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老北京的澡堂子里泡澡，你体会不到什么叫“水包皮”，什么叫真正的“泡澡”。
那个时候的澡堂子不计时间，你可以从早晨一敲钟一开门就进去，晚上满天星斗时再出来，绝没有人催你。你想泡多久就泡多久，只要你不怕泡熟了，泡褪了皮。这是老北京人说的噶话。但澡堂里叫饭是跑堂的一项服务，吃什么你点，跑堂的负责出去叫，没看见过忒复杂的，一般都是两碗馄饨两个芝麻烧饼。也有叫烧酒的，往往是两个凉盘一壶白干，一喝喝一中午，吃喝完了就睡，睡醒了再下池子泡去。
澡堂里喝酒一般都是“文喝”，斯斯文文，慢慢悠悠，一碟花生米、一碟泡蚕豆能从“开花”吃到“败园”，没有人认真喝，更没有人认真吃。四五个人腰里缠着块大毛巾，脸对着脸，胸脯对着胸脯，神聊，解闷，舒心，畅神。
老北京人聊和侃是有区别的。用气象术语打个比方，它们的区别就在，聊是和风细雨，也可称秋雨绵绵，梅雨时节；侃就不同了，是暴风骤雨，倾盆大雨。聊得细，有味儿，有味儿的关键是有悬念。一位说，听说故宫里的太监往外偷宝卖。这已不是什么新闻，是旧闻了。但新在一位太监偷了一枚乾隆爷的扳指，要带出宫去。那时候宫里已经紧了，出宫是要脱光了搜身的。这位公公真行，用细丝绳把扳指吊在自己的裆下。因为太监都是阉人，二爷被生生割去了，不好看，因此脱是脱光了，但执法的也是太监，不愿看去了二爷的裆，都留一条薄的小裤。得，那枚宝贝带出来了，在琉璃厂出手，你们猜猜卖了多少两？他神秘地晃动着一只手，五十两！五十两银子？瞎了吧？走眼了吧？五十两金子！
喝酒，都是高端杯浅饮酒。
又一位说，谭鑫培谭老板惨了，被禁演了，不知道了吧？他拖着长音不紧不慢地仿佛自言自语，谭老板戏好，人品也高。这不，袁大总统当皇帝请谭老板唱戏庆贺，谭老板不去！几位同出啧啧声。袁大总统以为酬礼轻了，派去的汽车里车座上十块一摞十块一摞的袁大头把汽车的车座子都铺满了，请！谭老板不为其所动，不去！连邻座都伸拇指，晃着头，佩服地连声叫好，仿佛给谭鑫培喊抬头彩。
有一位爱玩蛐蛐儿，他的蛐蛐儿罐就放在澡堂子里，随时找人斗。他说，听说了吧，东城的老三花十块大洋买了一头“红狮子”，都说买赔了。三爷眼真毒，托着就到贝勒爷府上了，那“红狮子”也真横，只杀得贝勒府上丢盔卸甲，人仰马翻。三爷再从贝勒府出来，蛐蛐儿留下了，手里托着白花花的五十块袁大头。
老几位聊得将军不下马，又进澡堂子泡进池子里了。跑堂的都懂行，把两碟小菜半壶二锅头放在瓷托盘上，放在水池中，托盘划到谁面前谁喝，谁喝听谁聊，个个能聊得口吐莲花，真神仙也。
庄子是神人也，追求的“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老北京澡堂子也！
哄小孩的玩意儿
拉洋片我赶上了个尾巴。老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一段拉洋片的日子，记得是一毛钱一位，趴在洋片箱前一人一个镜头往里看，一人一边拉着洋片一边唱着戏里的解说词。其实就是以后的幻灯片，一个洋片通常有二十四到三十张，看完换人，想再看就得再交钱。当时一毛钱也花不起，常常看见前面的小孩，我们称之为“阔主儿”，看完以后一脸幸福，五官都溢着自豪，给我们显摆。于是回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爸爸妈妈要钱，要一毛钱，看拉洋片。
我们看得比较多的是“小电影”。练摊的骑一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一木箱，打开木箱，里面有十几台类似现在照相机一样的“小电影机”，上面贴着片名。看一小电影和看一个拉洋片一样，一毛看一次，一次只能一个人看。我们一般爱看打仗的，练摊的就拿起一个个长方形木箱看看上面的片名，然后告诉你怎么看。小匣旁边有一个小把手，轻轻一摇，里面的画面就转换，和拉洋片一样，是一种小幻灯片，不同的是自己可以挑选，各看各的，但没声音，不能后倒，看完以后交给人家。练摊的有一种特别的钥匙，插进去倒着一摇，幻灯片又倒回来，重新再挣一毛钱。
看小电影的魅力有多大？为了要到一毛钱，孩子们几乎无所不用，除了和家长哭、闹、缠、求、磨之外，还平时就攒钱。比如看见家里的牙膏用完了就把牙膏皮自己收起来；主动去捡“破烂”，看见破铜烂铁就像发现新大陆，攒够一毛钱就是一张电影票。
不知为什么，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送货上门的小电影就见不上了，可能和露天电影越来越多了有关系。离我们家不远的呼家楼就有露天电影院，才五分钱一张票，每晚演两场，就是没座，一水儿的站票。
最热闹的是胡同口来了小人儿书摊。练摊的蹬一辆三轮板车，车上放着两个大木条箱子，找块干净地方，铺上油布，把箱子里的小人儿书，就是连环画，拿出来摆上。小摊有几十本，大摊有上百本。练书摊的一不吆喝二不打家伙，他像张网待雀的行家，不急不躁地坐在一旁等着。只要有一个孩子看见了，不用一炷香的工夫，全胡同的孩子都跟着跑出来，围着书摊挑书。这工夫，练书摊的人手中拿着一长长的竹竿，像教室里先生拿的教鞭，你指哪本，他就用教鞭点哪本，你点头了，他就取过来。看一本连环画二分钱，人人都看得起，一毛钱就能看半天，挺过瘾的。练摊的主要是监看孩子们不能换着看，换着看他就赔了；也不能好几个孩子一块儿凑着看一本。这时候他就用教鞭指点着书，示意你这是“非法”的。我们当时主要是和摊主斗争。我们故意挤在一块儿看，一人拿两三本，各自看各自的，不违他的法。趁他稍稍不注意，就悄悄地把已经看过的偷着换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二分钱花成四分、六分了。我们都特自豪，特骄傲，觉得他那么大的一个人被我们小孩给蒙了。
书摊真吸引人，他的小人儿书很多都是一套一套的，比如《西游记》《岳飞传》，看完一本钱不够就又得找家长要，死缠活黏的，多的要不来，一毛钱二分钱总是能要来。那时候，我们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也去练书摊，拥有那么多小人儿书，那就连觉也不睡了，天天看小人儿书。
想起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蛮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童乐，一代人的“黄金时代”有一代人的追求。
排队
老北京人最“乐于”排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里几乎无处不排队。人们见队就排，往往是先排上队，再问排的是什么队，买什么的排队。
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北京城男女老幼齐上阵，排队买冬储大白菜。
那时候冬天来得早，深秋冬韵就已经十足，阳历十月底飘雪落霜已不新鲜。冬储大白菜仿佛是一早一晚的光景间就在北京城卖开了。
那时候负责卖菜的都是国营的供销社或合作社，汽车把大白菜拉来，垛得跟小山似的，天蒙蒙亮就有人排队，工夫大了，冻得排队的人又是跺脚又是搓手又是哈气又是抱怨。怪不得北京人怨气大，八点半才开始卖菜，但人们从六点钟起就站在那儿排队，谁都怕来晚了买不上，买上了买不到好的。其实那时候买冬储大白菜根本不让挑，轮上什么是什么，但京城人的心理就是早了就感觉好了。
卖大白菜的服务员都是“全副武装”，戴着大手套、长套袖，围着大围裙，排到谁了先写本，就是在北京市居民购货本上写上购冬储菜多少斤，表示你们家的冬储大白菜已经买完，冬天吃的菜国家已负责供应完。记得一人一冬的冬储大白菜是一百五十斤。最忙的是搬运，服务员忙着往地磅上码大白菜，称完以后再找空地搬下来，再称第二秤。那个时代一般人家都是七八口人，那真是男女老幼齐上阵，把家里所有能用上的人力物力都亮出来了。有自行车的推自行车，有竹子做的婴儿车也推出来了，大人一人抱六七棵，我们半大小子抱四五棵，再小的弟弟妹妹就抱一两棵，蚂蚁搬家似的排着队往家运。家中最小的孩子的岗位是留守在自家的白菜堆边“看摊儿”。那热闹得也像“大跃进”一样，苦是苦，但家家户户都干得热火朝天的，人人都干得一头一脸的热汗，也都干得兴高采烈的。
那可能就是时代印记吧。现在这一茬老北京人说起当年买冬储大白菜，还依然兴致勃勃的。
排队排得比较有水平的是，快过春节了，街道上突然通知今年春节市里要增加供应什么，一时间“爆”得如水落油锅。记得那一年街道通知说每户每本供应二两芝麻酱，货太缺，只供应一天，去晚了卖完了就只好等明年了。老北京的老太太们传消息比电影《鸡毛信》中的消息树还灵还快，说话虽有些不兜风，但添枝加叶却一丁点儿不妨碍，传到我们这儿就成了特供春节的每户二两芝麻酱，明天开门就供应，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算；又传过来说，供销社只进回两大缸芝麻酱，多了没有。芝麻酱那年月真是稀罕物，小点儿的孩子只听说过香，见都没见过，闻都没闻过。等我们院的人拿着各种罐子，揣着购货本排队时，竟然找不到队尾了，不知道排在哪儿。哪儿都是人，哪儿都是队，哪儿哪儿都是人排着人的人，问谁在哪儿排队，谁都说在后面，但后面在哪儿没人知道，真急得人一身汗。虽说到处都是人，却不乱不挤，但你想“加塞儿”，门儿都没有。我们家买芝麻酱的供销社在东大桥供销社，队愣是拐弯地排出关东店，排出大马路，一直扭扭曲曲排到原来北京市橡胶九厂的厂门口。老北京人爱说“扇扇子”的风凉话，有人调侃，谁都说小脚老太太的裹脚布长，咱这队排得可比那小脚老太太的裹脚布还长。没想到队里排着的还有不少小脚老太太，老太太们不乐意了，她们也调侃，说还不是因为小脚老太太生下一群又一群儿孙们闹的，别说吃，十年没见过芝麻酱。
老北京的话，地里有苗不愁长，多长的队也是越排越短。终于一步一步前进，一步一步蛇行，终于排进商店，终于排近柜台。真让我大开眼界，只说那卖芝麻酱的人的本事。写完本的人把本拿上来一瞧，原来供应量不同，三口之家的一户一年供应二两；五口之家的一户一年供应四两；五口以上的供应六两。只见那个女售货员把你的罐子往秤盘上一放，再把秤砣往前一拨，把分量定好，然后提起勺来在芝麻酱桶里一抠，直接就倒进秤盘上的罐罐里。芝麻酱的勺子带着很长很细很匀的“尾线”，像是计划好了似的，都准确无误地打进罐罐里，无论你拿的罐子、瓶、盒的开口有多小，绝不会流淌到外面。令人惊讶的是，都是一勺准。我在后面早早就盯上这个场面，从没看过补的或又往外打的，都是一勺准，真神了！我才想到排那么长的队为什么能两三个小时就排到。在读到欧阳修的《卖油翁》时，忍不住拍案称绝。他说到“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情不自禁想起卖芝麻酱的女孩来，“惟手熟尔”，欧阳修不欺人也！
记得好像是1963年的冬天，十冬腊月，那年北京格外冷，房檐上的水棱子冻得有一尺多长，还刮着白毛风，残雪粒子被寒风扫到脸上，打得生疼。因为接到通知，每户每本供应五斤带鱼，街道老太太们又传话在前面，还说国民经济形势大好啦，市里照顾啦，紧跟着话锋一转又是带鱼不多，不是敞开供应，买不着的不补。得，又是起大早，冒严寒，战冰雪。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这些中学生，估计家里给的政策都一样，买不上别吃。为了嘴都可以玩儿命，何况仅仅一个天寒地冻？那天可真的冻坏了人，用老北京的土话说叫“猴冻猴冻的，贼冷贼冷的”。排大队，排出去二里开外，每个排队人的姿势基本一致，抱肩缩身，弯腰低头，笼手夹袖，时间长了，就连摇带晃，跺脚蹬腿，连调侃的热劲儿都冻没了。但没有一个人中途撤退，都心甘情愿地挨冻。风雪里的长长队列真像不倒的长城。
其实北京人排队是有传统的，男人梳辫子的时代，老北京人就干什么，什么排队，连朝廷都排四大队：上朝、领饷、放账、看榜……
现在京城人也爱排队，也干什么，什么排队，现在北京人也排“四大队”：买金子、房子、车子，办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