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涌泉编著的《陈洪绶年谱》“丛考”篇中专列“陈洪绶的卒年”一篇，是因为作者在陈氏后裔所藏《宣统辛亥重修宅埠陈氏宗谱》中，看出了问题，是关于陈洪绶的卒年。在此以前，各家均持一说，“他（老莲）死于顺治九年（1652）。”而陈氏宗谱却说，陈洪绶“卒于辛卯（顺治八年，1651）十月十六日”。对此异说，黄涌泉以为不确，有老莲《壬辰八日过曲池，叔翔叔属书壁》一首为证，诗是这样写的：“城中无处无山水，兼有修篁与老梅。无始因缘曾结得，曲池七日第三回。”此诗所见，老莲卒年，与宗谱有出入，明显硬伤，黄涌泉由此推定：“所以，我在编写年谱时，仍是根据向传一致的说法，止于顺治九年壬辰。”这一年的年谱中是这样写的：“明永历七年，顺治九年，壬辰（1652），是岁：先生年五十五岁。先生忽归故里，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未几即卒。”
问题还是存在的。宗谱为何会有如此硬伤，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后人误笔，一是另有隐情。黄涌泉对此不着一字。按理，老莲死于故家，又是名满天下的丹青高人，且有老莲诗作佐证，还有同代学者所撰的小传，后人误笔的可能性怕是极小。此外，或许是陈洪绶死因的特别，且影响到了整个宗族的利害，族人便故意改写了陈洪绶的卒年。这种可能性如果存在的话，宗谱中陈洪绶卒年异说的背后，应该是隐伏着一个关于老莲之死的谜团。
其实，这种可能性在古今众多关于老莲生卒典籍中已现端倪。除了极少数点明陈洪绶以疾而终以外，如秀水朱彝尊《陈洪绶传》载：陈洪绶“以疾卒”。如周亮工《读画录》载：陈洪绶“年五十六，卒于山阴”。
更多的典籍，关于老莲之死，则是语焉不详，或旁顾左右，或曲笔隐晦。
孟远在《陈洪绶传》中是这样写的：“岁壬辰，忽归故里，日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趺坐床篑，瞑目欲逝，子妇环哭。急戒无哭，恐动吾挂碍心。喃喃念佛号而卒，年五十四。”写的是一种决绝的自绝情状，似乎早有预感，竟与昔日友朋做出了交代。描述也是从容到位，不像是空穴来风，似可信。后来，黄涌泉在写《陈洪绶年谱》中引的也是孟远说。
问题照样留着，为何自绝，也是语焉不详，没能点破。或许病痛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而自绝？也是难圆其说。
早一年的顺治八年，即公元1651年。故友周亮工，南下入闽，过杭州，晤老莲，并索画于定香桥畔，老莲满足了周亮工要求，欣然落笔，并一气连续画了十多天，共作画四十又二幅。周亮工记下了老莲当时作画的情状，传神得很。收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二十二，《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文：“明年余复入闽，再晤于定香桥。君欣然曰，此予为子作画时矣。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令萧数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律、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独携笔墨，凡十又一日，计为余作大小横直幅四十有二……其急急落笔之意，客疑之，予亦疑之。岂意予入闽后，君遂作古人哉！”
从中可以说明三点：一是说明老莲精力充沛，竟一连欣然作画十数日，未见病态。二是老莲的“急急落笔”，这是有悖常态的，“客疑之，予亦疑之”。老莲一向惜墨慎言，即使老友也不例外。周亮工同在《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一文中也写道：“章侯与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门为余作《归去图》一幅，再索之，舌敝颖秃，弗应也。庚寅北上，与此君晤于湖上，其坚不落笔如昔。”这只能说明，老莲弃世决心已下，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似有偿还老友画债之意。三是说明老莲于次年作古，作为神交已久的老友，周亮工深感突然。
老莲的弃世情绪其实由来已久，源自明清易代。老莲有着很深重的遗明情结，清兵过江后，老莲曾一度削发为僧，改名易服，一表民族大节，同时，对自己的苟且偷安，深表悔意。孟远在《陈洪绶传》中有载：“大兵渡江东，即披剃为僧，更名悔迟。既悔碌碌尘寰，致身之不早；而又悔才艺、誉名之滋累，即忠孝之思、匡济之怀、交友话言，昔日之皆非也。”尤其业师刘宗周（蕺山先生）抗清举事失败，绝食而死后，老莲更是深陷悲恸及对先师的追念之中，还有偷安的自责。老莲将亡师蕺山先生的遗像，悬于正室居中，每天朝晚两次祭拜。清邵廷采先生在《思复堂文集》中的“宋遗民所知传”之“陈洪绶”条中有述：“先生（刘宗周）既没，朝夕仰礼遗像，题壁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自题生像云：‘浪得虚名，山鬼窃笑。国亡不死，不忠不孝。’”可见自责深重。
即便如此，老莲弃世决心仍未下定，或仍是停留在言语之间。作为一位绝世画家，老莲有着诸多可以照常存世的理由。美国汉学家高居翰在其专著《山外山》中对此亦有充分论点：“他（陈洪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以身殉明：他共有六儿、三女、一妻、一妾，全家计都仰赖他一人。再者，在我们接受中国人心态，以及很不利地拿陈洪绶来跟殉身的烈士相比之前，我们应该回想一下，如果陈洪绶在1645年时，就壮烈成仁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珍惜的陈洪绶画作，势必就有绝大部分是看不到的了。针对此一命题，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种比较好的论点来说，一位伟大画家最主要的责任，终究还是求生存地作画，至于英雄主义，还是留给别人可也——历史有明断，舍身成仁毕竟没有那么必要。”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老莲痛下弃世之心，且是在明清易代后的顺治九年（1652）。按照正常推测，在顺治九年，老莲定是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弥天大祸。
这样的推测还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顺着古今典籍的脉络，由此及彼，渐渐梳理出一些头绪，或许老莲之死的谜团也会随之得以清晰。
问题首先是由邓之诚先生揭开的。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选入了清诗人丁耀亢一诗，诗名《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全诗如下：“到处看君图画游，每从兰社问陈侯。西湖未隐林逋鹤，北海难同郭泰舟。鼓就三挝仍作赋，名高八尺莫登楼。惊看溺影山鸡舞，姑信才多不自谋。”诗后有邓先生写的按语：“此诗作于顺治九年，陈洪绶以不良死，他书未及。”邓先生定下了陈洪绶“不良死”的基调，也就是说陈洪绶属非正常死亡，或是死于非命。
丁耀亢在诗中也是用典说事。“黄祖之祸”出于三国祢衡之典。祢衡因性刚傲物，以《渔阳三挝》击鼓骂曹，曹便借当时江夏太守黄祖之手，将其处死。孔融北海犯的是与祢衡同样的毛病，竟“鼓就三挝仍作赋”，终被曹操诛杀。诗题即已点出了老莲的死因，诗中用典更影射并透露了老莲之死是得罪了当朝权贵，而“不得不死”。虽是用典说事，在文字狱酷烈的清代，丁耀亢一诗已经算是相当大胆了。正是有了丁耀亢《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一诗，才有了后来邓之诚先生老莲“不良死”的按语。
这是有可能的。老莲本是磊落畸士，刚直不阿，放浪不羁，以酒当歌。尤其清兵过江后，更是志愤气郁，每及离乱，便纵酒狂言。
孟远在《陈洪绶传》中说：“甲申之难作，栖迟吴越，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见者咸指为狂士。”朱彝尊在《陈洪绶传》中也写道：“既遭乱，混迹浮屠。醉后语及身世离乱，辄恸哭不已。”《清史稿本传》中也有同样记述：“鼎革后，混迹浮屠间。纵酒不羁，语及乱离，辄恸哭。”老莲生前好友张岱在《越人三不朽图赞小叙》之“陈章侯”题赞，更是将其卓然性状跃然纸上：“跌宕章侯，聪明桀骜。字画出人，掀翻窠套，术动王公，四裔名噪……”
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当年老莲得罪触怒了哪位当朝权贵，以致“不良死”。以陈洪绶文名，必是不可一世，且握着生杀大权，如三国之曹操。
还是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中的“宋遗民所知传”之“陈洪绶”条中有所点破：“晚岁在田雄坐尝使酒大骂，雄错愕而已。”整个过程虽已无法复述，但可以想见，必似三国当年，祢衡在朝堂之上，个性发作，击鼓骂曹，入骨三分，畅快淋漓。且可信，合符老莲性状。寥寥数语，定下了老莲“不良死”基调，也使老莲下了弃世的决心。
田雄何许人也，竟使老莲惹下“黄祖之祸”。
《清史稿列传》：“田雄，直隶宣化人。仕明至总兵。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下江南，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督兵截江断道，雄缚福王及其妃来献，授雄杭州总兵，得功镇江总兵。三年（1646），擢浙江提督。六年（1649），加左都督。八年（1651），授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
田雄不但炙手可热，权倾杭州，且是明朝降臣，是列入“贰臣”的，还不是一般的“贰臣”，是将南明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及其妃子缚了后献给清兵的叛将。
据史料记载：当田雄背缚朱由崧降清时，朱由崧在田雄背上恸哭哀求，田雄竟大声斥责：“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情急之下，弘光帝竟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征衣。朱由崧痛悔之情，由此可见。田雄将弘光帝作为见面礼贡献给了清军，以此博得了清廷的信任。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次年五月，这位南明天子，在北京被凌迟处死。
田雄挨老莲酒后痛骂那是必然。终究田雄还是需要保持自己附庸风雅的脸面，杀心虽起，老莲经世文名也使其不得不暂时放下杀机。
田雄对老莲性状在此以前也曾有所领教。对此，孟远在《陈洪绶传》有涉：“归命侯田雄，建牙浙中，势焰赫奕，冠盖习慑，而拥帐郊迎，则一憔悴布衲；田执礼愈恭，绶辞气益脱率；环持者，莫不动色错愕，而雄则喜若登仙焉。”由此也见田雄城府之深，陈洪绶当廷“使酒大骂，雄错愕而已”。看来也合田雄脾性。
公堂纵酒痛骂田雄后，老莲自知惹下杀身大祸。弘光帝都可以作为见面礼献给清廷，何况一介画匠。老莲明知，田雄在公堂上有杀心，也不会下杀手的。田雄给了老莲足够的时间，让老莲自己了断。
这才有了后来黄涌泉在《陈洪绶年谱》中所言：老莲“忽归故里，与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虽然弃世决心已下，其实到了那一刻，老莲还是不想死的，还保持了一种“流连不忍去”的心境，并写下了伤感怀时的《偶题五首》，其中有这样二首，一首是：“少时读史感孤臣，不谓今朝及老身。想到蒙羞忍死处，后人真不若前人。”一首是：“故山已筑髑髅城，梦去犹然打马行。行到枫桥杨墅里，白头兄弟笑来迎。”
老莲便步其师蕺山先生后尘，在“子妇环哭”的情状下，“喃喃念佛号而卒”。绝粒而逝。逝去的日子也是老莲自己选定，老莲同乡后人陈炳荣先生在《枫桥史志》“人物”之“陈洪绶”条下写道：“顺治九年（1652）忽返故里。在家，预制一棺，焚香晏坐。及期，趺坐床篑，瞑目举佛而逝。”从容死去，也是一代画家的荣耀。
田雄阴毒一面亦是在此可见。既保住了自己儒雅的脸面，也逼迫绝代画家在“流连不忍去”的心境中死去，是较“黄祖之祸”更为阴毒的一手。
老莲之死的悬念，由此似变得明晰起来。
这样的梳理，似可以成立，还有两点成立的理由。
一点是老莲死后，竟未见生前好友，如张岱、周亮工辈的追悼文字，如非“不良死”，则是不可能的，时朝文网密布的缘故。
二点是老莲死后，为了避免朝廷株族的手段，族人便改写了老莲的卒年。也能够说通族人为何不（1652）将老莲的卒年顺延而是提前，目的是为了消除老莲在顺治九年的一切印痕。便有了后来黄涌泉先生在看了《宣统辛亥重修宅埠陈氏宗谱》后提出的关于老莲卒年的问题。黄裳在《关于周亮工》一文中也提及了老莲之死，说：“老莲大约是死于某一显宦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