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日本从前叫商人作“町人”，因为他们是住在街坊上的。叫农夫作“百姓”，这大概是把中国的熟语用错了。这两种人的品性，很可研究。农夫完全是靠务农生活，虽是一生一世，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又没有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纯朴的。兼之那个时代政治思想，是重农主义，藩主武士们脑筋里，受着中国民以农为本的感化，至少对于百姓们的人格，不会有很大的轻侮，所以还过得去。唯有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砂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质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阪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买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经营的，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代官府卖货兼做货栈的商人）、“御用达”（专替官府做买卖的大掮客），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这个时代，商人和官吏的社会阶级，相差得很远，绝对是不能够同席谈话的。极端的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江户那样大都会，比较好一点，小藩地方，尤其厉害。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无论什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出了一个难题，实在不能应承，也不过只敢说：“贵意是一点不错的，请许我详详细细地想过之后，再来回明就是。”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的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一句话用作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骂人。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
第9节“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之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断，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维新的历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
（二）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府武士的生活难。
（三）外国势力压迫渐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原因，如果一一叙述起来，决非这一篇小论文所能尽，总之当时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即使没有外来的种种原因，幕府的权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经要动摇起来了。恰好这时欧美的势力，很猛烈地压迫了来，青年的武士们，只要看见外国人跋扈，幕府退让，恨得了不得，就标榜一个“尊王攘夷”的旗号去反对幕府。我们试看几十年欧美人记日本当时情形的书，就可以晓得当时倒幕原动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义和团一流人物。在这个时代，各国强迫日本通商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绝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兰的兵学，输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倒幕府的事业是什么人做的？就是那受神权思想的武士。京都来的几个公卿，本来就不过是装门面的。什么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不过是一般武士穿的号衣。这些武士们，平时脑筋里面，装满着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范人格，不过日本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八将。什么丰臣秀吉的雄图，加藤清正的战功，塞满一头。在这一种下面来标榜起“开国进取”，这开国进取的意思，也就不问可知了。从前丰臣秀吉征朝鲜，他的目的，从“答朝鲜国王书”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我且把赖山阳《日本外史》所记的抄出来。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由这一篇拟史汉体的文章里面，我们不单可以看出秀吉的怀抱，也可以看出那时一般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断言，这一种气魄，这一种怀抱，是武家时代以前所决不会有的。而且当丰臣秀吉以前，日本国内统一之基未立，民族独立思想未成，中国的失败未著，都不会刺激出这种“问鼎之意”来。无论一种什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时候的攘夷论，是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也可以举几条文献来看看。
（一）肥后国细川山城守的上书中一节说：“本朝自有大法，交易云者，不外通信，此外则一切皆当谢绝。”
（二）佐贺藩主锡岛肥前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罚，以光国威。”
只此区区数节，也就可以揣测当时人的思想和知识了。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蹂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士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大木乔任甚至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唯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唯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之前。不过是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有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这两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时代，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霸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