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个年轻人，面对这样巨大的世界也会感到孤独。但孤独并不源自书，书没问题，孤独源自自身，青春。我二十出头，青春发育完好，而这儿并非真的我所在的大学的图书馆，因为这儿没有同学、校友、老师，这儿全是社会人、陌生人。但这儿又同样都是年轻人，都在发奋阅读，实际又有共性，有共性就不免产生共同体的感觉，不免想入非非。如果旁边坐着一个女孩，余光常常不由自主映现一种类似海市蜃楼的东西，心就有点乱。公共场所，读书的女孩总有一种唯美，一种莫名的动人，仿佛她们应该在自然界，但在这儿就更是神奇。如果偶或对视一下，内心就更是轰然，但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并且知道这是虚妄的。这样的情况是经常的，并非同一个女孩，今天是这个，另一天是另一个，一次次海市蜃楼，一次次自生自来，有时非常强烈，虽然一整天都在阅读，某种东西却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在图书馆的穹顶之下难以自已，突然崩溃。直到女孩消失，第二天也未见，症状才彻底消失。我太清晰地记得那种周围全是人的寂静与孤独，那种青春相关却又毫无关系地各自绽放，空间飘荡着花粉，绿又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沉默，只得死心塌地回到书中。有时读书的效率很低，恍恍惚惚，一天就过去了。为什么那么怀念北图，为什么温暖而百感交集，因为那里不仅仅是阅读，因为就算是读的书也和现场关联，普希金的《驿站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拜伦的《唐璜》《希腊的少女》，汤显祖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李商隐，秦观，济慈，雪莱，一切都和青春相关，一如眼前的读书少女，窗外的碧波、烟树、白塔……多么青涩、迷幻……
但青春实际上又是一个慢慢凝固的过程，因为如此迷幻，所以凝固之后才依然那样富有生命力，外表像石头，内心依然敏感，“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一句摇滚歌词说明了那时的青春，图书馆的青春。
永远感谢北图的阅读，因为那不仅仅是阅读，还是生长。我不知道那时如果一头扎进古典文献会怎样，比如先秦、诸子百家、《左传》、《资治通鉴》、王阳明或程朱会怎样，我相信也一定不会比我作为一个作家差，或许更有所成也未可知。北图不会辜负人，会成就各种凝固青春的人。
北图斜对面，有家朝鲜冷面，不知各位还记否？泡北图，中午填肚子总是问题，如果不带饭，中午简单的吃食只有去那儿，那是附近唯一的一家餐馆，没第二家。之前它好像不是餐馆，只是个早点铺，有一天，忽然就改成了“朝鲜冷面”，很简单的几个红底白字，没一点文化却引来无数学子。这是1979年，或者1980年的事，最迟不过1982年的事。如果它不是京城第一家朝鲜冷面，也是最初几家之一。面馆面积不大，七八张桌子，远远不够来人坐的，人们只能站着，堆在门口，或就在门口吃，远远看去这儿就像蜂窝一样饱满热闹。冷面有诸多特点，经济，快捷，凉爽，筋道，有一片苹果，一片牛肉，一瓣鸡蛋，营养也有了。无疑是一种文化，是足以对应北京图书馆的那种文化。说是斜对面，其实还是有些距离的，出了北图，得沿文津街往西走，过了宗教局，到府右街丁字路口才是面馆。尽管如此，学子们还是源源不断向这儿走来。
另外，出来吃饭要退掉座位号，回来可能就没座位了；要重新排队，有了空位才能再进去。不过对于图书馆的常客也还是有所照顾，图管员基本已认识你，软磨硬泡，千恩万谢，也可不退座位，也可打破成例。读书苦其实有时就体现在中午。感谢那时的管理员，那时总有一种人性，一种变通，在经历了劫难之后，都有一种同情，一种悲悯。即使有规定，但能忍心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饿着肚子阅读吗？能忍心他回来就没座位了吗？特别又是常客。
后来北图搬迁到紫竹院，改名叫国家图书馆，北图的宫门一样的大门关上了，有点像当年北海的关闭。当然不一样，但感觉仿佛一样。这儿不再是我的地方，我曾那么熟悉的地方，一下变得如此陌生。紫竹院的国家图书馆我拢共去过不超过三次，喜欢紫竹院，却一直喜欢不起来国家图书馆。有时路过北海老北图，却没一次尝试推一推沉重又沉默的大门。应该和老北图告个别，但是怎么告呢？于是最后一次去国图，算是向老北图告了别：一种双重的告别。上世纪80年代也是一个告别的年代，甚至不是一个怀旧的年代，就是告别。90年代之后至今又路过许多次老北图，一次见到挂起白牌，写着“北京图书馆分馆”，觉得像是某种玩笑。干脆什么也别标了好不好，要么干脆改成北平图书馆，或者只叫“中国图书馆协会”也行，反正只当北图没存在过岂不更好？叫分馆我不接受，如同一个人可以是别的什么人，但不能既是别人又是自己。我想说的是，我当年的北京图书馆无可代替，我的饥饿，我的青春，都在那儿保存着。
虽然再没去过老北图，但“图书馆”这一符号已深深嵌入我后来的写作，我的五部小说都出现了书的主题，有三部直接写到图书馆，图书馆成为我的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情节的发动机。我最新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干脆写了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个自己的图书馆，而他居然建成了，在这个人看来，那所有存在的都已存在于书中，他不必来到现实之中，甚至不必拥有现实——这不就是当年我在北图的情形？你凝视过什么就会被什么塑造，凝视过虚无就会被虚无塑造。
2016年5月
【美术馆】
美术馆的外置长廊高旷，凉爽，由于修竹的翠绿使反光的石质有了浓浓的阴影，置身其中，阳光无论多么强烈，都感到一种大反差的幽深。有一次我靠着石柱竟然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颇为异样：我，美术馆，修竹，本是一个画面却又在迅速分解，我能看到自己如何使画面不断分合。修竹显然是最贴合人的植物，许多巨大的公共建筑都有松柏一类的绿植，但都不如竹亲切，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天安门，都缺少一种竹的妙境。竹既具东方的灵性兼具西方的抽象，或许这也正是美术馆的不同之处。
现在都叫国家美术馆，我们那时就叫美术馆。
美术馆坐落在北京五四大街上，“五四”已有很长年头，但作为街却很短，不过一站地，是一条从故宫筒子河斜过来的街，西头带着一小段弯曲，一如历史的弯曲。五四大街及周边分布着景山、北海、北京图书馆、北大红楼、故宫、五四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人艺、中华书局、华侨饭店，太多的历史地标让这条街难以撼动，成为今天看来北京变化最小的一条街。美术馆在这些地标中历史是最短的，却有着不亚于北大红楼的特殊意义，在这个国家从禁锢到苏醒中扮演过独特角色。
我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美术馆的时间。不是小学，也不是中学，我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没有美术，也不知道美术馆。应该是1979年我上了大学后，“人”开始苏醒，美术馆才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春寒料峭，不仅季节春寒，时代也如此。我站在一幅名叫《春》的作品前伫立良久，许多人也像我一样默默伫立，观众里三层外三层，想一个人慢慢看根本不可能，几乎每幅画前都如此。不能用现在的心态看那时，事实上那时也没人想一个人静静地看，那时大家就是想一起看，一起共鸣，那时所有人仿佛都从“荒原”走来，都到了“海边”。
这幅画正好是海边，是一个共同的蓝色的场，甚至连呼吸都是共同的。所有人都是一个人。现在看这幅《春》也许没什么，但当人们在刚刚从史前般的“文革”还原为“人”，唯美的《春》，没有任何政治宣传的《春》在人们心中石破天惊就一点也不奇怪。或者就如同十年不让你照镜子，突然照见了自己，那是怎样的心情？那自己如同一个去掉镣铐的人，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个流浪归来的人，一切都如春，春天，大海，波涛翻滚……
《春》的画面是一个海边少女的背影，背影总是让人想看其正面，让人遐想，自己完成正面。少女一身整洁的白色衣裙，两条长辫披肩，面对大海，拉着深棕色的小提琴——大海与少女、与音乐，似潮起潮落，一切怎不令归来的人像冉阿让一样缄默。当然了，回忆时刻都在伴随。
不必回忆，旁边就是一幅——《1968年×月×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