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被称为金融海啸，人人谈“啸”色变，唯独有一特殊现象，就是连西方许多人都重看中国的发展，都在争说“中国模式”，认为“一场金融海啸反使‘中国模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并拿“中国模式”来和其他发展模式(包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比。当然，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不过是说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式、发展道路，不是制造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型”，它本身也处在发展变化中。对于“中国模式”，不少有见识的西方人大都欣赏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就是先使政治稳定下来，然后大胆发展经济，创新经济体制，甚至采用某些资本主义方法推进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力使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经过了一场激烈持久的斗争，保守势力曾在这一领域反复进行争夺。一位西方评论家就此回顾苏联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协作之下，甚至删去宪法第二条，即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这就为索罗斯等世界金融巨头制造了很大的温床”。
但中国的经济先行并不是政治丝毫不动，不给经济提供助力，事实并非如此。诚如一位中国青年评论家俞可平所说，中国是采取“增量民主”的办法，所谓“增量民主”，就是说在中国，民主的进步是采取渐进形式而不是突变形式，急不得，也慢不得，急生变，慢亦生变。这从基层普选和上层采取的某些使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措施可以看出来。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情况各异的大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中国的市场有一个有效的保护层，这就是国家(国务院)有一个宏观调控市场的机制(当然要以有效率的政府为前提)，使之少受市场自发起伏的影响。(按：这里我认为必须指出：市场经济本无所谓姓“社”姓“资”之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遵照价值规律进行宏观调控，为培育社会主义因素而进行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之下的市场经济，包括采取福利政策的国家在内。)
在评论中国发展模式时，最使国外学者们感兴趣并引起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没有西方式民主，能否使经济得到发展？一场金融海啸和使世界瞩目的中国发展模式使人们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体会深切。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欧政客和舆论，一直企图以印度的“民主道路”把中国道路比下去，但并不如愿。2007年11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一次演讲中强调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几天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一次集会上，向印度政要热情推荐这个演讲，还特别指出“希望印度能维持良好的民主机制，但民主也有缺陷”。早在2006年9月，一位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就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以上均摘自香港《镜报》月刊)最近《镜报》月刊又有一篇文章指出，西方一些政治人物总喜欢将“民主是普世价值”一语挂在嘴边，事实是否如此呢？当然，民主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东西，没有人会否定它，但是民主有各种各样，说“西方式民主是普世价值”显然是言过其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说，西方的民主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就以美国来说，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国自身的选举制度和民主形式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民主诉求，选民不能直接投票给自己属意的总统候选人，人民投完票后便一无所有，选举总是以金钱为主导并且充满伪善和贪婪。所以现在一场金融海啸促使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中国，他们注意到：“中国模式”既融入国际社会，又不依附西方；既借鉴吸取资本主义因素，又坚持独立自主道路；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民主的渐进，经济的高速，社会的稳定，日益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见之于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中表现出来。
就拿渐进民主一项来说。2008年2月7日德国《新德意报》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2008年2月，美国“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以上是所见所闻的一方面。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处在“摸着石头过河”即不断尝试、发展之中。关于这方面，总括起来说，第一，中国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对适合于自己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特点的民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远景规划，相反，在这方面倒不时听到一些不协调的杂音；第二，在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导致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面临严峻的考验，看来中国不能独善其身；第三，当今中国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外来敌对势力能够将其打败，“台独”、“藏独”、“东突”、邪教组织，都不足惧，唯一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只有来自内部的腐败。尽管近年来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权力私相授受、卖官买官等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蔓延之势。许多腐败源于用人不当，监督不力，领导人拥有特权。不能治人，焉能治国？
“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绝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最近美国有一家报社以“重估中国的崛起”为题，指出“中国的崛起并非‘铁板钉钉’”，说“在中国未来地位上有着太多的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变数，同时也有太多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变数”。这是向我们敲起了警钟。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载《北京日报》2009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