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诊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有人说他是记者，一早就来诊疗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身材矮小，双肩又厚又宽，面容显得刚毅，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他穿一身运动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宽裕。他谈话直截了当。他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得到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那当然。”记者说道。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对此情况进行全面谴责？”
“全面，不行，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不过，我料想这样的谴责并没有什么根据。”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像这样的谴责的确可能没有根据，然而在提这个问题时，他只想知道，朗贝尔的证词能不能毫无保留。
“我只承认毫无保留的证词，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有关资料支持您的证词。”
“这是圣茹斯特[7]的语言。”记者笑道。
里厄并不提高嗓门，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他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看法，而且决心在他这方面拒绝不公正，拒绝让步。朗贝尔耸耸肩，注视着大夫。
“我相信我理解您。”他最后说，同时站起身来。
大夫把他送到门边：
“我感谢您这样看待事物。”
朗贝尔似乎焦躁起来：
“好，”他说道，“我明白。原谅我打扰了您。”
大夫握住他的手说，眼下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可以就这件事写一篇不寻常的报道。
“哦！”朗贝尔欢呼道，“我对这个感兴趣。”
十七点，大夫正为新一轮出诊走出家门时，在楼梯上碰见了一个还算年轻的男人，此人外貌敦厚，肥厚的面孔呈凹形，还有两道浓眉。大夫时不时在住这栋大楼顶层的西班牙舞蹈演员家里遇见他。这个名叫让·塔鲁的人在阶梯上专心地吸着烟，同时观察着他脚边的一只正在死去的抽搐着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冷静地、有点专注地看看大夫，向他问好并补充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怪事。
“是的，”里厄说，“但这事儿到头来会让人感到恼火。”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我们从没有见过类似的事，如此而已。但我觉得这事很有趣儿，确实很有趣儿。”
塔鲁伸手把头发往后掠了掠，又看了看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接着对里厄笑笑，说：
“不过，大夫，说来说去，这只是门房的事。”
里厄正好看见门房站在大楼进口处旁边，背靠着墙，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有一种厌倦的表情。
老米歇尔见里厄向他示意有新的发现，便对他说：
“没错，如今看见它们都是三两成群的。不过，别的大楼也都这样。”
看上去他又沮丧又不安，还无意识地搓着自己的脖子。里厄问他身体如何，门房当然不能说他身体不好，只不过感到有点不舒服而已。据他看来，是他的情绪在作怪。这些老鼠给了他当头一棒，等它们绝迹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然而，翌日，即4月18日，清晨，大夫从火车站接回母亲时，发现米歇尔先生的面容更难看了：原来从地窖到顶楼，十来只老鼠一个一个摆在楼梯上。邻近大楼的垃圾桶也装满了耗子。大夫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倒并不吃惊。
“常发生这类事儿。”
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银发，黑眼睛显得很温和。
“贝尔纳，又看见你我真高兴，”她说，“老鼠的事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心情。”
他赞同她的看法。的确，有了她，什么事都显得很容易解决。
不过，里厄仍旧给市灭鼠处打了电话，他认识这个处的处长。处长是否听说过那些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露天死去？梅西埃处长已经听说此事，而且在离码头不远的他的处里已经发现了五十来只。不过，他正在考虑这是否严重。里厄也不能确定这是否严重，但他想，灭鼠处应当管管此事。
“应当管，”梅西埃说，“但得有命令。如果你认为确实值得管，我就去设法弄到命令。”
“无论如何也值得试试。”里厄说道。
他的女佣适才告诉他，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大工厂已收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同胞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担心了，原来从18日起，各工厂和仓库已清除了几百只老鼠尸体。在某些情况下，有人不得不结果那些垂死挣扎时间过长的老鼠的性命。然而，从城市的周边地区到市中心，无论是里厄大夫偶然经过的地方还是人们聚会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里，或者成串成串地浮在下水道里等待清除。自那天起，晚报抓住此事不放，问市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以保障市民免遭这令人生厌的鼠害侵袭。市府却从未有过什么准备，也不曾考虑任何措施，只召集了首次会议进行讨论。灭鼠处奉命每日凌晨收集死老鼠。收集完毕，处里派两辆汽车将死动物运往垃圾焚化厂焚烧。
然而，在此后的几天里，形势变得严峻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与日俱增，每天清晨收集的也越来越多。自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群结队跑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破旧的小屋，从地下室、地窖、阴沟里跌跌撞撞地鱼贯爬到地面上，在亮处摇摇晃晃，原地打转，最后死在人们的脚边。夜里，无论在走廊上或小巷里，都能清楚听见它们垂死挣扎时的轻声惨叫。在近郊区，每天早上都有人看见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挂一小块血迹。有的已全身肿胀，发出腐臭味；有的已经僵硬，胡须还往上翘着。在市区里也能碰上小堆小堆的死耗子摆在楼道上或院子里。也有些老鼠孤零零地死在各级行政部门的大厅里、学校的操场上，有时也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之间。同胞们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段也发现了死老鼠，这真让他们大惊失色。阅兵场、林荫大道、滨海大道都一一受到污染，而且污染扩散得越来越远。凌晨刚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到大白天全市又会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死老鼠。不止一个人夜间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感到脚下踏了一只软软的刚死不久的小动物尸体。仿佛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它感到重负的体液，让一直在它身体内部折磨它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看看我们这座小城的惊愕状态吧，在此之前它是那样平静，而在几天之内却变得惊慌失措，有如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体内过浓的血液突然动乱起来。
事态严重到连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搜集发布各种题材情报资料的机构）都在它播送的免费广播消息中宣称，仅在25日这一天中就收集并焚烧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死老鼠。这个数字使人们对眼下市内每天出现的情景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同时也加剧了大家的惊慌心情。在此之前，市民仅仅对那让人憎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现那既不能确定规模也不能揭示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还继续搓着手说了又说：“它们出洞了，它们出洞了！”言语间流露出老人特有的快乐。
4月28日，朗斯道克宣布已收集了约莫八千只老鼠，这时城里人的焦虑达到了顶点。人们要求采取彻底的措施，大家还对当局进行谴责，某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在谈论准备迁往那边的事。可是到第二天，情报资料局宣布，鼠害现象已骤然停止，灭鼠处收集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这时全城总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刚把汽车停在他居住的大楼门前，就瞥见老门房正从大街的尽头走过来，他走路非常吃力，歪着脑袋，双臂和双腿叉开，活像牵线木偶。老人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大夫认出了那位教士，是帕纳鲁神甫。那是一位博学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有时和他碰面，他在城里众望所归，甚至在对宗教十分淡漠的人们当中也受到尊重。他等着他们俩。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像吹哨一般嘘嘘作响。原来他感觉不大舒服，想出来散散步。但他的颈部、腋下和腹股沟疼得钻心，他被迫转身走回来，而且要帕纳鲁神甫扶扶他。
“有几个肿块，”他说，“没准儿是我干活时用力过猛了。”
大夫把胳膊伸出车门，用手指在米歇尔伸过来的脖子底部来回按了按。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来，量量体温，我下午再去看您。”
门房走了以后，里厄问帕纳鲁神甫对老鼠事件有什么看法。
“噢！”神甫说，“没准儿是一种瘟疫。”说话间，他的双眼在圆形眼镜后面露出了笑意。
午餐过后，里厄又看了看疗养院发来的通知他妻子已到达那里的电报，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他一个老病人打来的，这病人是市政府的职员，患主动脉狭窄症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他穷，里厄一直为他义务治病。
“是我，”他说，“您还记得我吧。不过，这次是别人。您快点来一下。我邻居家出了点事。”
他说话气喘吁吁。里厄想到了门房，但决定随后再去看他。不一会儿他来到城外一个街区的菲代尔勃街上一幢低矮房屋的门前。进了门，他在阴凉而发臭的楼梯上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政府职员，他正好下楼来迎接大夫。此人大约五十来岁，黄色的小胡子，高个儿，有点驼背，窄肩膀，胳臂腿都很细。
“他现在好些了，”他来到里厄身边时说，“我原以为他完蛋了呢。”
他擤擤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上的左边门上看见用红粉笔写的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绳子从吊灯那里垂下来，放在下面的椅子已经翻倒，桌子被推到了屋角。绳子是垂在半空中的。
格朗说：“是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尽管他说的话很普通，却仿佛一直在字斟句酌。“我当时正好出门，出来便听见有响动。我一看见门上的字，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但他哼了一声，声音怪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
他搔搔头，接着说：
“依我看，这种行动大概很痛苦。当然，我进去了。”
他俩推开一扇门，站在一间明亮而陈设十分简陋的房间门口。一个矮胖的男人躺在一张铜床上。他大声呼吸着，用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大夫停下脚步。在卧床的人呼吸的间歇里，他仿佛听到了老鼠在叫，但房屋角落里并没有什么动静。里厄朝床边走过去。这个人并非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也摔得不太意外，所以脊椎保持完好。当然，他感到有些窒息。也许需要做一次X射线摄影。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说过几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谢谢大夫。”这人说，声音有点憋闷。
里厄问格朗是否报告了派出所，这位职员的神情显得有些窘迫。
“没有，”他说，“哦！没有。我当时考虑，最紧迫的是……”
里厄打断他的话说：“那当然，那就由我去报告吧。”
但此刻病人却焦躁起来，他一边在床上坐起身子，一边表示反对说，他身体没问题，不必费这个神了。
“冷静点，”里厄说，“这不算一回事，相信我吧，我必须去打个招呼。”
病人嚷了一声：“啊！”
他往后一仰身，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有好一阵格朗都在摸弄自己的小胡子，这时他走过来，说：
“好了，柯塔尔先生，您应该尽量理解这点，可以说大夫负有责任。比如，您万一又想……”
但柯塔尔眼泪汪汪地说，他再也不会干了，刚才不过是一时糊涂，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大家让他安静。里厄在开药方。
“那就说定了，”他说，“咱们不谈这事，我过两三天再来看您。但别再干蠢事了！”
在楼道上，他告诉格朗，他不得不去报告，但他会要求派出所所长两天以后再来作调查。
“今天晚上需要守着他。他有亲属吗？”
“我不认识他家，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
格朗又摇着头说：
“您瞧，连他本人我也谈不上认识。但总该互相帮助吧。”
在走廊上，里厄不由自主地往阴暗的屋角看了看，问格朗他所在的这个街区老鼠是否已经绝迹。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不错，有人曾对他谈起过这件讨厌的事，但他对街道上的传闻向来不大注意。
“我有别的事要操心。”他说。
里厄在他说话时已经同他握手道别。他急着在给妻子写信之前去看看门房。
叫卖晚报的小贩大声通报说老鼠的侵扰已经停止。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伏在床外，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围在脖子上，他正掏心挖肺似的朝脏物桶里呕吐着浅红色的胆汁。他气喘吁吁地费了好大的劲才又躺了下来。他的体温已达到39.5度，脖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肿大，肋部有两个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现在诉说的是自己内脏很痛。
“里面像有火在烧，”他说，“那下流痞在烧我。”
他那满是煤烟色垢的嘴唇使他连说话都含含糊糊。他将眼球突出的眼睛转向大夫，头疼使他流出了眼泪。他忧心如焚的妻子注视着里厄，大夫却默不做声。
“大夫，”她说，“他得的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还什么都确定不了。到今晚为止，必须禁食，并服用清血药。让他多喝水。”
门房正好渴极了。
里厄回到家里便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沙尔，那是本城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没有，”里沙尔说，“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难道没有高烧和局部发炎的？”
“噢，那倒有，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很不正常吧？”
“嘿，”里沙尔说，“所谓正常嘛，您知道……”
晚上，门房一直说着胡话，高烧40度，嘴里还抱怨着老鼠。里厄尝试用固定术处理脓肿。门房在受到松节油烧灼时声嘶力竭地叫道：“啊！这些猪猡！”
淋巴结还在往大里长，摸起来硬得像木头。门房的妻子吓坏了。
“您得熬夜守着他，”大夫对她说，“有情况就打电话叫我。”
翌日，4月30日，已经有些暖意的微风在蓝天下的潮湿空气里吹拂着，从最远的郊外带来了花的馨香。大街上，清晨的市声显得比往常更活跃更欢快。对我们这个刚从一星期里暗暗的担惊受怕中解脱出来的小城而言，这一天竟成了春回大地的一天。里厄自己接到妻子的来信后也放了心。他轻松地下楼来到门房家里。果然，一清早，病人的体温已经降到38度。他很虚弱，但仍然躺在床上微笑。
“他好些了，对吧，大夫？”病人的妻子说。
“还得等等。”
然而一到中午，体温骤然升到40度，病人谵语不止，而且又呕吐起来。他脖颈上的淋巴结一触就疼，看上去他仿佛想把头伸得离身子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按住病人的脚。她望着里厄。
“听我说，”里厄说，“必须把他隔离起来设法进行特殊治疗。我打电话给医院，我们用救护车把他送过去。”
过了两个钟头，在救护车里，大夫和那个女人俯身看着病人。从病人布满蕈状赘生物的嘴里吐出不连贯的话：“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呈铅灰色；他呼吸短促，断断续续；而且被淋巴结弄得撕裂般疼痛。他深深地蜷缩在小床里，仿佛想让小床把自己全身盖住，或者说，仿佛大地深处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召唤他。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的重压下，这位门房窒息身亡了。他的妻子哭起来。
“大夫，这么说，没希望啦？”
“他死了。”里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