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位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三个儿子中唯一怀着这样的信念长大的：反正他拥有一些财产，等到成年之后经济就可以独立。他青少年时代的岁月过得颇不像话：中学没念完，后来进了一所军校，然后来到高加索服役，曾得到提升，因与人决斗遭降级，后又被提升，大肆吃喝玩乐，花掉了许多钱。他直到成年以后才开始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得到钱，可在这以前已经债台高筑。他成年之后才头一回看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知道这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特地来到我们那个小地方跟后者谈自己的财产问题。看来，那个时候他就对老子没有好感；他在老子家里没待多久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只来得及从他那儿拿到一笔钱，并且就今后领取田产收入的问题跟老子做了一笔交易，至于那些田产价值多少，收益如何，那一回他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始终没问出什么名堂（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当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开始就发现（这一点也必须记住），米嘉对自己那份财产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另有算计。他认定这个年轻人心浮气躁，欲望不小，耐性很差，是个浪荡子，只消把握时机让他到手一些现钱，马上就太平无事，当然为时不会太久。于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抓住这一点开始加以利用，也就是施一些小恩小惠，隔一阵子寄点儿钱去，结果竟是这样：四年以后，米嘉对于这种局面感到不耐烦了，当他再次来到我们这个小城，打算跟老子彻底清账时，突然万分惊愕地发现他已经一无所有，这账连算也很难算得过来，反正他通过提现金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所值已经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里支取一空，没准儿还倒挂呢；根据某年某月某日及某年某月某日他自己同意的某项及某项协议，他没有权利再提出任何要求，如此等等，等等。那年轻人给震懵了，不信这是事实，怀疑其中有诈，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仿佛失去了理智。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一宗惨案的发生，而铺叙这宗惨案将构成我这第一部作为楔子的小说的主体，更确切地说，将构成它的外壳。不过，在我转入这部小说之前，还必须把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另外两个儿子即米嘉的弟弟也作一番介绍，交代一下他们的来历。
三 续弦与续弦所出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甩掉了四岁的米嘉之后，很快便续了弦。第二次婚姻持续约有八年。这第二位太太也很年轻，名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来自别的省份，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曾经为一注小买卖与一个犹太人结伴去过那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尽管酗酒好色、纵欲无度，但从不停止投资牟利，而且买卖总是很得法，当然差不多每次都要做些手脚。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是一名品行可疑的教堂执事之女，自幼失去怙恃，在一户富贵人家长大，收养抚育她的是沃洛霍夫将军的遗孀，这位老太太既是她的恩人，也是她的催命冤家。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只听说那孤女性情十分温顺，向来唯命是从，有一回竟在阁楼的一枚钉子上挂了个绳圈投环自尽，让人给救了下来，因为她实在受不了将军夫人的怪脾气和没完没了的数落，显然，这位老太太心地并不坏，只是由于无所事事而养成别人极难忍受的专横性格。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曾去求亲，但人家打听到他的情况后把他撵走了。于是他重施第一次婚姻的故伎，向孤女建议私奔。那姑娘要是能及时了解他较多的底细，极有可能不会嫁给他。但是双方不在同一个省内；再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又能懂得什么，只知道留在这位恩人老太太那里还不如去投河。就这样，可怜的姑娘用女恩人换了个男恩人。这一回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没拿到一个子儿，因为将军夫人盛怒之下什么也不给，这且不说，还把他俩诅咒了一番。不过，这一回他也没指望得到嫁妆，只是迷恋于那个纯洁少女出众的美貌，尤其是她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简直使这个好色之徒惊呆了，因为在这以前他只会用淫邪的眼光欣赏那种鄙俗的女性美。
“那一双纯真的眼睛当时就像一把剃刀在我心上刷的划了一下，”后来他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每次都带着他那种令人作呕的浪笑。其实，这在一个淫棍身上也只能是一种色欲的冲动。既然没有得到任何嫁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对他的太太也就不讲什么客气了，并且利用她觉得“对不起”夫君的心情，利用自己等于把她“从绳环中解救出来”这一点，此外还利用她那无与伦比的温驯和顺从，连最起码的夫妇之道他也大肆践踏。他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弄到家里来，当着妻子的面干那些伤风败俗的勾当。这里我想讲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那个仆人格里果利生性阴郁，又蠢又倔，偏偏喜欢说教，他恨以前的主母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今却站到新主母的一边，为了卫护她，格里果利不惜以不合用人身份的方式跟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对骂，有一回甚至大闹东家的“无忧宫”，硬把各处召来的放荡女人统统轰走。这个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给吓坏的苦命女子，后来得了一种神经兮兮的病，这种病症最多见于没什么文化的乡下女人，她们因此被称为“鬼号婆娘”。患这种病的女人歇斯底里发作起来十分可怕，有时甚至会丧失理性。可是她倒给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生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第一个生于结婚第一年；第二个生于三年之后。她死的时候，小阿列克塞还不满四岁，说来虽然奇怪，但我知道，后来他一辈子都记得自己的母亲——当然，那像是梦中留下的印象。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去世以后，两个男孩的遭遇跟老大米嘉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也被老子彻底丢在脑后不闻不问，还是由格里果利照看，他们同样住进了他的木屋。那位专横的老太太，曾经收养和抚育他们的母亲的将军夫人，在木屋里找到了这小哥儿俩。老太太那时依然健在，而且八年来始终咽不下人家让她受的那口气。这八年中间，关于她的索菲娅的生活状况，将军夫人一直掌握着极其准确的情报。听说索菲娅得了病以及她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不成体统，将军夫人曾有两三回向一些仰她鼻息的女帮闲出声说过：
“她这是活该，那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忘恩负义的报应。”
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死了三个月以后，将军夫人突然亲临我们的小城，径直来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中，在城内总共逗留半个钟头左右，却做了很多事情。那会儿正值傍晚时分。整整八年没跟老太太会过面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醉醺醺地出来见她。据传，将军夫人一看见他，没开口说一句话，马上就扇了他清脆、响亮的两个耳光，并且揪住他的一簇头发从上往下扯了三下，然后仍然一声不吭地直接到木屋里去找两个孩子。她刚一瞥见他们蓬头垢面、衣衫邋遢的样子，立即又给了格里果利一个耳光，再向他宣布，要把两个孩子都带走，然后领着他们出门，也不更换衣服，就用毯子一裹，登上马车，带回她自己的城市。格里果利显示出义仆本色，挨了那一下耳光，没说半句粗话，他把老太太送上马车时，还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用庄重的语气说，“上帝会为这两个没娘的孩子酬谢”她的。将军夫人在马车起步时冲他喊道：“可你还是个笨蛋！”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全部情况考虑了一遍，认为这事儿并不坏，故而后来在正式同意两个孩子由将军夫人抚养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关于所挨的两下耳光，他自己满城奔走，逢人便讲。
在这以后不久，将军夫人也告下世，不过她在遗嘱里给了两个娃娃每人一千卢布“供他们受教育，而且这些钱一定要完全花在他们身上，但必须细水长流，足以维持到他们成年，因为对于这种孩子来说，这份布施已经够可以的了，谁要是愿意，那就请他自己解囊”，如此等等。笔者本人没有看到过遗嘱，只是听说里边确实有这类奇怪的条文和过于独特的措辞。不过，老太太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倒是一位正人君子、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他跟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通了信，并且一下子就看透，想要此人掏钱供他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根本不可能，尽管他从不正面拒绝，可总是使出他应付此类情形的套路——拖，有时候甚至能做到声泪俱下。有鉴于此，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便着手自己来关心那两个孤儿，而且对小的一个即阿列克塞还特别喜欢，所以阿列克塞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就像他家的人。我请求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点。如果说，那哥儿俩所受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理当没齿不忘，那么他们要感谢的正是这位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一个极其高尚、极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他把将军夫人留给两个孩子的每人一千卢布为他们完整地保存起来，使这笔钱到他们成年时连利息翻了一番，而抚育他们的费用则由他自己支付，当然，花在每人身上的钱远远不止一千。对于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又不准备在此缕述，而只是介绍一些最主要的情况。关于大的那一个——伊万——我只想交代一点：他长成了一个阴郁乖僻、性格内向的少年，虽然远非胆小怕羞，但好像从十岁左右开始便明白他们哥儿俩毕竟是寄人篱下，接受人家的恩惠，他们的父亲是个简直一提起来就让他们颜面蒙羞的人，等等，等等。这孩子很早——几乎在幼儿时代（至少传说如此）——便开始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学习才能。确切的情形我不了解，但好像他十三岁便离开了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家，去莫斯科的一所中学就读，食宿则在一位经验丰富并且当时很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总角之交家中。据伊万后来自己说，一切都出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那份“行善的热心”，他被这样一个主意吸引住了：如此天才横溢的少年应由一位天才的教师加以培养。不过，当伊万中学毕业考入大学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那位天才的教师都已不在人世。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没有作出妥善安排，加之种种在我国万难避免的手续和拖延，使伊万迟迟拿不到专横的将军夫人遗赠的那笔钱，即已经从一千卢布带利息增至两千的教育费。这个年轻人上大学最初两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因为他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又得学习。必须指出，当时他甚至不想尝试与父亲通信——可能是出于傲气，出于对他的蔑视，也可能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理智告诉他，从父亲那里连一点点切实的帮助也不会得到。不管怎样，这个年轻人丝毫也不气馁，居然能设法打工，先是给人家的孩子补习功课收两毛钱一回，后来又经常跑报社，送去一些十数行的短文章报道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据说，这些短文总是写得那么引人入胜、富有文采，所以很快就被采用，单是这一点就充分显示出这个年轻人在智慧和实干方面都强似我国为数众多的那一部分男女青年学生——他们总是穷愁潦倒，在两大都会[4]照例从早到晚跑各家报社和杂志社，翻来覆去地不是请求给些东西抄写，就是干一些从法文译成俄文的活儿，此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跟编辑们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在念大学的最后几年里，他已开始发表一些颇有才气的书评论述各种不同的专题，从而在写作圈子里甚至已小有名气。不过只是到了最后，他才偶然得以在范围大得多的读者中间引起特别的关注，这种状况有些突如其来，以致当时有好多人一下子便注意到并且记住了他。那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已经离开大学，正准备用他那两千卢布去一趟国外，忽然，他在某大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引起甚至包括非专家在内的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他对文章的主题显然一点也不熟悉，因为他学的是自然科学。文章所论乃是当时到处议论纷纷的教会法庭问题。他在分析有关这一问题已经发表的各种意见的同时，也谈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关键在于文章的调子及其异峰突起的结论。其时，教会派中许多人无保留地把文章的作者视为自己人。突然，和他们一起喝彩的不光有非宗教主义者，甚至连无神论者也加入进来。临了，某些明白人认定，该文纯粹是一场放肆的恶作剧。我之所以要提到此事，特别是因为这篇文章经过一定的时间也传到了我们城郊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内，那里对于议论中的教会法庭问题本来也感兴趣，文章传入后却引起极大的困惑。他们打听到了作者姓甚名谁，对于他原来在本城出生并且“就是那个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儿子这一点也关心起来。恰恰在这个当口儿，文章的作者本人忽然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