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长得贼眉鼠眼的霍光是支行的一个人物，现在也退休了。在方达向他作调查时，他火冒三丈，额头青筋怒张，一双老鼠眼更是睁得溜圆，歇斯底里地说：“谁说我当出纳？”方达说：“盛行长告诉我的。你的人事档案里写着你当年是出纳。”霍光蛮横地说：“档案弄错了。我没有当出纳。”方达不卑不亢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明明你文化大革命中在支行当出纳，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你不承认那只能说明你心中有问题，也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你可以不说，但你越是不说，人们对你越有看法。因为当时出了金库被抢案呀！这是大事情，人们不可能不知道的。”白露也说：“霍师傅你就说说吗，这又不费什么。”
一定是方达这软中带硬的话击中了霍光的要害，他改变了态度，笑了一下，解嘲地说：“我是与你们逗着玩呢。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在支行当过出纳，而且还拿着金库的钥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把，另一把是景玉珺拿着。”白露笑着说：“你真是开历史的玩笑呢。”
但霍光的讲述却是这样的：
“其实支行1967年造反派武斗中抢劫库款的事与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那天在支行打地道，毛主席不是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么，我下地道时把衣服脱下挂在库房的墙壁上，金库的钥匙也在衣服里，本应当把钥匙带在身边，但因为下去要出力，要脱得只剩下裤头劳动，所以就没有带钥匙。但事情恰恰出在这时候了。地道离地面有十几米深，上面发生的事我们根本听不见，我只记得有一个职工上去取什么东西下来时，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们，工总司的造反派进了支行，要借造反经费呢。我听了笑了，说，还有造反经费呢？真是荒唐极了。那个职工看我笑了，忽然说，你别笑，余行长让你快快上来呢。我说上去干什么？他说，让你把库房的钥匙拿出来，要给造反派提款子呢。我气得大声骂了起来：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银行的钱是国家的，怎么能随便给人呢？不行。我不上去！他们那怕把我杀了也不行。我不能把钥匙拿出来，做出损坏国家的事。我正说着，没有想到从我身后走出两个手拿钢枪的工总司造反派战士（他们是什么时候下来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手里钢枪上的刺刀在地道的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寒光，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来到我的面前，嘿嘿地冷笑着，说：说的好呀！挺革命挺英勇的啊！老子造反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你竟在这里与老子们作对？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看你的外老鼠样子就不是好东西。往出走！当时地道里站了十几个支行的职工，他们都被造反派的气势震住了，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地道里一时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但我没有害怕，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不干什么，我们送你回老家。他们把我推推搡搡地推到地道上面，带到支行库房的山墙那儿，周围已经站了好多支行的职工，我看了看，里面有出纳景玉珺，还有管库员杨大炮，他个子最高，站在人群里也最显眼。还有人事股长丁大光，他的光头在那天非常亮，好像要与头顶的太阳争相辉映。但余天仁我却没有看到，我心中有点怀疑，不是他叫我上来的吗？他怎么就不见了呢？他们全都静静地看着我，看着造反派把我推到墙根处，让我背靠墙站在那儿，他们中的一个向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显然是头儿的造反派说了几句什么，那人走过来在我的肩上拍拍：把你的裤子穿上。我说我的裤子在库房里放着呢。他说，听说你非常勇敢，是不是？我点了点头。他又说，听说你不怕死是不是？我也点了点头。当时我是豁出去了，我想我大不了是一死，死人是正常的事，只不过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人轻于鸿毛罢了，那时候我们天天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里面语句我们都能背诵下了。我想我今天如果死了，是为保卫人民财产而死的，我的死一定是重于泰山的。一想到我的死重于泰山，我的心里就升起了一股豪壮之气。我的头高高地昂起了。我觉得我就是走上刑场的地下党。我甚至用手把衣襟扯了扯，又把头发用手梳理了一下。那个动作帅极了，就像面对着鸠山的李玉和。我的眼睛望着远处什么地方，大概是蓝蓝的天空吧。我记得天空里有一只……”
白露不无讥讽地说：“蓝天里一定飞的是一只雄鹰对不对？”
霍光一怔，笑了：“对，就是一只雄鹰，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白露说：“我当时也在场呀！我就是要向你行刑的造反派战士呀！怎么，不像？”
霍光把白露静静地看了看，慢慢地摇摇头：“不对吧？你的年龄大概当时还是小娃吧？不可能。或者你还没有出生呢？看你的样子也就是二十多岁吧？对了，你没有在场。你不可能在场。”他坚决地摇头。又接着说了下去。
“你不要打断我，我把后来发生的事向你说完。造反派把我推到墙壁那儿，有四五个造反派战士这时候端起了钢枪，向我进行瞄准，我看见了黑洞洞的枪口，它们像蛇一样向外吐着冷气。我听见前边不远处支行的职工中有人在嘤嘤哭泣，有人还转过了身子，把头低下了，他们不敢看我是如何死的。他们怕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但我不怕。我扬了扬手臂，高声喊出了最后几句话：
头可断，血可流，
人民的金库不能丢。
石可烂，水可枯，
革命的旗帜飘五洲。
壮士饥餐胡虏肉，
勇士血染金银库。
为了革命与主义，
含笑九泉梦幽幽……”
白露这时候接上说道：“这时候枪响了，你倒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你醒了过来，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狗大的人影，金库大门敞开着，里面少了50万元，桌子上放着一张借条，上面没有人签字。你哭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造反派是假枪毙，真抢钱。他们偷偷地拿走了你挂在裤腰上的钥匙……所以造反派抢钱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
霍光连连点头：“对。对。就是这样。”
方达气得真想走过去扇他一个耳光，但他忍住了，阴着脸子说：“后来支行怎么处理这事的？给没给你表彰呀什么的？”
霍光嘿嘿一阵干笑：“表彰什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国家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不用表彰。”
方达又说：“你记着那张借条上没有行长签字？”
霍光说：“我记着呢，好像是有人签字。”
方达说：“谁签的字？”
霍光说：“大概是会计出纳股股长张光召签的字？因为那时候我们出库时他都要签字的。”
方达说：“余天仁没有签字？”
霍光沉吟了：“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也可能没有人签字。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呀，乱得像麻蜂窝一样嘛。”
方达说：“造反派没有枪毙景玉珺？”
霍光想了想，伸出手指在头上搔搔，说：“没有枪毙她，因为她是女同志。”
方达说：“事情过去后支行没有对金库被抢事件进行处理？”
霍光说：“我记得开过会，在会上余天仁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材料，把那天发生的事情经过写清，我写了，交到余天仁手里，我记得景玉珺也写了。”
方达说：“支行有没有批斗你们？”
霍光奇怪了：“批斗我们干什么呀？”
方达让霍在光在他的笔录上签字，霍光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不签了吧？”方达说：“那不行！”霍光看了看笔录，说：“我的那首诗不要写了吧，我是随口胡诌的，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白露说：“你说错了，你的那诗与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那些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听：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或者比那些诗作更具有价值。”
霍光惊讶了：“真的？！”在笔录上签了字。
霍光走了后白露说：“我们这次可能能造出一个排的英雄人物。”
方达却说：“白露，你说霍光真的被假枪毙过？”
白露说：“我说不准。也可能是真实的吧。”
方达却词语铿锵地说：“他在造假。”
白露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方达说：“你想想，他谈被枪毙时的神情是一副什么样子？”
白露想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似的说：“对呀，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对，就是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方达说：“一个人在鬼门关跑了一趟之后会有怎样的体会？当他想起往事时一定是心有余悸的。而不是现在的样子。”
白露说：“如果说造反派把管库员的钥匙抢走了，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金库大门上的密码，而这个密码当时只有余天仁掌握着，我们现在何不直接去问余天仁呢？”
方达说：“我们会找他打听的。但现在我们需要找原人事股长丁大光谈谈了。”
白露不解地说：“丁大光？”
方达说：“你忘了？霍光说他在被枪毙的现场看到了人事股长丁大光。他虽然不在盛一民的名单上，但我们却要与他谈一下的。因为他是当时的人事股长。”
五
丁大光一头白发，雪山一样醒目。他是从支行行长的位子上退下的。虽说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但记忆还清晰。听说要找他了解文革中金库被抢一事，他的神情就显得有些激动。“要是能找出那个透露金库大门上密码的人，我一定要狠狠地朝他脸上吐一口老豆豆痰。”
以下是丁大光的谈话：
“我那时是支行人事科科长，其实那时候不叫科，而叫股。一个股长其实是虼蚤球球一样的官儿，官谱子上根本没有的。造反派抢银行的事是发生过，那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儿，支行没有人不知道的。但那天我却不在现场，我记得我是外出到葵镇银行办事处顶班去了，葵镇办事处一个女同志生孩子去了，人手少，支行余天仁就让我去了。我在那里一共干了一个月时间。支行发生造反派抢银行时我正在葵镇办事处上班。当然那时候上班也不正常，逢到武斗时候，银行的门也就不开了。那天我听说支行里来了工总司令部的好多造反派，他们手里拿着枪，要银行给他们提供造反经费。说由于经费缺乏，他们与另一个保皇派的斗争无法正常进行，如果这样下去，那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会受到保皇派的颠覆。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就会中途中断。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于是支行就给他们把款子拿出来了，我听说一共是50万元……”
方达说：“你有没有听到造反派把出纳员拉出去要枪毙的事？”方达知道这样问是不对的，可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配查。
丁大光搔搔光头：“为什么要枪毙他们？”
方达说：“因为出纳不给他们取款呀！出纳要保卫国家的财产呀！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呀！”
丁大光的眉头皱了起来：“出纳说他们被造反派拉出去枪毙？”
方达说：“你先说有没有这事？”
丁大光想了想，说：“当时好像……没有人……说这事儿，我记得过了几年时间，才有人说起当时造反派要把出纳员拉出去枪毙这事儿。”
方达说：“过了几年？”
丁大光说：“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吧。”
白露忽然盯住他说：“丁行长，我记得有人说你当时在场呢，你怎么又去葵镇顶班去了呢？”
丁大光一愣：“谁说的？我当时在场了？怕是没有的事吧？……咦呀，我怕记错了，对，我记错了。”他拍拍光脑壳，啪啪地响，又说：“我当时在场，我没有去葵镇办事处。没有的事！我当时是在场。事情是这样的，对，我这下一下子记起来了，我那天正在办公室里办公，忽然进来了几个造反派，我记得是两个年轻的造反派，他们一个有二十一二岁，一个有二十四五岁，一个是男的，对，另一个也是男的，他们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要我把金库的钥匙拿出来给他们。我没有怕，用手把他们的枪推开，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们年轻人就会开玩笑，我有什么金库的钥匙，没有的。他们不信，在我的身上搜，把我家里房门上的钥匙拿走了，我说，你们一看就是外行，支行的金库的钥匙是金链条，我身上根本没有。再说我是人事股的干部，根本不管金库的。他们这下信了，但怕我走露了风声，就把我用绳子捆在办公室的桌子腿上，不让我动弹。他们威吓我说，你要是乱动一下，喊叫一声，我们马上打烂你的头。他们还要我给支行出纳下命令把金库的门打开，他们要借一部分现金作进行革命造反的费用。我说，你们这下找对了，我就是管金库的出纳的。他们就说那你快给出纳说。我说，但是我不能说。也不能让他们给你们开库门。他们一个就用枪托在我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头就嗡地响了一声，眼前金星乱冒，耳朵里好像有一列火车在轰轰地开动，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知觉，但我心里又非常清醒，那就是再怎么也不能答应给他们打开金库的大门，其实我并不管金库的出纳，我是与他们磨时间，我想，他们如果看时间长了弄不下钱，说不定就会走了。但他们很快就明白我是在糊弄他们，就用枪顶着我的额头要枪毙我，他们果然开枪了，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了出去，他们没有打死我，却又用枪托在我的肋子骨上狠砸，把我的几根肋骨也打断了，我疼得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看见周围是支行的职工，他们全都眼睛红红的，显然他们是刚刚哭过。我第一句话就问，金库没有出问题吧？他们谁也没有回答我，我从他们的眼神看出了问题，我让他们把我身上的绳子解开，撒开腿跑到金库那儿，看到库门大开，桌子上放着一张白纸打的借条，上面写着借革命造反经费50万元……那几个字仿佛是几枚锋利的铁钉一下子扎进了我的心脏，我大叫了一声就昏死过去，我再一次醒来是三天后。我在医院里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可怕呀！噩梦呀！”
白露说：“你说的可都是真的？你该不会在进行文学创作吧？”
丁大光笑说：“看你说的些，我后来当了支行行长，多少还是有觉悟些，怎么能说谎呢？我说的可全都是真的。真的。没有麻达。”
方达说：“那天余天仁在场了？”
丁大光说：“我现在也说不清这事儿。”
方达说：“那么你能肯定那天造反派没有枪毙出纳员了？”
丁大光沉吟了一下，说：“时间长了，我现在也记不太准了。再说他们当时把我一下子打得昏死过去，至于以后支行发生的事我是无法知道的，对不对？不过你们可以问问其他同志，他们可能记着当时的事情。”
方达拿出自己记的丁大光的口述笔录，让他在上面签字。丁大光笑说：“不签了吧。我是前行长，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话我负责。”方达说：“那不行。这是手续。你必须签字。”丁大光看了一眼方达，不情愿地签了名。
丁大光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金融系统工作，名声如日中天，就像他的那颗脑袋一样惹人醒目。但现在这颗白脑袋却像一座高不见顶的大山，横亘在方达他们面前，让他们难以逾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