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兼哲学史家，也是20世纪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伟大学者。他的学术活动同他的生命一起，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他的学术影响亦遍及中国甚至整个世界。
对于这样一位既具有曲折而丰富的人生阅历，又具有浑厚而深邃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要作出全面评价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学术活动，时间跨度既大，而其学术成果、生平著述又极其繁多；同时，他既是一位学贯中西、融通新旧的学者，又是一位对祖国的前途、民族文化的命运进行深沉思考的思想家。在他的身上或在他的思想中，表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因此，开展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果，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评传》的撰写，即是以上述思想为指导而展开的。它以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为基本线索，分别就冯友兰的早期活动、留学生活、教书生涯、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的新理学体系、人生境界理论、中西文化观、《中国哲学简史》、“抽象继承法”、《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十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和评价。
《评传》力图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追踪这位哲学家一生活动的思想轨迹，从中探寻冯友兰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认识、理解和反思，以便于读者去窥视这位学术大师的哲学睿智、精神境界和文化心灵。
然而，笔者在动笔前之所想，与动笔后之所成，并不能完全同一。此即冯友兰生前常常谈起的关于客观的历史与写的历史之关系。冯友兰先生虽然离我们不远，但毕竟已成历史人物。其人其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已成定局。而对他的研究则成为“写的历史”。客观的历史与写的历史永远不能完全重合，此为原本与摹本的关系。尤其在冯友兰晚年，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普遍关切，随着其生命的有限延续，其情其意可谓愈老弥笃。
他经常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83年，在笔者编《三松堂学术文集》时，冯友兰在序中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历史的回顾，认为他所走过的道路及其著述，都是“迹”。此外还有“所以迹”。因此，人们不能只执着于“迹”，更重要的是了解或理解他的“所以迹”。他的“所以迹”是什么呢？他自己回答说：“中国处在现在这个世界，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旧邦’。这个旧邦要适应新的环境，它就有一个新的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就是‘新命’。这个有‘新命’的‘旧邦’，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发的。怎么样实现‘旧邦新命’，我要作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以迹’。”
冯友兰的“所以迹”，即是他的精神境界。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或“所以迹”，即有了他的生命寄托，也即有了他的哲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因此在他看来，“在‘迹’上虽然有时路滑摔倒，但总还能爬起来继续前进。60多年来的路程就是这样走过来了”。
他还说：“‘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此即“修辞立其诚”的“诚”之所在。冯友兰在其晚年，反复强调自己“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为此他亦从不动摇。在其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尽管“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许多人，尤其海外人士，对我似乎有点困惑不解”，但冯友兰仍顽强地走自己的路。这也即是他自己所说：“我理解他们的思想，既听取赞扬，也听取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销。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1]
笔者随从冯友兰先生问学有年，每每揣摩冯先生的精神境界及其人格修养，企图以此解答海内外的一些学者对冯友兰先生的各种品评及责难。揣摩的结果虽不得所知，但我心中亦常有一种直觉，即冯友兰先生似乎受到许多人的误解。窃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冯友兰在哲学与文化研究上所持的“中道”立场。其境界及人格亦是儒家所称的“中庸”。从广义上说，“中庸”的思想即冯友兰所推崇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狭义的理解，即是方法上的不偏不倚。不偏不倚，不能理解为折衷，而是儒家的辩证法，后来被宋儒发挥为“一物两体”。冯友兰把“阐旧邦以辅新命”作为自己的“志事”所在，其中即包含着上述方法论的意义。在冯友兰看来，就现在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因此，他的努力，即是在“两点”上进行的。这就区别了非中庸的一点论思维。
对传统哲学与文化作简单的处理，“就是不懂得，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和发展”，没有过去即没有现在；相反，如果只执着于“旧邦”而无“新命”，即不考虑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是不懂得过去只是过去的东西，只有发展为现在，过去的东西才有生命。也就是说，没有现在，过去只是一潭死水。此即中国哲学史上常讲的“因与革”、“常与变”的关系。不能只因无革，亦不能只革无因。只因无革或只革无因，都是违背中庸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应当包括过去的一切精华。这是解决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自然方式。这种解决应当是黑格尔称之为‘奥伏赫变’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是与简单化针锋相对的”[2]。
正因如此，冯友兰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是以辩证思维的方法处理的。他的努力亦是以此为依归，一方面要“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这两者随着时代或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不同，有时又不是均衡的。“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冯友兰常常受到两方面的表扬或攻击：“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
但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的哲学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它是一个活的东西，活的东西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它的内容也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随意确定的”。
总之，冯友兰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历史家，因此他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心灵都是以其敏锐的哲学睿智和浓厚的历史意识表现出来的。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室，那么哲学则是打开这个储存室大门的钥匙。此亦含有上文所谓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意思。要真正了解冯友兰，也必须用哲学的钥匙打开历史的大门，除此则无任何捷径可走。
一本合格的评传，顾名思义，应该有“评”有“传”。评者，议其得失；传者，转述历史。议其得失，则需要有理论的眼光；转述历史，则需要有丰富的资料和选择资料的本领。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亦即历史与逻辑或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话虽如此，一旦做起来却很难。就材料说，冯先生的著作几乎完整无缺。但也正因如此，材料的选择即成为一个主要矛盾。材料选得精，选得准，就有助于我们确切了解和把握传主的思想；选得不好，就易造成浮泛或断章取义。通常所谓治史贵在“信”字，即是指引发议论的材料首先要准、要真。但另一方面，即虽有信史，而无对信史的灼见，其议论则必有乖离。或是画龙而无点睛，或是画蛇而添其足。二者均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更不能准确地传达理论信息。若单就这一标准来衡量我所撰写的《冯友兰评传》，则真有“如临如履”之感。好在我不把它看作是研究的结束，而只是把它看作是研究的开始。
在此自序即将煞笔之时，我还要引用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自序》中所说的一段话作结，以与学人同道共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李中华
1995年仲夏于北京大学蔚秀园公寓
注释：
[1]《三松堂自序·明志章》。
[2]《三松堂自序·明志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