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柳鸣九
一
一个20世纪作家，其名字两次成为世界各国大报头版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新闻，这无疑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他在意的程度，标志着他文学地位的重要性、他存在的显著性。他就是法国人阿尔贝·加缪。
1957年10月中旬，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16日，当加缪得知这个消息时，正与友人在巴黎福赛圣贝尔纳一家饭店的楼上用餐，他顿时脸色煞白，极为震惊。同样，这个消息也震惊了整个巴黎与欧美文化界。
为什么普遍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固然，他的文学成就是毫无疑义的：其名著《局外人》（1942年）、《西西弗神话》（1943年）、《鼠疫》（1946年）、《反抗者》（1950年）以深沉的精神力量给了人们以隽永的启示，享誉世界而成为了20世纪文学中的经典。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莫里亚克称他为“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福克纳把他视为“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而表示敬意；《纽约时报》的社论评论他“是屈指可数的具有健全和朴素的人道主义外表的文学声音”……
使人震惊的原因是他的获奖大为出乎人们的意料。首先，因为他并不是经过任何重要团体的推荐，而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直接评选出来的，而且他是战胜了法国的九位候选人，特别是超过了其他好几位声名更为显赫、地位更高的大师，如马尔罗、萨特、圣—琼·佩斯以及贝克特等而获此殊荣的。更为主要的是他太年轻，他毕竟只有四十四岁，是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之前，苏利·普吕多姆于1901年获奖时是六十二岁，罗曼·罗兰于1915年获奖时是四十九岁，阿纳托尔·法朗士于1921年获奖时是七十七岁，亨利·柏格森于1927年获奖时是六十八岁，马丁·杜伽尔于1937年获奖时是四十四岁，纪德在1947年获奖时是七十八岁，莫里亚克在1952年获奖时是六十七岁……至于在他之后，萨特于1964年获奖时是五十九岁，克洛德·西蒙于1985年获奖时则是七十二岁……直到今天，加缪这个名字在世人心目中之所以格外有分量，实与他几乎是在青壮年时期就达到了文学成就的巅峰有关。
他再度引起全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是在1960年。这年年初的1月4日，在法国桑斯城附近的维尔布勒万，加缪遇车祸身亡。这个消息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噩耗，正在闹罢工的法国广播电台，也特别播出了哀乐，悼念他的逝世。当时担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加缪的论敌，也表示了沉痛哀悼，曾与加缪闹翻了的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悼词，这样评论加缪：“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的时代，再次重申反对摒弃道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反对趋炎附势的现实主义，证实道德的存在。”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则在得知加缪逝世的噩耗后，即使吃下已长期停服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而冒着一月份寒冷刺骨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生命的终止并不全然都是生命的终止，1月4日的车祸并没有使加缪悄然离开世界，反倒成为加缪不朽生命力在人们心目中弘扬光大的新起点。世人对加缪有如此隆重的关注、如此揪心的惋痛，又与加缪系早逝于英年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他去得太年轻，毕竟只有四十七岁。要知道，这个时期的他，正处于某种创造力勃发、神采高扬的状态：他的重要小说《第一个人》写作得甚为顺利，基本上已经完成，可能是献给母亲的题词已经写好，而这部作品是被他自己称为“我成熟的小说”；他在戏剧创作与戏剧编导方面，也雄心勃勃，甚至对演电影也兴致很高，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著名小说《琴声如诉》由布鲁克执导搬上银幕之前，杜拉斯、布鲁克与女主角让娜·莫罗都一致同意由加缪出演男主角，加缪也已欣然同意，只是因为《第一个人》的写作进度与电影拍摄的档期有矛盾，该片男主角才由赫赫有名的硬派小生贝尔蒙多代替出演；至于他在这一段时期里与一个年轻、健康而美丽的女子相恋，更被后来传记作者视为加缪第二个青春的标志……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人，一个已经获得了最高文学殊荣而正要翻开新的一页的作家，如此英年早逝，显然给世人留下了对他灿烂前景扼腕长叹的惆怅与无穷无尽的遐想。
年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字眼，特别是在人生攀登的高难领域里更是如此，加缪却两度在高层次的意义上体现着它、代表着它。因此，当人们环视20世纪文学的时候，必然会发现，加缪是一个特别熠熠生辉、别具一番魅力的名字。
二
面对着加缪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光辉的不朽者，这样一个在20世纪现实中有声有色、显赫了一个时代的客观存在，这样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永远光华照人的精神现象，该如何观照与审视？正如观察天象与星体时显微镜无用武之地一样，我们面对着加缪时，某些时髦的工具如叙述学、符号学、文体论、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理论，就显得过于琐细，而难以得心应手了，观察天象就应该用观察天象的方法与工具，就应该用望远镜与光谱分析、地质分析……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时代的人，作为一个客观存活的个体，加缪身上值得我们首先注意也必须予以注意的是哪些方面的成分与状况？
“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是无产者”，这是加缪社会生活状况最主要的一个基点。
这种状况一直可以上溯到加缪家族的上两三代。他的曾祖原是法国的穷人，穷得没有土地，趁法国的殖民征服之际，移民到了阿尔及利亚。他的祖父是个农民，兼做铁匠；他的父亲则因为双亲故去被送进了孤儿院，成年后在家乡当了雇农与酒窖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于1914年身负重伤去世。这时的加缪还不满一岁，母亲带着加缪和他哥哥到了自己阿尔及利亚的娘家，以帮佣为生，勉强维持自己与两个孩子的生活。整个家族几代人都这样处在赤贫的境况之中。赤贫也就是意味着“什么也没有”[1]，意味着加缪一生下来就生活在没有书本、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空白之中。他从零开始，这就是加缪对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视为本家族从原始状态中走出来、走向文明的“第一人”。由此，他给他最后一部小说，亦即本人的精神自传取了《第一个人》这样一个标题。
从不满一岁直到十七岁，加缪是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贫民区长大的。他的家庭生计艰难，幸亏加缪兄弟二人被承认为战争阵亡者的孤儿，每年从政府得到若干抚恤金，得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与上小学念书，但是“每次回到家中，就回到了贫穷、肮脏、令人厌恶的地方”，家里连做作业的桌子也没有。“人人都得干活挣钱”，加缪兄弟也不能例外，只是由于母亲的大力支持与艰苦支撑，加缪才未辍学一直念完了高中，接着又在阿尔及尔大学完成了他的学业，先后于1934年与1935年，获得了文学与哲学两个毕业文凭。同样，不论是在中学期间还是大学期间，加缪始终都被贫穷的阴影笼罩着，他口袋里从来都没有什么零花钱。当中学生的时候，每当暑假他就要去打工挣钱，干过各种临时工的活；而到了大学，则去当家庭教师，辅导准备会考的高中生，也当过汽车零件推销员、船舶经纪人的雇员，等等，以弥补自己拮据的经济状况。
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之后，他又完全过着为生计所迫的智力劳动者的生活。他长期在报馆任职，既是他的兴趣与专长，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谋生手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在左翼文化团体里工作，这与他左倾的政治态度有关，其实也有维持生活出路的性质。即使是在1935年被迫离开共产党后，他仍待在由共产党控制的“文化之家”里，直到1937年底，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居无定所，甚至长时间寄住在友人家里，既与他参加抵抗运动的斗争生活有关，也是他生计艰难窘困所致；他虽然二十九岁发表《局外人》后就一举成名，而在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则为时更早，但他几乎从没有过过富裕阔绰的生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在普罗旺斯的卢马兰村购买了一幢别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来来往往仍然是驾驶他那辆陈旧的黑色雪铁龙车……难怪他成名之后这样说过：“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
从加缪的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成长与入世后的生活状况来说，用“平民知识分子”一词来概括他是远远不够的。他几乎完全像世界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那样，是来自社会的底层。不同的是，他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在现代化的教育过程中被培养成为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一个高层次的文化人，而这种长期的清贫与困顿又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土壤以其苦涩的汁水滋育了这样的“第一人”，使他在法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具有自己的特色，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举出以下两点：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加缪诺贝尔奖的评语里这样说：“加缪是准无产阶级出身，因此，发现必须依靠个人的力量，在生活中跋涉向前……”这种跋涉向前的必要，也就成为他奋发向上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持续作用造就了他英年的才华，贫困严酷的条件使他得到了足够的磨炼，完整的现代化教育造就了他的文化层次与精神高度，在文化精神光亮的照射下，磨炼奔向明确的目标；而渗透着磨炼苦汁的精神层次与文化水准则反倒具有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造就出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了活力的智者。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作为“无产者”的基本生存状况在加缪身上刻下的另一个主要的印记，就是他的左倾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言而喻，他的生活使他与无产阶级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他与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必定的。他正是由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是拯救贫苦阶级的理论而走近了它，并且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加缪的这种行为绝非纯理性认识与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悲惨世界中学会”的结果，这个“悲惨的世界”，除了他亲身承受与体验的贫困、所见所闻的苦难外，就是这个世界截然不同于理论与概念的现实复杂性。加缪不仅在自己困顿的现实生活中、现代化的教育过程中，从各种人、各种活动中充分体验到了这种复杂性，而且他是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与成长起来的，这里不同种族、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他精神上对法兰西与对阿尔及利亚的二元归向的矛盾体验与痛苦思索，更使他学会了任何理论学说都无法给予的东西。于是，在共产党学说、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法国—阿尔及利亚出现了一个杜绝了抽象精神、狂热理论、偏激学说的左倾文化人，一个从实际出发，保持了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的左倾文化人，正因为如此，他在1935年参加了共产党后，因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而于1936年又离开了共产党，这定下了他终身作为一个不跟任何主义学说、路线政策随波逐流，不附着于任何实体阵营的自由的左倾思想家的格调。
三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人、一个靠笔安身立命的人，加缪身上值得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与状态，就是他在现实社会中与实际斗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介入现实生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作家。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与实际斗争有紧密的联系，不过，介入的程度与参与的层次是大有不同的。有一部分作家的介入与参与，基本上限于发表谈话、签署声明、参加集会等公开的形式，这些形式属于社会政治活动的高层次范围，参加活动者无不是以自己显著的名声与地位为基础的，纪德、杜伽尔、罗曼·罗兰、莫里亚克、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都有过这类的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萨特更是此道的大师与老手。不言而喻这种方式的活动有其轰动效应与巨大社会影响，但不可否认作为实际斗争却带有明显的表层性。另有一部分作家的介入与参与，则不仅止于这种表层的形式，而是以长时期深入基层的日常具体的工作为内容，可谓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实际斗争。属于这种情况的，为数比前一种要少得多，20世纪40年代起，最为突出的有马尔罗与圣埃克絮佩里。马尔罗成名之后，正逢***在欧洲日益得势、逞凶，而世界反***斗争也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不仅是集会上、宣言上的活动家，而且是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组织者。在抗击***的西班牙战争中，他组织了一支空军部队；在解放法国的武装斗争中，他也是一个兵团的指挥官。圣埃克絮佩里则一直作为飞行员坚守在第一线，并在二战时牺牲在蓝天之中。除了这两个实践型的作家之外，就要数加缪了。
加缪从大学时代起，就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分子，较早就积极参加亨利·巴比塞与罗曼·罗兰发起的反***运动。投身于左翼政治组织后，他在群众中做过具体的宣传工作，也做过带有文运性质的基层工作。他很早就卷入了法兰西与阿尔及利亚错综复杂的关系，非常具体地参与了反对殖民主义的进步活动，亲身进行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以揭露殖民主义统治的不合理。在20世纪40年代反对德国***的斗争中，加缪更是地下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是解放运动的战争组织中的坚强战士，从事过不少秘密的工作，特别是情报工作与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筹备与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不断撰文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号召法国人民振奋精神，坚持抗敌，解放法国，向德国人民戳穿***的欺骗与裹胁。在那黑暗的年代，加缪像一个斗士一样以自己的笔为武器，进行勇敢的、实实在在的战斗，正是由于在反抗***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于1945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