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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书艳羡着隔壁庆有家的一切人和物，自打他还是个娃娃起，有些年头了。庆有家灶屋向西，屋前有一株梨树，梨是木疙瘩梨，小小的挺瓷实，啃起来跟石头一样硌牙，没人喜欢吃，任凭它们挂在树上干结成黑疙瘩，像挂着一树秤砣，风一吹又跟空心葫芦一样哗哗作响。可是每年春四月，那一树梨花却是村里最美的，像雪片，像粉蝶，庆有一家每天就坐在这一树耀眼的梨花下吃早饭，喝着米汤就着咸菜，那咸菜是乌黑的，散发着幽香，吃起来味有点甜，不像学书家用芥菜疙瘩腌制的黄白的咸菜那么一口盐。妈妈说学书小时候常去隔壁梨树下蹭人家的饭吃，庆有爸喜欢学书的聪明劲儿，高兴地让他吃自家的饭，庆有妈把脸拉得很长，下巴快砸到脚面上，给自己的男人脸色看，庆有爸也假装看不见。“庆有爸是个好人，庆有妈不善。”学书妈公允地评判着邻居。学书能想象出自己端着小碗坐在人家饭桌前的画面，却记不得太小时候的事情了，他已经小学毕业，暑假结束后就要上初中。
庆有家并不是村里最富裕的户，可在学书眼里，他家的什么都好，不是那种让人眼红的好，是那种心里实在觉得好的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好，学书也说不太清楚，很模糊，很朦胧，像自己的体温一样自然，像自家养的骡子一样亲切，反正是很享受的感觉。庆有家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很多东西在学书眼里都散发着毛茸茸的光芒，他家的猪圈和别人家一样都是在南墙根儿下挖了个深坑，坑北沿盖着猪窝，东西两边是两道矮猪墙，别人家的猪墙是从村西部队营房捡来的半头砖垒的，庆有家的也是，不一样的是庆有家的猪墙在砖头外面涂抹着用黄土和碎麦秸和成的黄泥，抹得细腻光滑，晒干了就泛白，有着和人脸上的细纹一样的小皲裂，就像庆有妈的皮肤一样瓷实。别人家喂猪用的是半个破面盔或者瓮底子，庆有家的猪槽就是一个真的石头食槽，老母猪带着一群小猪崽并排吃食的时候，就很像那么回事。对过巷子里福娃家尖嘴猴腮的黑矮婆娘撇着嘴揭发那个石槽是庆有从部队营房的养猪场偷来的，“庆有贼着哩！”她很不屑地说。可是学书不管这些，他就是觉得看着舒坦，最让他觉得看着舒坦甚至振奋的，是庆有家南墙里猪圈外那株老杏树，杏树太老了，已经站不直了，歪歪斜斜地靠在院墙上，大半个身子横斜在巷子上空，把长满黑苔藓的墙头压得裂开一道大口子，可是因为有猪粪的滋养，老杏树还很茂盛，在最高的枝丫上总能结十几颗半红半白的杏子出来。村子里的大树太多了，学书家茅房里有一株大椿树，栅栏院门西边有一株大洋槐，东边和庆有家一墙之隔有两株大榆树，庆有家茅房里也有一棵大洋槐，猪圈东边有四株箭杆杨，这都是些参天大树，遮蔽着巷子和院子里的阴凉，使墙根经年的苔藓又厚又滑。那株老杏树太矮了，被遮了个严严实实，由于老晒不到阳光，叶子就不是皮肉厚实的墨绿，而是纤薄透明的鹅黄色，但一天里总有那么些时候，一缕阳光突然就会从前排人家的山墙之间穿过，斜射下来，黄澄澄明晃晃白花花地照到老杏树的半边身子上，让她那铁黑色的枝杈和鹅黄色的叶片散发出毛茸茸的毫光，让她成为被绿荫遮盖的阴暗背景上最亮最耀眼的一种光芒，这种光芒穿过学书的眼睛直射到他的心里，让他的心脏膨胀、心跳加快，他觉得快乐，觉得眼前和心里都是希望。学书最初感到的人生的诗意，就来自那束照射在老杏树上的阳光，他觉得，庆有家的很多事物，都和这株老杏树有关。
学书从小跟着庆有玩大，只是庆有已经是个小伙子了，学书还是个娃娃样儿。庆有七年级（初二）就辍学了，每天背着个挎篓割猪草，学书就缠着妈妈去种荆条编筐的老罗圈家买了个挎篓，礼拜天和暑假里提着镰刀跟着庆有到野地里，割猪爱吃的野菜：马齿、灰条和仁汉。庆有用的是铁山爸的铁匠铺打制的厚实的弯头镰刀，镰刀把儿是福娃爸木匠小喜的手艺，枣木的，紫红紫红，有讲究的弧度，光滑顺手，庆有把刀刃儿在半块细砂石上浇上水磨得锃亮，那块砂石是他在村北老磨房里顺手牵羊拿走的破成两半的磨面机上的砂轮。他们一前一后背着挎篓走在路上，庆有忽然就挥动镰刀，把沟渠里大拇指粗细的小树拦腰削断，让学书领教一下刀口的锋利。学书的镰刀是淘汰下来的麦镰，刀刃打了口儿不能割麦了，爸爸就扔给他去割猪草，麦镰的把儿太长，又细，握着很不得劲儿，刀头脆薄，被草上的露水打湿了，又很容易生锈，别说砍树，就连草根都能把它崩断。学书羡慕和庆有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的镰刀，但他一点也不嫉妒，他只是觉得亲切。学书的爸是村干部，庆有的爸是乡干部，可庆有爸在别的乡工作，所以不是学书爸的领导。学书家用人力小平车往自留地里拉猪粪的时候，庆有家用的是手扶拖拉机。庆有辍学后，家里买了这台“小手扶”，他几乎没有怎么学，就能熟练地驾驶手扶拖拉机了。他能拉着满满一车斗猪粪，从巷子里拐上村街的时候一捏一放地操纵着车闸，让巨大的鹿角一样的扶手听话地扭头，而不会把自己甩出去。他还常常找借口开着拖拉机拉上学书去大路上兜风，跳动的车斗震得学书上下牙咯咯地打架，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他扶着车斗的前挡板站着，幸福而骄傲地和庆有大声说话，风把他们刚离开嘴唇的每个字都吹跑了，把庆有所有的头发都吹得向后倒伏，那个时候，学书觉得庆有比自己的家人还要亲切。
学书爸和叔叔联合起来买了一头部队上退役下来的骡子，把院子里那两株老榆树放倒，其中一株的木料让对过巷子里的木匠小喜和福娃父子俩打了一辆新大车，骡子养在叔叔家的牲口棚，出猪粪的时候，学书爸就去叔叔家套好车赶将过来。那头骡子屁股上烙着编号，是头骑骡，没驾过车，好在脾气好，能塞进车辕里，可怜的家伙套上车只会走直线，不会拐弯，遇到弯路，就停下来硬生生转过一个直角，然后接着走，车辕把肚皮都蹭出了老茧。学书妈经常埋怨学书爸和这个骡子一样脑子不活络，人家当村干部的都能占公家点便宜，学书爸从来没往家拿过一根线。学书爸总是“嘿嘿”地笑着说：“心里踏实比什么都强！”直到那天学书妈用手背抹着眼睛，抽泣起来：“说实话我不是眼红人家，可是我要有庆有妈那样一台缝纫机，咱俩穿旧了的衣服也方便改小了给三个娃穿么！你知道我抱着衣料去人家家里做活儿，踩着人家的缝纫机看人家脸色，心里是什么滋味？”学书的妹妹学琴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拿小手给她擦眼泪，弟弟学文刚上小学二年级，已经学会了维护母亲，他声嘶力竭地冲父亲大叫：“就是就是，人家隔壁爷爷戴着手表，你连个手表也没有。”学书爸“嘿嘿”地笑着说：“想要这些还不简单？我说个‘变’就能给你们变出来。”学书妈被逗笑了：“说得容易，还变哩，让你偷你都不会！”
后半夜，学书睡得正香，被爸爸悄悄地喊醒了，跟在屁股后面迷迷瞪瞪到了院子里，看到叔叔也来了，三个人大气不出，学书把着车辕，爸爸和叔叔拿两根撬棍让木料的一头翘起来，学书把平车尾翼插到木料底下，他们就把撬棍往后移半米让木料往车厢里挪，直到把剩下的那株榆树的木料装到小平车上，趁着星光，像推着一门大炮一样出了院门。太阳冒红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县城的木材市场，那根五六米长的巨木卖了二百四十块钱。三个人在县城关爷楼路口小摊上喝了三碗油茶啃了几个烧饼，走到县供销社楼下，学书和叔叔等在外面，爸爸一个人进去找镇种子站站长云良的爸爸，云良爸是县供销社的主任，南无村当时在外工作的人里，数他官最大。半上午回到村里的时候，学书爸的衬衫袖子挽起很高，手腕上那块“北京牌”手表反射着阳光，晃得村街上走动的人眼睛睁不开，叔叔推着小平车，学书扶着车帮，车厢里用麻绳捆着一台脚踏板上镂空雕着两只燕子的缝纫机。这个时候，庆有家已经把手扶拖拉机卖掉，买回来一台正儿八经有方向盘的小四轮拖拉机，庆有常常只开着一个车头去集市上接他妈妈，红色的拖拉机在村街上飞驰，握着方向盘的庆有像个大人一样威风，让学书打心底替他感到“骄傲”。
庆有家真的不是村里最富裕的户，庆有开小四轮拖拉机的时候，村头的二福戴着鸭舌帽和白色的线手套驾驶着跟房子差不多高的白色依发卡车轰轰开过，在村街上腾起的烟尘半下午才能散去。村尾在镇上种子站当站长的云良家已经有了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日本进口货，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三位一体，每天天擦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扛着板凳去他家院子里占座儿，像看露天电影一样热闹，后生们再也不用为了看电视把部队营房的墙掏一个洞，还得和新兵们打架了。巷子东头的白蛋爸在省里一个大工厂上班，白蛋是村里第一个捧着面包吃的家伙，虽然学书无法抵御那散发着煤油香味的面包的诱惑，曾跟在白蛋屁股后面捡人家掉在地上的面包渣吃，他可从来没羡慕过白蛋家的生活。那次学书跟在白蛋屁股后面捡地上沾了土的面包渣，被庆有妈看见了，庆有妈跑到他家里“嘎嘎”地笑着说了半天，过后她还把这个笑话当着学书的面讲了很多年，可学书一点也没恨过她，他还是对他们家感到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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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晋南农村流行组合柜，木匠们都忙得不可开交。那个时候，和学书家巷子隔着一条村街的对过巷子里的福娃爸小喜还很硬朗，猩猩一样健硕，腰背微微有些伛偻，长年拉大锯的原因，左胳膊肘弯曲着伸不展，被闲汉银贵讥笑为“狗鸡巴”。老汉头上扎着压蓝条的白羊肚毛巾，慢慢挪动两条罗圈腿，笑眯眯地从巷子深处的核桃树下走到村街上来，狭长的小脸和魁伟的身躯显得不成比例，硬扎扎的山羊胡须和鱼泡眼却让人感到亲和。
福娃遗传了他爸的高大，并且更加膀大腰圆，小喜是小脸儿，福娃却是一张四方棱正的大脸盘，这张脸来自于母亲，同样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还有声若洪钟的大嗓门。父子俩在学书家院子里打大车，一起拉大锯解木料，一根巨木斜架在木马上，高射炮一样，小喜坐在地上仰着脸，像只猿猴；福娃一条腿站着，一条腿蹬在木头上，像只狗熊。福娃跟着父亲学了三十年的手艺，打门框、窗户，做桌椅板凳，偶尔也打寿器（棺材），做木匠不过赚点手工钱，不足以养家糊口，想温饱，还是要种地，所以农忙的时候他们是农民，农闲的时候才是木匠。十里八村，村村都有像他们父子这样的木匠，不足为奇。
前三十年看父，后三十年靠子。这话没错，福娃给他爸打了三十年的下手，眼见得老汉的手艺跟不上时代了，一个箱子两个门的立柜不时兴了，如今娶媳妇，女家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十组合”，就是中间是电视柜（虽说没有电视）、两边是衣柜，上下左右都有名堂的柜子的组合家具，足足能占满堂屋的后山墙。据说是从城里流行过来的，后洼庄的瘸子刘木匠会做，福娃就借了庆有爸的自行车跑了一趟，想向刘木匠讨张图纸，结果空手而回，气得晚饭也没吃。当妈的心疼儿子，骂老汉没出息，不敢亲自去讨图纸，趁早把刨子塞炉膛里烧了火还能烧半锅开水，别干这辱没人的木匠活了。小喜却不急不躁，安慰儿子：“同行是冤家，他要给你图纸他就是傻子，可话又说回来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方圆村子里的组合柜不能让他刘瘸子一个人打了啊！”问老伴：“你整天的东家西家地串门，见过谁家有‘十组合’？”老伴瞪起眼睛嚷：“我怎么没见过？月初云良家刚从城里高高低低拉了满满一车回来，就在他家堂屋里摆着么！村里多少人都去看过了。”老汉笑眯眯地说：“明天我也去看看。”福娃埋怨老子：“看了也白看，那时兴东西太复杂，城里卖的样式更花哨，你肯定学不会！”
第二天，老汉到底还是跑到云良家看了看，趁人家吃早饭的时候看的，人家吃完饭要出门，他就回来了。
笑眯眯回到家，老汉吩咐儿子：“今天上午不下地了，找个装磷肥的牛皮纸袋子，剪开。”福娃半信半疑地问：“干什么？”老汉甩甩手：“赶紧去！”亲自把墨线盒里浇了些松脂油墨，放到做活的简易桌子上，又削好一支扁平的木工铅笔夹到耳后。这是要干活儿的架势了！儿媳在灶房洗涮，老伴抱着小孙子，肥硕的身子靠在漆皮斑驳的太师椅上，吊着黑黑的大脸，审视着老汉要搞什么古怪。
福娃割好半个桌面大的一张牛皮纸，铺到桌子上，还是半信半疑地对老子说：“我看要不算了吧，你倒成了神仙了！”老汉笑眯眯地说：“神仙倒不是，不过干了一辈子了，管它什么复杂家具，一眼就看它个七七八八。”老伴坐在那边骂：“呸，寒碜！”老汉嘿嘿笑，从耳后摘下铅笔，冲儿子一伸手掌，福娃马上把一把三角尺放到老子手中，老汉搭着尺子在牛皮纸上画了若干短线，又将铅笔夹到耳后，把墨线盒的线头环朝向儿子说：“拽！”福娃拽住铁丝环，墨线盒的摇柄“呼噜噜”飞转，老汉按下扳机卡住线，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指尖轻轻一勾墨线，父子俩很默契地在牛皮纸上打好了一条毛茸茸的直线。又转方向，三勾两勾，牛皮纸就变成了一张图纸的样子。老汉从耳后摘下铅笔，拿过个半圆仪，画了许多弧，又标注了数字。
忙活了半上午，满脸皱纹里全是亮亮的汗水，小喜老汉略微直起腰来，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又做了少许修改，扭头笑眯眯地对儿子说：“照猫画虎哩，也不难吧！”福娃趴在图纸上细细看了老半天，依旧眉头不展：“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就算图纸能用，谁家用咱们打‘十组合’呢？就算用咱们，要是给人家做不成样子呢？”当妈的在一边发了言：“那还不简单，先给二福打一套，打得不好就自己的儿子结婚用，打得好自然别人就找你父子们来了。”二福当然是小喜的第二个儿子，福娃的二弟。父子俩都眯着眼睛望着那当妈的，呵呵笑笑，转身去揭开屋檐下盖着木料的油毡，老汉眯起眼睛选着木料，福娃摘下挂在墙上的锯子和刨子。灶房里锅碗相撞的声音却响亮起来，福娃媳妇不高兴了。
小喜老汉自愿给儿子打下手，根据自己绘的那张图纸，干着讨论着，打出第一套“十组合”，父子俩细细上过腻子，用粗砂纸打磨过，又用细砂纸打磨一遍，上了三遍漆水。刚用砂纸打磨出来的时候就有邻居跑来看，等上过两遍漆水，再加上庆有妈站在巷子口大惊小怪地把组合柜的时兴样子夸奖一通，南无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跑来参观过了，啧啧有声地称赞父子俩的手艺。老汉笑眯眯地说：“这么时兴的东西咱不懂，也不知道福娃从哪里学来的，老啦，给人家打打下手！”这套组合柜，就成了福娃的金字招牌，也改变了父子俩的组合，从此老汉和儿子调了个个儿，改打下手了。南无村后来的组合柜都是福娃打的，组合柜流行的短短几年时间，正是福娃的发家史，这古老的家具不再流行的时候，福娃腾出手来，从村里批了块地基，在村头修了一座五间瓦房的院子。他从父母的院子里搬了出来，把旧房子留给了弟弟二福。
庆有妈积极地宣传着福娃的组合柜，自家却没有让福娃打一套留着给庆有结婚用，倒不是她有长远眼光，看出来组合柜的流行是短命的，是她家里没有地方摆组合柜。学书见过最长的家具（供桌）就是庆有家堂屋里的，有两间房子那么长，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东西，乌黑发亮，桌面上放着一个大瓷瓶，瓶口里倒插着一把鸡毛掸子，那也是学书平生见过的第一把鸡毛掸子。家具上方斜架着一面同样乌黑的木楼梯，通向房顶的阁楼，学书曾经趁着庆有家的人午睡时爬上去过，就着天窗透进来的天光，他惊喜地在阁楼上发现了一堆《中国少年报》，那些还被油墨粘在一起的报纸，打发掉了他那个暑假的所有农闲时光。从那个时候起，庆有给学书起了个“大学生”的外号，他像个长辈一样欣喜而苍凉地望着学书说：“这是我爸给我订的，我一张也没看过，都扔到了阁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