒的怀抱。小晏词借咏花卉、闺情寄寓其抑郁不平之思，感慨深沉，潜气内转，形成了清壮顿挫的风格。如其《蝶恋花》词的“照影弄妆娇欲语。西风岂是繁华主”、“朝落暮开空自许。竟无人解知心苦”，[3]（P289）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不平的孤愤隐然流露于言外。又如其《菩萨蛮》词云：
哀筝一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波绿。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3]（P304）
筝声凄清而哀怨，古人称为哀筝。《晋书·桓伊传》说：“抚筝而歌怨诗。”[4]（P2119）可知悲怨之诗正适宜以哀筝伴奏而歌之。此词从画面写声音，抒写弹筝者的情态和听筝者的共鸣。湘江是美丽而充满悲剧气氛之地，唐韩愈《送惠师》诗云：“斑竹啼舜妇，清湘沉楚臣。”[5]（P3775）一为殉情，一为殉国，都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而这种追求又只能是哀艳动人的悲剧结局。唐雍裕之《听弹沉湘》诗云：“秋风一奏沉湘曲，流水千年作恨声。”{5]（P5351）小晏的“哀筝一弄”，正是借历史的哀曲，于弦外寄寓自己悲愤的“恨声”。
（二）寄托的方式方法。黄庭坚在序文中又指出：“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1]（P26）所谓“狎邪”者，因为词自唐末五代以来，即被看作艳科小道。《小山词自序》说他作词是“嬉弄于乐府之余”，又说“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莲、鸿、蘋、云等歌妓）。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1]（P25）正是所谓“狎邪”。但是在这种被目为“狎邪”的小词之中，却可以表现严肃庄重、合于“大雅”的思想感情。而《高唐》、《洛神》、《桃叶》、《团扇》也说明有寄托的词多为楚辞以来的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黄庭坚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词之寄托的另外两个要素，即：词之寄托的表现方法和词有无寄托的判断标准，以及“其合者”与“其下者”两种不同的寄托寓意之作的问题。
宋玉《高唐赋》的讽谏意义不言自明，而曹植《洛神赋》则正如屈原《离骚》的“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曹植既然不得于君，因济洛而作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与屈原借香草美人寄托爱国之志相同。按自魏文帝曹丕即位，曹植就备受猜忌。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6]（P576）曹植本来怀有自展才智以报效君国之愿，却反遭疏远疑忌，而且有生命之虞，其中情之绝望可想而知。所以心怀悲愁，还济洛川，身蹈宓妃之故所，顿发思古之幽情，虽有事君泽民之志，却见弃于时，就如同追求神女而终不可得。黄庭坚所说的“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就是托词于男女的相思相悦之情，寄寓对君国的忠爱缠mian之思，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包含着比较重要的社会政治内容。而黄庭坚所说的“其下者”之《桃叶》、《团扇》，则是王献之与其爱妾桃叶，以咏“桃叶”和“团扇”而寄寓真挚的情爱。晋王献之《桃叶歌》其三云：“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7]（P664）桃叶所作《团扇歌》其一云：“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饷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7]（P660）很明显是咏物而寄寓闺情，虽有托意，却是没有社会政治内容的纯情之作。因此，黄庭坚认为“合者”与“下者”两类词的区别，正在于所寄托者是否为有关君国的忠爱之情，而这正是判断一般意义的寓意与有特定含义的“寄托”的标准。
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宋代词学的寄托论早在北宋时期即已产生。它是词人们在“比兴寄托”的诗学传统影响下，对宋词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而黄庭坚的《小山词序》则已经揭示了宋代词学寄托论的基本理论内涵，即：一、词之寄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须有难以直言的怨恨和不能直吐的愤懑，而又必须言之吐之，故只能运用寄言托意的表现方法。二、词之寄言托意的方式，一般采用诗骚以来具有比兴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三、判断词有无寄托的标准，在于词之所寄托者是否为有关君国的忠爱之情，是否包含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四、寄言托意之词，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其合者”所传达的即是忠君爱国之情，是有特定含义的“寄托”；“其下者”则是一般意义的托物言情，与寄托论所说的“寄托”无关。
不可否认，黄庭坚这篇序文的重点在于借此为晏几道鸣不平、抒孤愤，而对宋代词学的寄托论还缺乏理论的自觉。宋代词学中的寄托观念，只能说是产生于此而已。考察小山词，多借花酒以抒愤懑，把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言外之感慨时时而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叙其所怀”，写其“感物之情”，记其与莲、鸿、蘋、云等歌妓的“悲欢合离之事”，传达出人生“如昨梦前尘”的茫然与悲怆，而且多是“离别怀思”、“感士不遇”等等个人感情；至于所谓“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的合于寄托之词，实不多见。以词自觉地寄托忠君爱国、怨愤难言之情，在北宋只有东坡词中才有合格的篇什，而宋代词学寄托论的发展和完善，则有待于南宋的刘克庄等人。
参考文献：
[1]金启华，等．唐宋词籍序跋汇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原载《九江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4期，署名徐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