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
虽然史料不是史学，但无史料却成就不了史学。一切以论代史的著作自然遭人鄙弃，即使以论带史的思路也依然不是一条正确的治史途径。一切能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但通常，史实的追求是很不容易的。历史研究者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为歪曲了的史实所导引，进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但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时并不都是历史研究者主观的错误，而可能是客观上的原因。就像看戏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台前的表演，看不到幕后的化装，我们只注意于主角的活动，而忽视配角甚至龙套的表现。即使我们很注意所有角色的表演，但我们总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真实，而未意识到这原是他们在导演说戏之下的表演，说白了，他们是在做给摄影机拍摄的，而不是给观众表演的。即使戏剧是直接演给观众看的，但依然有两派表演理论的冲突，一派是本色的，一派是表演的。历史现象的发生有时也往往如此，我们只注意到各色历史人物的台前的表演，看不到他们在幕后的举止，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真面目，而是舞台限制了我们。因此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于搜集台前之外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政治军事外交以外的经济文化往来，正式使节会谈之外的私人交往与接触，典籍公文记载以外的私人信函日记，冠冕堂皇演说背后的流言蜚语，只要有助于历史真相的披露，就无一不是可用的史料，就无一不可以用来使历史显露其本来的真相。本丛书所要展示的正是这一目的，以稀见的，但又不失为关键的史料的披露为范围，不论文献的语种，但以外文为主要对象。这些文献或以手稿形式存在，或虽已出版而被查禁，或未被查禁但却流传不广，或在外部世界虽有流传，而国人却少有所闻，尽量为之网罗。然主编者与出版社囿于所闻，见识未广，亟希望史学界内外有同好者加以推荐或自荐，以使本丛书能够臻于充实，至于有用，则编者幸甚，读者幸甚。
晚清历史之重要中外于今已有共识，身在其中之人，已深感其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在今天之人或曰没有晚清哪来五四，或曰晚清乃中国现代化的准备期。然虽晚清去今未远，而资料之丧失或未曾开发者仍为数甚多。或者因当事者有所忌讳，不欲公刊；或者因有关当局以利益关系，一开始就被列为禁书；或者当时未显其为要闻，而在后世今日看来乃是解决历史疑案之锁钥。所有这些都应该尽量发掘，刊布于世，既充实史料之大库，复使历史真相更趋于明晰，甚或改变原来的历史定论。本社前已出版两种相关的丛书，一是《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一是《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目的都是为了使历史的面貌更加丰满真实。本丛书则更为直接，采用的尽量是未曾加工或相对原始或基础的史料，其于历史研究的作用恐怕对比以上两种丛书有过之而无不及。首批推出的两种材料都是法文原版，一是加略利有关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日记，一是伯希和进入敦煌藏经洞的笔记。加略利恐怕一般人不大晓得，但他却以译员的身份掌握了中法谈判的最机密的材料，所以他关于此次谈判的日记甫一出版就被禁行，为的是避免泄漏法国侵略外交的核心机密，所以此日记存世者不过十部而已。今天的读者自然会批判性地进行阅读，以为了解彼段历史的参考，复对其中的关键人物如耆英有中文资料以外的新认识。至于伯希和，虽然在中国是无人不识，但他的敦煌藏经洞笔记却在生前从来没有准备刊行。原因不言自明，他不愿被人看成是小偷强盗。而即使是在给自己备忘的笔记中，他也留了一手，始终不透露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一百年后的2008年，这本笔记的原版通过掌握不同语种的三位人士的努力才得以整理印行法文版，但如果不加以汉译，相信许多读者是难以一亲其芳泽的。另外，他于义和团运动时正在北京公干，也留下一本分量不大的日记，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这三种书是首批要给大家介绍的。类似的外文著述为数不少，我们希望能够一部一部推荐给大家，步子不会快，但希望能一直走下去。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