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然有障眼法，”他说，“特洛伊木马是给诸神的祭献，肚子里却藏着带给很多人的死亡。一样东西掩护另一样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不恨他们呢？恨希腊人？”
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越想越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团结的特洛伊人会灭亡。他隐约感到，诸神只是时间的另一个称谓；可是他觉得把这说出来很傻，就跟说我们永远无法战胜诸神一样傻。虽然他快二十八岁，可他已经接近宿命论者了，至少对自己的命运是如此。就像生命可能被呈现，但永远无法解释，而词句，一切没有直接解释事物的词句，对他来说都真实不过。
他的目光越过艾米的裸体，越过她胸臀之间纤毛泛着光晕的新月形曲线，越过那饱经风雨、白漆剥落的法式房门；月光在海面照映出一条窄路，慢慢离开他的视线最后融入像鹰翅般伸展的云朵。它好像在等他。
因为我决心，
要驶过日落的地方和西天众星
沉落到水里的地方，要到死方休。[2]
“为什么你这么爱这些句子？”他听见艾米问。
他十九岁时母亲死于肺结核。他没在她身边。他甚至没在塔斯马尼亚岛而是在澳洲大陆，因为获得一项奖学金而在墨尔本大学学医。事实上，把他和母亲分开的不仅仅是大海。在墨尔本大学奥蒙德学院，他遇到很多世家子弟。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家族的成就和血统，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建国前英国的名门望族。他们可以一口气列出自己的家族世系、政治地位、家族产业、王室联姻，乃至豪宅、牧羊场。直到暮年之后，多里戈才意识到其中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其离谱程度连特罗洛普[3]都写不出来。
这些听闻是味同嚼蜡，还是令人神往，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他从前从未遇见如此有把握的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略逊一筹，爱尔兰人长相丑陋。对这样的事情他们不加思考，他们确信。他们用石头造的大房子，他们沉甸甸的银餐具，他们对其他人生活的无知，还有他们对自然之美的漠视，种种离奇之处都让他惊叹。他爱自己的家人，但他不为他们自豪。他们的首要成就是活下来。他将付出整个一生去理解活下来是一项多么伟大的成就。可是在那时——当他第一次面对荣誉、财富、地产名望的反差时——活下来简直就是失败。与其显露羞耻感，他宁可远离他们，直到母亲去世。在母亲葬礼上他没哭。
“喂，多瑞，”艾米说，“为什么？”她的一根手指在向他大腿根部划去。
那之后，他变得害怕封闭的空间、人群、有轨电车、火车和舞会，害怕所有把他向内心挤压并把光屏蔽在外的地方。他呼吸困难。他在梦里听见她呼唤他。
“孩子，”她会说，“到这儿来，孩子。”
但他不想去。他差点儿考试不及格。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他又一次去踢球，为了寻找光，那个他在教堂大厅瞥见的世界，向着太阳上升再上升，直到他成为队长，成为医生，成为外科大夫，直到他和艾米一起躺在那个旅馆的床上，看着月亮在她小腹凹陷处上方升起。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
长昼将近月徐升；大海的呜咽里，
有种种的召唤。来吧，我的朋友，
去找个新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他想要紧抓住在万物之始的光。
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
他把目光移到艾米脸上。
“因为那是我人生最初见识到的美好。”多里戈·埃文斯说。
5
一小时后他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搽上了樱桃色的口红，睫毛涂成了蓝青色，头发向上扎起，露出的脸像一颗心。
“艾米？”
“我得走了。”
“艾米——”
“还有——”
“别走。”
“为了什么？”
“我——”
“为了什么？我听你说过——”
“我需要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我都想拥有你。”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会离开艾拉吗？”
“那你会离开基思？”
“真得走了，”艾米说，“跟他说过会一小时内到那儿。打一晚上牌。你能相信吗？”
“我会回来。”
“你会？”
“我会。”
“然后呢？”
“这是个秘密。”
“我不能知道？”
“不。是。不是，是打仗的事，军事机密。”
“什么？”
“我们要坐船走。星期三。”
“什么？”
“三天之后——”
“我知道哪天是星期三。去哪儿？”
“去打仗。”
“去哪儿？”
“我们怎么会知道？”
“你要去哪儿？”
“去打仗。哪儿都在打仗，对不对？”
“我还能见到你吗？”
“我——”
“我们？那我们呢？”
“艾米——”
“多瑞，我还能见到你吗？”
6
在某处制冷装置发着哮喘似嘶嘶声的震颤中，多里戈·埃文斯感觉五十年过去了。治疗心绞痛的药片开始起效，胸口的窒闷感在消退，胳膊上针扎似的感觉没有了，所以虽然无药可救的、剧烈的内心紊乱还驻留在他颤抖的灵魂里，他还能从旅馆的卫生间走回到卧室。
回到床前，他看着她裸露的肩膀，柔软的肌肤和曲线仍然会令他心跳加快。
她睡眼惺忪地半抬起头问：
“你刚才在说什么？”
他回到床上，面朝她的背贴身躺着，他意识到她指的是她睡着之前他们的对话。在远处，一辆轿车猛然加速，好像是故意要破坏凌晨在他们这个城市旅馆房间内外漂浮的愁绪。
“土人。”他对着她后背轻声说，好像她理所当然知道他说的是谁。然后，意识到并非如此，他又说：“伽迪纳。”说时他的下唇碰到她皮肤。“我想不起他的脸了。”他说。
“反正跟你的脸不一样。”她说。
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多里戈·埃文斯想，土人伽迪纳死了，说这个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心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这么明显简单的事写下来，为什么他记不起土人伽迪纳的脸。
“该死的这躲不过。”她说。
他笑了。他永远无法完全习惯她用“该死的”这种词，尽管他知道她骨子里粗俗，她的教养决定了她会用这种奇怪的词汇。他把衰老、干燥的嘴唇重重地贴在她的肩膀上。女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会使他到现在还会像脱水的鱼一样发抖？
“打开电视机、翻开一本杂志，要是看不到你的鼻子伸出来，那真是不可能的。”她继续说，对自己的笑话颇为自得。
对多里戈·埃文斯来说，他自己的这张脸好像的确无处不在，虽然他从没怎么想过自己的脸。自从二十年前他因为一档电视节目介绍了他的经历而引起公众关注，他的脸开始无所不在地回视他，从募捐信纸的信头到纪念币。一只大鹰钩鼻，迷茫的神态，有点不修边幅，原来黑色的鬈发现在变成薄薄一层银浪。在他这个被多数人被称为“走下坡路”的年纪，他再一次升到光亮中。
令他难以理解的是，近些年他成了一个战争英雄、一个声誉卓著的外科医生、代表一个时代和悲剧的缩影，也成了众多传记、戏剧和纪录片的主题人物。同样，他也成为崇拜、造神、吹捧的对象。他知道自己跟这个战争英雄共享某些特征、习惯和经历，但他们不是一个人。只不过相比于死亡，他更擅长生存而已。而且现在还活着能够代表战俘营的人已所剩无几。所以拒绝他人的尊崇似乎是对已逝者记忆的亵渎。何况他已无力拒绝。
无论他们怎么称呼他——英雄、懦夫还是骗子——现在好像跟他越来越无关了。那对他来说属于一个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的世界。他知道自己被举国敬仰，即使那些不得不和他这个日益衰老的外科医生共事的人对他绝望，即使在其他战俘营跟他有过相似经历的医生有点讨厌他，或许嫉妒他，但他们心有不甘地感觉到他的性格中有某种他们所不具备的品质，使他超越他们，受到全国爱戴。
“那个该死的纪录片。”他说。
可是在当时，他并不在意被公众关注。也许还有点儿窃喜。但现在不了。他对他的批评者并非一无所知。多数情况下他发现他还同意他们的意见。他的名声对他来说恰恰证明了别人对他的误解。他一直避免涉足他视为人生重大失误的领域，比如政治和高尔夫球，但他尝试发展一种切除结肠肿瘤的外科新技术也失败了，更糟的是，可能已经间接导致了好几个患者的死亡。他偶然听到梅森背地里叫他屠夫。回想起来，他的确可能太鲁莽。但他知道一旦成功，他们就会赞扬他的勇气和远见。他放纵的偷情和相应的欺骗都只是私下流传的丑闻，公众对此视而不见。直到现在，只要想起他撒谎欺骗时的若无其事和“出口成章”，他都会感到不可思议，难怪他对自己的真实评价很低：他不仅是虚荣，更是愚蠢。
即使在他的年纪——上周他刚七十七岁——他仍然困惑于自己的天性对人生造成了什么影响。毕竟，驱使他在战俘营中帮助他人和驱使他投入丽奈特·梅森和不止一两个有夫之妇怀抱的，是同样的品质：无所畏惧，拒绝墨守成规，玩世不恭，喜欢把事情推向极限。丽奈特·梅森的丈夫里克·梅森是他的重要同事，同样是医师学会理事，一个医术高超但极其乏味的人。在那天正在写的东西的前言里，多里戈说他希望在避免不必要的暴露隐私的情况下，他最终能够用谦卑的诚实态度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恢复他真正的身份：一个医生，仅此而已；同时把回忆的焦点放在那些已经被他遗忘的人，而不是他自己身上，从而找回对他们的记忆。有时候他觉得这是矫正和奉献的必要做法，但考虑再深一些，他又害怕这样的自贬自谦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又导致美化他的形象。他进退维谷。他的脸无处不在而他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脸。
“我快变成一个名字了。”他说。
“谁？”
“丁尼生。”
“我没听说过。”
“《尤利西斯》。”
“现在没人读了。”
“人们什么都不读了。他们认为勃朗宁就是枪[4]。”
“我以前以为你只喜欢劳森[5]。”
“我现在还喜欢。仅次于吉卜林和白朗宁。”
“或者丁尼生。”
“我是我全部经历的一部分。”
“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话吧。”她说。
“不是。这是非常——什么词来着？”
“贴切的？”
“对。”
“你能全背出来，”丽奈特·梅森说，一只手顺着他枯槁的大腿往下滑。“还能背好多别的。可是你记不住一个男人的脸。”
“记不住。”
想到死亡，他就想起雪莱，想起莎士比亚。他们不请自来，进入他的生命，现在成了他的生命。仿佛人的一生，一本书、一句话或者寥寥几个词就足以容纳。只要简单几个词。“你现在是来参加一席死亡的盛筵。”[6]“像一个苍白、冰冷、朦胧的笑。”[7]“啊，他们这些老家伙。”
“死亡是我们的内科医生。”他说。他觉得她的乳头很奇妙。那天的晚宴上，有一个记者质疑他对轰炸广岛、长崎的看法。
“也许，一次就够了，”记者说，“可两次？为什么要两次？”
“他们是恶魔，”多里戈·埃文斯说，“你不懂。”
记者问，他们的女人孩子也是恶魔吗？还有他们没出生的孩子？
“辐射，”多里戈·埃文斯说，“不影响后代。”
可是，问题不在这儿，他知道问题不在这儿，再说，他也不知道辐射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很久以前有人告诉他不会。或者会。很难记住这个。这些日子他所坚持的，就是这些日益显得站不住脚的假设：他说的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他都说过。
记者说他做过一篇关于幸存者的报道，采访了他们，还录了像。他说他们遭受的痛苦实在太可怕，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看来你对于战争并不是一无所知，年轻人。”多里戈·埃文斯说，“可你只知道了一部分，战争远不止这些。”
说完他转过身去，旋即又回过头来。
“对了，你喜欢唱歌吗？”
此刻，多里戈一如既往地希望自己忘记这段令他难过、汗颜而又坦率的尴尬对话，它宛如就在眼前，而他的手正握住她的乳房，指间夹着乳头。但他的思绪不在这里。不用说，那个记者后来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肯定会反复说这件事，说那个战争英雄其实是个爱好核武器的好战老混蛋，没话说了最后居然问他唱不唱歌！
但是那个记者身上的某个特征让他想起土人伽迪纳，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不是脸，也不是神态举止。他的微笑？他的脸颊？他的大胆？多里戈当时对他很恼火，但佩服他面对多里戈盛名之下的权威敢于挑战。某种一致的内在气质——正直，你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对真相的坚持？说不准。在他的动作和习惯中找不出任何相似的踪迹。这让他莫名地感到羞耻，可能是他太傻了，而且他错了。现在他对什么事都不再确信了。或许，从土人被打那天起，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了。女人身上这个柔软的、螺纹漩涡一般的器官，令他有说不出的感动，在他眼中总像是冒险的邀约。他非常轻柔地吻她的耳垂。
“你应该把你的想法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丽奈特·梅森说，“用多里戈·埃文斯的话。”
她五十二岁，比孩子还孩子气，但她不傻，她痛恨自己被这个老头吸引住了。她知道他不仅有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而且，她怀疑除了她们，还有一两个。她连当他唯一的情妇这种风骚的荣耀都没有。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了。他有老年人身上那种发酵面团似的酸臭味。乳头萎缩得只剩干瘪的两点，他做爱也不太靠得住。但那种偷尝禁果的感觉令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和他在一起，她感到有一种被爱着的、坚不可摧的安全感。但她知道，一部分的他——她最想了解的那部分，他内心有光的那部分——依然隐隐约约不可知。在她的梦里，多里戈·埃文斯总是漂浮在她上方几英寸的地方。白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会变得愤怒，指责他，威胁他，冷落他。但是到了深夜，当她躺在他身边，她就只想要他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