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早逝，为冯友兰的学习和教育蒙上了阴影。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培养子女的重担便完全压在了母亲身上。冯友兰与弟弟景兰、妹妹沅君又随母亲迁居唐河老家。在家乡，冯友兰又连续读了两年家塾，至1910年15岁时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从此，冯友兰结束了私塾的传统式教育。
县立高等小学预科，相当于后来的初等小学。从现在看，15岁入小学，年龄算大了点，但在新、旧教育混杂的当时，只要通过考试，便可入学。冯友兰在初等小学只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考入开封中州公学。所谓“公学”，是相对于官办学校而言。“当时的老百姓对于清朝政府已经不信任，一般都认为，民间办的学校，都比官办的好。”[19]中州公学即是河南比较进步的绅士杨源懋所办。杨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所请的教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于他都很敬佩。”[20]冯友兰入中州公学中学班，即相当于现在的初级中学。由初等小学一下子跳到初级中学，可见当时的教育还是比较开放的；同时也说明少年时期的冯友兰已表现出读书的天分。
冯友兰在中州公学中学班读了不到一年，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皇帝被推翻。这个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历史事件，使整个中国都受到了强烈的震荡。此时冯友兰还不满16岁。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关闭，学生也纷纷回家，冯友兰又回到了唐河。辛亥革命给少年时期的冯友兰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刚刚脱离稚气的孩子来说，还没有能力对这样的大事评头品足。日后冯友兰在回忆当时感受时却提出了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把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在乡村，欢迎革命的都是比较开明的绅士，他们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斗争，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因此“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这些话虽然是冯友兰晚年所说，却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中找到历史的原型。一位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感性经历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1.4 对逻辑的兴趣
从1911年冯友兰16岁时考入开封中州公学，在该校读了实际不到一年的书，便于1912年夏天转入武昌中华学校。年底，又由武昌考入上海中国公学。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商业中心，而且是一个新思潮新风气的集散之地，也是革命、保皇、民主、立宪等形形色色党派、学派酝酿、发展的大本营。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窗口，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陈天华、邹容、章太炎、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无一不与上海有密切关系。1912年冬，作为中学生的冯友兰也来到上海。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说：“这时候（指民国元年）中国公学又恢复招生，推举黄兴为校长。用黄兴的名义向各省发出电报，叫各省选派学生。”[21]河南省很重视这件事，于是发出通告在开封招考，共选拔出20名优秀者，每人每年发官费200两银子，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冯友兰被录取了。“我就于民国元年的冬天同其余19人一起到上海，进中国公学。”[22]此时冯友兰刚刚17岁。
中国公学有一段光荣的历史。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学生入学作了严格限制。日本的举措引起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罢课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中国留学生一时退学返抵上海者达3000余人。为使归国学生继续学业，一批归国留学生四方奔走，劝募经费，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2月正式开学，共招生318人，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不少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民国成立，经费无着，幸赖孙中山扶持，黄兴亲任校长。1915年，梁启超任董事长。此后，该校随中国政局的变化，几起几落，终于在30年代中期关闭。
中国公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该校一直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阵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散播了火种、培养了不少人才，更重要的是她为中国的学术界培养了如胡适、冯友兰等一批时代巨擘。冯友兰在晚年，一提起中国公学，便常常引为自豪。因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与哲学结缘正是在这里开始。
实际上，在中国公学虽然有逻辑课程，真正懂逻辑的老师却很少。冯友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常常带有遗憾的表情。“我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又译成杰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了一位先生，他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23]冯友兰的意思是说，这位教逻辑的先生只懂英文，不懂逻辑，因此学生从他那里只能学到英文，而学不到逻辑。因为“当时上海的学校，无论什么课程，都讲究用‘原本’，也就是英文本。可是学生的英文程度很差，先生对于课程的业务知识也不高明。无论讲什么课，其实都是讲英文，把某一种科学的教科书，都当成英文读本叫学生念。无论教什么课，先生教的是英文，学生学的也是英文”[24]。冯友兰的英文底子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没有好的逻辑先生，冯友兰就自己学习。他以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的《逻辑体系》和耶芳斯的《逻辑要义》为蓝本，参照严复的中译本《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进行了刻苦的学习。《逻辑要义》这本书的后面有很多练习题，对冯友兰自学帮助很大。有一次冯友兰在做逻辑练习时，有一道实在做不下来了，就去请教后来的一位教逻辑的先生，这位先生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告诉你。”可是，“他以后就再不来了”[25]。
冯友兰在中国公学得到了初步的逻辑训练，由此引导他走上了一条学院哲学家的道路。他在回顾这一往事时说：“我学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26]
对逻辑的偏好，使冯友兰在以后的学术活动中，能自觉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并且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起来，这都得力于他在中国公学对逻辑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在成名之后，还多次谈到逻辑的作用和力量。他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就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的传入“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27]。冯友兰就此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这个人说需要金子。于是神仙用手指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他不拿。神仙问他还要什么，他说要点石成金的手指头。[28]在冯友兰看来，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29]
冯友兰后来的回忆与他在中国公学对逻辑的兴趣是合拍的，其中没有任何夸大或虚构。当然，对逻辑的兴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冯友兰回忆说，创办中国公学的时候，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他就是胡适。而胡适在中国公学所受的影响显然与冯友兰截然不同。
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进入中国公学的时间却比冯友兰早六年。如果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所受的影响是哲学和逻辑的，那么胡适所受的影响则是革命的或史学的。胡适读严复的《天演论》，一下子便被“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优胜劣败思想所吸引，深信这一进化论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和人中，认为“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30]。感动之余，他便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胡洪改为胡适。他读梁启超的文章也深感震撼，认为梁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悼哭，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31]。严复的《天演论》，梁任公的卓越健笔，以及当时弥漫中国公学的激进的政治氛围等等，都使年少气盛、才华横溢的胡适走上了一条具有自由主义特质的思想启蒙者的道路。与胡适相比，冯友兰显得循规蹈矩和安分守己。他对周围环境的态度，有如黑格尔对瑞士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无动于衷一样：“理性想到这些山岳的恒久性，或者看到人们称之为巍峨崇高的风貌，也没有发现一点什么可以使它铭记不忘，使它不得不表示惊讶或赞叹的。”[32]
冯友兰更关心的是逻辑和哲学。在他少年人的心田中撒下的是理性的种子。不久，这种子便在他的心中发芽并成长起来。
1.5 考进北京大学
1915年夏，冯友兰结束了中国公学的学业，带着对逻辑与西洋哲学的浓厚兴趣考进了当时精英云集的北京大学。
冯友兰与北京大学结缘的因由也是哲学。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当时称为哲学门。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因为文科毕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只可当个‘教书匠’。于是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33]
冯友兰有预科毕业文凭，因此在他报考文科时，负责招生的人劝他报考法科，因为法科毕业后出路好。于是冯友兰报考了法科，但到九月入学时，他还是改入了文科。冯友兰报考北京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哲学。当时的北大照章程说，哲学系（当时称哲学门）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但“实际上印度哲学门压根就没人提。西洋哲学门，本来说是要在1915年开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以也开不成了”[34]。这就是说，当时的哲学系，只有中国哲学门的课程。
本来立志学西洋哲学的冯友兰踏进了中国哲学的海洋。汪洋无际的传统哲学的大海，使这位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青年学子，眼界豁然开朗。四书五经的丰富材料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经过近代西洋哲学方法的透视，在冯友兰的手下，终有一天会“点石成金”的。这时“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35]。不久，冯友兰又发现：“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36]
冯友兰所谓的“新天地之外”的“新天地”，乃是指当时席卷神州大地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春潮。这汹涌奔突的时代激流及在这激流中弄潮的文化健儿此时都在向北京大学聚拢。因为新文化运动正是从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的那一年开始的。由于这一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于是在中国知识界很快形成了一支文化大军，开始向中国传统包括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进行了无情的冲击。
此时，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杨昌济、章士钊、刘师培、陈汉章、黄侃、崔适、梁漱溟等一大批新旧学者、革命家、教育家云集北大，有些则直接兼任哲学系的教授。特别是蔡元培，在冯友兰入学的第二年，即1916年接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到任，便以自由主义教育家的宏大气魄，除旧布新，兼容并蓄，大刀阔斧地改革封建的教育体制，扫除陈腐习气，并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学为模式立志创办一个具有“学术思想自由”的最高学府。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蔡元培看到后，大加赞赏，并立即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在此期间，陈独秀不仅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奏响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而且亲自为哲学系讲授“进化论的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