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事不过是已发觉的最著名事件罢了，此外没有发觉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藤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升官发财主义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藤入骨髓，后来江藤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军打败，捉来枭首，传示各县，江藤的子孙，至今沦落，都是由这种私恨发生的结果。
大正三年的海军受贿案，受有罪宣告的人，岂不是海军部内的重要当局，和三井株式会社的重要当局吗？为这一件事，三井费了许多钱，费了许多力量，运动减轻被告的罪名。海军的财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执行犹豫。这一件案子正是证明“武士出身的堕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狈为奸的好资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和陆海军当局的结托，没有一个不和元老有密切关系。陆海军机关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没有不联络商家的。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的，也没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就前面所说的事情，已经可以明白了。由民权运动而起之议会政治下面的政党，他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第13节 政党的产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了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妓，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做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和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运命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衷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厉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此外征韩论时代活动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这三个名士到哪里去了呢？想起这一件事来，我们就要研究日本政党的发生史了。
五参议辞职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而且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却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第14节 板垣退助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的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哪里有这样的文明，这样发达，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没有休止的。他晚年虽然绝对抛弃了政治活动，在很穷的境遇中，过他很严谨而虔诚的敬神生活，然而对于为民众谋自由的努力，仍旧继续着。看见日本政府对台湾那样的高压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他以八十几岁的衰老身体，亲自冒着大热炎天，到台湾去宣传。后来他一离台湾之后，日本的台湾总督，便把他发起的会所封了，办事人拿了。我从“文明”“人道”的意义上，很钦仰这位先生。从前每到日本，总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里去一回，伤感一回。他本来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发财，所以才落到这个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穷也是他的本分。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的。至于他的生活呢？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我觉得日本这些惯讲“食禄报恩主义”的人们，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从前名震一时的大井宪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华，更不用说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