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该看些什么？”我习惯午餐时刻到四十二街去买份中午出版的邮报和一份三明治，再回到办公室里利用中午休息的一个钟头消磨。我一天只看这么一份报纸。那时候我的政治意识是中立的，我所以阅读邮报并不是为了自由党的社论或马克斯·勒那的专栏，而是为了它活泼的大都市新闻以及极吸引人的报道。然而我在回答“鼬鼠”的问话时，心知我绝不会放弃这份报纸，也不打算为自己买一顶卷边软帽。“我喜欢邮报。”我略为激动地往下说，“你认为我应该改看什么？”
“《前锋报》可能比较合适些。”他那种田纳西腔未曾流露出一丝温暖，“或者《时报》也可以。”
“可是这两份报纸都是早报。”
“那么你不妨看看《世界电讯报》或《美国新闻报》。时尚主义比激进主义要讨好些。”
我正想说邮报根本算不上激进，却又把话咽了下去。可怜的魏瑟，虽然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的态度却使我领悟到，他对于这些愚蠢无聊的限制并不感兴趣。我也看清了就他的年龄和地位而言，他确实是麦克劳-希尔的囚犯，屈服于公司的欺瞒、低俗的风格及唯利是图——一个绝不可能再回头的人。而我，至少还有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眼前的自由。我记得当他寂寞地宣告“时尚主义比激进主义要讨好些”时，我暗自低喃近于狂欢的告别：“别了，魏瑟。别了，麦克劳-希尔。”
我仍然为我缺乏当场辞职的勇气而哀叹。反之，我开始进行一种减速的罢工——也许说“停工”更为妥切。接下来几天，我虽然准时上下班，那些手稿却逐渐堆积在我的办公桌上，原封不动。中午时，我不再随意翻阅邮报，却走到时代广场附近的一处书报摊，买一份《劳工日报》，毫不掩饰地坐在办公室里阅读，一边嚼着腌黄瓜和熏肉三明治。我怀疑当时我大概有些疯狂了，因为在我上班的最后一天，我穿了一套麻布套装，配上一顶以前在陆战队时戴的退色绿帽到办公室去；故意让“鼬鼠”看到我这一身荒谬的打扮，并设计让他在当天下午逮到我最后一次背叛的动作……
在麦克劳-希尔上班令人可以忍受的少数原因之一，就是从我二十楼的办公室所见到的风景——使我昏倦的精神为之一振的曼哈顿区。狂风在麦克劳-希尔的墙垣打转，我最喜欢的消遣是从窗口丢下一张纸，心醉地看着它飞过屋顶，心醉般地微颤着消失在远处时代广场周围的霓虹灯里。那天中午，我除了买了一份《劳工日报》外，还买了一管吹塑胶泡的材料——现在的儿童时常吹着玩的那种，不过当时是一种新上市的玩意儿——一回到办公室，我就吹了六七个可爱而脆弱的彩色气球，预备让它们随风逐沉。我一个一个地将它们投入烟雾弥漫的深渊，它们和篮球一样大，就像木星的卫星似的，在正午的阳光下闪耀着光芒。一股上升的气流使它们猛然飞到第八大道的上空，浮游了似乎是永恒的一段时候，我欢欣地叹了口气，然后我听见女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看见麦克劳-希尔的一群女秘书们，因为被这个景象迷住，从相邻的几间办公室里探身望向窗外。她们的骚动，必定引起了“鼬鼠”对这场空中表演的注意。就在气球向东飞去，坠落到四十二街炫目的街道上，使得那些女孩子们发出最后一声欢呼时，我听见他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
我认为“鼬鼠”尽力控制了他的怒意，他以一种压抑的声音说：“明天起你不必来上班了。五点钟时你可以去领取最后一次薪水。”
“随你的便，魏瑟，你是在开除一个将会和托马斯·伍尔夫一样有名的人。”我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但是这几句话在我的舌下翻滚，以至到今天我还保有似乎已说出口的印象。我想那时候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望着那个矮子转过身去，迈着他的小脚走出我的生命。接着一股放松的感觉，就好像我脱去了好几层令人热得快窒息的衣服一样。更准确地说，就好像我在阴郁的深渊中沉溺了许久，终于奋力浮到了表面，大口地吞着新鲜空气。
“死里逃生。”后来费勒说道，“许多人都溺死在这个地方，尸骨不存。”
那时早就超过下班时间了。我留下来收拾残局，和一两位相当友善的编辑告别，拿了我最后一笔薪水——三十六元五角，最后，再向费勒辞行，意外的是他感到痛苦而哀伤，揭示了他是个孤单而消沉的酒鬼的事实——如果我多一点关怀或敏感，早就该怀疑了。我正把几份比较有见地的手稿报告影印本塞进公事包里的时候，他脚步有点不稳地走了进来。
费勒重复道：“尸骨不存。”他递给我一个杯子和半瓶威士忌，说，“喝一杯吧。”他酒气十足。我回绝了——并非出于谨慎，而是因为那时候我只喝便宜的美国啤酒。
“呃，反正你并不适合待在这里。”他吞了一大口酒说，“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我同意道：“我开始领悟到这一点了。”
“五年内你就会变成标准的薪水阶层，十年内你就会成为一颗化石，一个三十多岁、守旧的老顽固。麦克劳-希尔就会把你变成这样。”
“是啊。我很高兴就要离开了。”我说，“不过我会想念这份薪水，尽管那根本称不上是个金矿。”
费勒咯咯笑了几声，打了一个小声的嗝。他的上唇微撅，一张长脸看起来像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他露出一种哀伤——一种疲惫而认命的哀伤，使我痛楚地想到办公室这种寂寞的饮宴，和叶芝、霍普金斯共度的薄暮，以及通向奥森公园荒凉的地铁。我突然明白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那么你要写作。”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好志向，以前我也这么想过的。我希望并祈祷你会实现愿望，把你的第一本著作寄一本来给我。你要到哪儿去开始写作？”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不能再住眼下那个脏地方了。我一定要离开那里。”
“啊，我曾经那么想写，”他沉湎着，“写诗、散文、一本好小说。注意，不是一本伟大的小说——我没有这种天才和野心——只是一本好小说，优雅的风格。一本像《圣路易桥》或《大主教之死》的好小说——不虚假，却有接近完美的内容。”他停了一下又说，“哦，可是我却脱轨了。长期的编辑工作，尤其还是和科技有关的。我离了正轨和其他人的思想字句打交道，却搁下自己的，而那对创作力并无助益。”他又停下来，望着杯底琥珀色的残酒，“也许使我脱轨的是这玩意儿。”他哀伤地说，“酒，这一百杯梦。总之，我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成为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至于散文，这一辈子我只写过一篇散文。知道那是什么内容吗？”
“不知道，什么内容？”
“那篇散文登载在《周六邮报》上。内容是关于我和我太太到魁北克度假的趣事。并不值得描述，可是为我赚了两百块钱的稿费，有好几天我是全美国最快乐的作家。啊，可是……”他显然感到一阵抑郁，声音也减弱了，他喃喃说道，“我脱轨了。”
我继续把东西塞进公事包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示，只好说：“呃，希望我们保持联络。”然而我却明白我们不会的。
“我也希望。”费勒说，“可惜我们没有机会更深地了解彼此。”他望着酒杯，好一阵子都没有开口，使我开始感到紧张。然后他说道：“我一直想邀你到我家去吃晚餐，可是一再延期。又脱轨了。你知道，你使我想起我儿子。”
我惊讶地说：“我不知道你有个儿子。”我曾听费勒漫不经心地暗示过他“膝下无子”，以为他没有子女。我开口说：“我还以为你——”
“哦，我曾有个儿子！”他的声音混合着愤怒和哀伤，使我感到惊愕。他站起身，走到窗畔，望着沉浸在暮色雾气中，被夕阳染得火红的曼哈顿区。他又说：“哦，我曾有个儿子，爱迪·费勒。他和你的年纪差不多，他二十二岁，他也想当个作家。他……他善于遣词造句，我的儿子。他有使魔鬼也为之着迷的天赋。他所写的几封信充满了理解、生趣和智慧，是全世界最好的信。哦，那孩子的文笔真好！”
他的眼中涌上了泪水。对我而言，这是个我无能为力又不知所措的时刻。一个你并不了解的人以哀伤的声调说着他所爱的人，使他的听者束手无策。他儿子大概是死了。不过，可不可能只是他得了健忘症，或他儿子是一个逃犯？或许现在被关在疯人院里，所以费勒才这么伤心？他又往下说时，我对他儿子的命运仍感到莫测。我尴尬地转过身子，继续整理东西。
“他要不是我唯一的孩子，或许我会好受些。但爱迪出世之后，玛丽就不能再生育了。”他突然停住口，“啊，你不会想听的……”
我回过头对他说：“不，请你接着说下去吧。”他似乎迫切地想要一吐为快。由于他是个我喜欢的好人，又把我和他的儿子相提并论，我觉得倘使我不鼓励他卸除心里的负担，未免太说不过去。于是，我又重复了一次：“请接着说下去。”
费勒又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说话有些口齿不清，在消退的光线中，那张长着雀斑的脸哀伤而憔悴。“哦，一个人确实可以将他的志向寄托在子女身上。爱迪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他热爱读书，又有写作的天赋。十九岁时——只有十九岁而已——他就有一篇小品登载在《纽约客》上。我相信，他是该杂志问世以来最年轻的一名投稿者。是他的眼睛，你知道，他的眼睛。”费勒伸出一根食指指着他自己的眼睛，“他可以看见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将这些东西写得活灵活现。马克·杜伦曾写过一封短笺——那真是最可爱的短笺——说爱迪是他所有的学生中，最有写作天才的一个。想想看，马克·杜伦！你不认为，这是很难得的赞美吗？”他瞪着我，仿佛等待我加以证实。
我附和道：“是很难得的赞美。”
“然后——然后，一九四三年时，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说他宁愿自动入伍而不愿等待征召。虽然他本质上的敏感使他对战争不可能抱着幻想，他却热爱着陆战队。战争！”他厌恶地说出“战争”这两个字，停住口，闭上眼睛，痛苦地点点头。随后他又望着我说：“战争让他到太平洋去，参与最可怕的战役。你该看看他的信，奇妙、愉快、扣人心弦的信，找不到一丝自怜。他一直坚信他会回家来，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如愿地成为一名作家。两年前他奉派到冲绳时，被一个狙击手击中了，是在头部。那时是七月，他们正在收拾残局。我想他大概是这场战争中最后几个牺牲者之一。他是个下士。他荣获青铜星军功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上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上帝，为什么？”
费勒啜泣着，闪亮而真心的泪水漫过他的眼眶，我别过头，觉得惭愧而羞辱，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当时那发烫及略微昏眩的感觉。现在这种情绪或许难以解释，因为三十年来美国许多个野蛮的战争使人疲惫而冷静，也使我的反应倾向于毫无希望的保守与浪漫。然而事实是，我和爱迪·费勒一样，都曾在陆战队待过，而且也一样热切地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从太平洋寄回满腔热血的信件，内容同样充满了热情、幽默、气馁和希望，那是只有随时会面临死亡的青年才写得出来的。更令我在回顾时感到痛苦的是，爱迪死后没几天我也到过冲绳（我常想，谁知道，也许是他遇害后的几个小时），而那里已没有敌人，没有恐惧，也没有危险，只有宁静的东方景色。在广岛原爆前的最后几个礼拜，我时常安心自在地在那里徘徊漫步。事实上，我连一声枪声也没听见。尽管我算是个幸运儿，我却一直为没能悲壮就义而遗憾。当然，就这次经验——或者该说没有经验——而言，爱迪的这个可悲的故事使我感触最深。当费勒坐在暮色中哭泣时，我觉得自己渺小、震颤，无话可说。
费勒站起身，拭拭眼睛，站在窗畔凝望着夕阳下的哈德逊河，河上有两艘身影模糊的大船正缓缓向海驶去。春风在麦克劳-希尔冷漠的绿色屋檐上低语。费勒又开口时，声音似乎来自远处，低吟着一首哀伤的老诗：
人所敬重的一切
存在于一时或一日……
前锋的吼声，士兵的踏步
枯竭了他的荣耀和力量；
无论夜晚有何光焰
冰冷的心已经饱足。
然后他转身对我说：“孩子，好好写吧。”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长廊，永远步出了我的生命。
我在那里逗留了许久，思索着迷茫而暧昧的未来，我还年轻，不该过于畏惧，但也没有年轻到在许多顾虑下仍坚定不移。我所看过的那些手稿也可以说是一种告诫，让我看清过高的志向有多么可悲——特别是与文学有关。我梦想成为一个作家，然而为了某种原因，爱迪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的心，使我首次憬悟到我内在的空洞。我是曾经到过很远的地方，但是我的精神仍是荒芜的，对于爱与死，我浑然不知。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接触到这两样东西，具体地表现在人类的激情和肉体上。我也不曾意识到我的体验之旅会在布鲁克林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展开。我只知道我要最后一次由二十楼搭乘绿色的电梯下去，走到曼哈顿区紊乱的街上，喝一杯加拿大麦酒，吃我到纽约以来所吃的第一块里脊牛排，庆祝我的解脱。
注释：
[1]马修·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兼批评家。
[2]德来登（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
[3]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诗人。
[4]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