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十六岁时参加的考试，就是府试。那次考试，他考了第七名。十六岁考取童生，说不上天才但也算是能拿得出手的成绩了。这个成绩让曾国藩的父亲兼老师曾麟书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压力很大。当时是道光六年（1826），那一年曾麟书也还只是个悲剧的童生，而儿子的学历已经和自己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了，相比之下自己几十年的书都白读了、几十年的大米都白吃了。无论是从上升的势头还是从实际的水平来看，自己都没法再教导儿子了。为人父者大概都能体会曾麟书此刻的心情，那是一种既觉得丢面子又觉得脸上有光的感觉，而做爹的大概也都是从儿子超过自己的那一天起，才真真正正地感到儿子已经成长大成人而自己已经开始老去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曾麟书觉得自己已经没法再教给曾国藩什么了，于是决定给爱子另寻名师，报个像样的补习班。那个时候的补习班不像现在门类齐全、师资众多，大多是私人开设、一人身兼数科教学的私塾，有些还带着点家塾背景，轻易不收外人，没关系、没户口还没法入学。曾麟书多方打听，听说衡阳有一位汪觉庵汪老师，教作文非常有一手，可惜汪老师供职于唐家家塾，不对外招生。曾麟书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总算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唐家家塾。曾国藩也果然努力，一年之后写信回家说：“汪老师已经教不了我了。”曾麟书大喜，又把曾国藩接回家乡的县重点学校涟滨书院就读。那年曾国藩整二十岁。他进入涟滨书院之后，潜心自学，准备院考，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年。
三年之后的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参加院考，考中秀才。这一年曾国藩二十三岁。
曾麟书比曾国藩早一年考取秀才，多少算是维护了做父亲的尊严。之后曾麟书放弃进一步考取功名的愿望，在家潜心教书。估计曾麟书也是料定自己考中举人的希望不大，即便考上，也肯定要晚于儿子，不如趁着现在还领先儿子一年中秀才，尽早退出。所以说，急流勇退谓之知机，能在激流变成逆流前夕果断退出更是人生的大智慧。
前面说到的把女儿“考”给曾国藩的欧阳凝祉，也终于在曾国藩中秀才之后坐实了岳丈之位。曾国藩在中秀才的同年和订婚九年的欧阳氏正式完婚，算是应了曾家“先立业后成家”的家训。至于订婚九年之后，曾国藩的娇妻是女大十八变还是物是人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各种典籍中对欧阳氏的描述大抵不过“相貌一般”等暧昧不清的说辞。联想到后来欧阳氏贵为朝廷任命的“一品夫人”，在记载上必然有所保留，可见“一般”也只是客气的说法。那么客观地说，估计就要在“相当一般”乃至其下了。不过曾公的相貌确实也让人无法恭维，而欧阳氏自小受父亲熏陶，是一位有见识、有文化又顾家的新时代女性，对于曾国藩以及他后来的事业，也算是一位相当搭衬的贤内助。因此，尽管两口子后来长期分居两地，仍然恩爱不减。
次年，也就是1834年，曾国藩从县重点涟滨书院转入省重点岳麓书院继续深造。这个岳麓书院，院门大书一副对联，上联是“惟楚有才”，下联是“于斯为盛”。它是当时湖南省的最高学府，藏书无数，名人辈出，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34），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即使在曾国藩入学的那个时候，也可以以“千年古校”自居了。宋朝理学乃至中国整个理学体系的教主级人物朱熹，明朝影响甚大的阳明心学的一代宗师王守仁，都曾在岳麓书院讲学。在宋明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岳麓书院堪称是儒生的耶路撒冷。从清代开始，文人们喜作“书院排名”，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排行榜，其情形也与今天颇为相似，师承渊源不同，做出的排名也各不相同。你说他有私心，他说你收了钱，互相不服气，闹哄哄一团乱麻，唯有岳麓书院长期居于“四大书院”之一的位置，为各家各派所共同推重，可见其地位是一般书院所不能企及的。
当时书院的“山长”，也就是校长，乃是当时的知名学者——著名教授欧阳厚钧。他执掌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学生中光是日后出了名的就有三千多人，号称“弟子三千”，颇有点和孔圣人叫板的意味。和今天的大学生只能在主席台和电视屏幕上看见自己的校长不同，那时的山长，是切切实实肩负着全校学生的授课任务的，所以学生三千，个个都是欧阳先生亲手调教出来的，和欧阳先生有着实打实的师生之谊。学生毕业之后走上仕途，无论官大官小，对于岳麓书院和欧阳老师都不敢有一星半点的不敬。因为学生桃李满天下，岳麓书院和欧阳先生的名气也随之满天下，通吃当时的学术界、文化界和政界，简称三界通吃。所以岳麓书院一时风头无量，虽然名义上是湖南的最高学府，但实际上就算说它是天下第一学府，恐怕也没谁站出来质疑。
在如此人才辈出的岳麓书院，曾国藩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按曾国藩年谱的说法，就是“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换个矫情点的说法，就是说曾国藩当时是站在岳麓书院顶峰上的男人，甚至才华逼人到引起同窗们嫉妒的地步。萧一山的《曾国藩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同学性情褊躁，因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就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国藩说：“你叫我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人说：“放在床边好了！”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置书桌。国藩晚上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国藩只好低声默诵。不久国藩中举，传报到时，那人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转移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同窗因为嫉妒曾国藩的学识而找茬，这种事发生在以德育见长的岳麓书院，细细想来可能有点夸大，毕竟是曾国藩自己的年谱传记，王婆卖瓜，不可尽信，而且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曾国藩在同级之中官做得最大，回过头来吹嘘一下自己当年的学习成绩，就像用“巨蟒转世”等种种佐证给自己的出身贴金一样，都是胜利者惯于做、乐于做且有资格做的事情。如果后来不是曾国藩而是坐在他旁边经常借给他半块橡皮的王二麻子做到一品大员，估计回回考第一的就是他王二麻子了。
不过尽管“试辄第一”云云可能有夸张的成分，曾国藩的学习成绩肯定也是差不了的。证据就是，在他进入岳麓书院的同年，即1834年秋天，他参加乡试高中，两年连升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样，曾国藩不仅打破了他父亲的“学历纪录”，而且对于整个曾家来说，也是破天荒头一回。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一帆风顺成不了故事也成就不了主角。曾国藩一鼓作气接连拿下府试和乡试，又在湖南乃至全国最高学府潜心修学，从里到外都镀了一层真金，正踌躇满志准备再下一城的时候，却在会试上栽了跟头。
1835年，曾国藩挟府试、乡试之余威，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名落孙山。
有人说，上天是公平的，在关上门的同时，又给人打开一扇天窗。
曾国藩会试未成，按说只能打道回府，等待三年后的下一次会试。但是碰巧，1836年，也就是道光十六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按照旧时的规矩，皇帝或者皇太后这样的“天子血脉”过大寿乃是整个天下的大喜事，就像现在的企事业单位逢年过节会发一些大米面粉色拉油一样，皇族也会给老百姓一些实惠，但是那时候交通运输不发达，发放实物困难很大，所以就改成发放政治上的利好，比如释放一批犯人、免除全国一年的赋税。又比如，增加一次额外的会试。由于这是皇上开恩额外赐予的科举考试，所以简称“恩科”。
于是曾国藩可以在第二年继续参加恩科会试。因为北京到湖南路途遥远，一年之内折腾一个往返，无论精力还是财力都是一笔不小的消耗。所以曾国藩和家里商定，暂住北京，复习一年，来年再战。
4.进入翰林院
说起来，这是曾国藩第一次背井离乡、孤身一人在外奋斗。就像现在很多学生到北京考研究生不第，留在北京复习以备再考，曾国藩一边忍受独在异乡的凄苦，一边抓紧学习不辍。所幸当时，各个省份在北京都有私人资助、为留京的老乡提供方便的“会馆”，而收容曾国藩这样赴京赶考的举人是会馆的常规服务项目之一。实际上，当时的会馆大多以能够为自己家乡的举人才子们服务为荣。曾国藩在会馆吃住，还有很多老乡同学可以交流备考心得，生活也还算不错。
可见，现在很多青年的“北京梦”，在清朝就已经颇有雏形。然而今天“北漂”族的生活却不如一百六七十年之前，昔日以乡情维系的近乎慈善机构的驻京“会馆”，今天已经成为昂贵的高级宾馆和大饭店的代名词，而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准硕士、准博士——则被看作华而不实、说多做少的无用之人。即便考场得意，也要面对高耸入云的房价和千金难买的户口压力。
曾国藩在湖南会馆拼搏了一年。尽管开销不小，但是只要一想到功名在望，就浑然顾不了那么多了。尤其是这恩科的惊喜降临，更是让曾国藩深信这是上天刻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得天所助安有不胜之理？1836年，他信心满满地参加了恩科会试。
仍然不中。
所以，上天虽然会打开一扇天窗，但是不保证天窗足够大。也许有时上天只是为了换换空气，让屋里人看看景而已。但是常常有人会错了意，带着想当然的希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了上去，然后发现天窗小得连头都伸不过去。
先点燃希望的火星，一瞬间再把它熄灭，是命运和人开的比“绝望”更残酷的玩笑。
曾国藩一年之内两次落榜，比通常的连续两届不中，精神伤害更大。而且这一年间也几乎掏空了曾国藩那原本就不殷实的腰包。没办法，曾国藩只能带着无奈和遗憾离开了北京。今天我们不知道曾国藩离开北京这座给他二次创伤的城市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远望紫禁城的红墙金瓦时，会不会有年轻受挫的愤恨，或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回来”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