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站在西风中颤抖着，喝杯茶，就这样迎接日出，而圣人之岛依然在晨雾中，躲避着太阳。这个岛上住着欧洲唯一不曾侵略他人的民族，但却被丹麦人、诺曼人、英国人占领数次；他们只派遣神父、僧侣、传教士，绕道经过爱尔兰，将底比斯[1]的苦行精神带到欧洲。一千多年前，远在大陆中心地带之外，这个边陲深深戳入大西洋，带着欧洲火热的心……
我看到许多灰绿色的旅行毛毯紧罩着的瘦弱的肩，许多严肃的脸庞，还有教士竖起的衣领上的许多别针，一根别针别着二三四根备用别针，来回摇晃着……瘦削的脸庞，劳累的眼睛，洗衣篮里的婴儿吸着自己的奶瓶，孩子的父亲在酒柜前枉费心机地纠缠着要喝啤酒。晨光慢慢印出雾中的白屋，信号灯朝轮船射来红白的光线，轮船在邓莱里港[2]缓缓喘气。海鸥前来问安，都柏林灰色的剪影浮现，随后却又消失：教堂、纪念碑、船坞、煤气厂。一些烟囱冒出一缕缕显得迟疑的烟，正是早餐时间，但这只是对少数人而言，因为此时的爱尔兰还在沉睡中，行李搬运工在下方码头揉去眼中的睡意，出租车司机在晨风中发抖。爱尔兰用眼泪问候着故乡，问候着归乡的游子。呼唤着的名字仿佛被抛来抛去的球一般此起彼伏。
我疲累不堪，蹒跚下船，随即登上火车，几分钟后，又下了火车，穿过阴暗偌大的韦斯特兰街火车站，往街上走去。一名年轻女子刚从一间黑屋子的窗台上把一个橘色的牛奶罐拿进房间，她对我微笑，我也报以微笑。
虽然我还未十分明白，但已察觉到早上七点至十点这段时间，是爱尔兰人沉默的唯一时段，遂决定不说自己那口破英文，因为不管我问谁，问什么，我只会得到简短无比的回答：对不起。如果我能像古老故事中的德国工匠学徒那样，在阿姆斯特丹询问一问三不知先生生与死、贫与富，我就能在都柏林询问对不起先生，当我发现自己不像那位令人羡慕的德国学徒一样天真时，还不禁郁郁寡欢。要是能问一问，该有多好：港口那艘大船是谁的？——对不起。晨雾中独自高耸的纪念碑是谁？——对不起。这些衣衫褴褛光着脚的孩子是谁的？——对不起。晨雾中公车后平台上，嗒嗒嗒嗒惟妙惟肖模仿机关枪的神秘年轻男子是谁？——对不起。那个一早拿着小棍，戴着灰色大礼帽，在晨风中骑马的人是谁？——对不起。我决定多依赖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自己的舌头和别人的耳朵，好好研究一下商店的招牌，并试着认出其中的会计、店铺老板、卖菜的小贩等——乔伊斯、叶芝、麦卡锡、莫洛伊、欧尼尔、欧康纳，甚至杰基·科根都来过这里，我只得承认那位高耸在纪念碑上，在清冷的早晨依然孤伶伶的人，当然不叫对不起，而是纳尔逊[3]。
我买了一份报纸和一份名为《爱尔兰文摘》的杂志，不由自主被一家保证“住宿与早餐合理”的店所吸引，决定先给自己点一份合理的早餐。
要是说欧洲大陆的茶色类似泛黄的邮政支票，那奥斯坦德[4]西面这些岛上的茶色就像俄国圣像画上的暗沉色系，泛着金色的光芒，直到牛奶染出一种有如喂食过度的婴儿肤色；在欧洲大陆，茶盛放在珍贵的薄瓷杯里，而这里，人们从破烂的白铁壶中把看似提神饮料的玉液琼浆倒进厚重且便宜得可笑的陶杯中。
早餐美味，茶也不负盛名，此外，还有一位爱尔兰少女招待你时无偿馈赠的微笑。
我翻阅着报纸，先是注意到一则读者来信，信中要求推倒高耸的纳尔逊雕像，换上一尊圣母像。接着又是一封要求推倒纳尔逊的信，一封接着一封……
八点了，周围的交谈多了起来，我也被卷了进去，大家接二连三和我交谈，而我只听得懂一个字：德国。我决定拿该国的武器——对不起——反击，当然态度肯定很亲切，以此回敬大方的女茶神免费的笑容，直到突然冒出的近乎雷鸣的一声咆哮把我惊醒。难道这个怪岛上的火车交通会如此繁忙？雷鸣持续着，逐渐变得清晰，从开头的惊人声势转为清亮，圣歌的激昂序曲从备餐直到领圣餐仪式都能清晰地听到，听来清澈澄明，直到最后一个音节消逝，乐音从对面的圣安德烈教堂传来，响彻整条韦斯特兰街，一如那些初次喝到的茶，一如我之后在荒凉肮脏的小地方，在饭店和壁炉前，还会再喝到的茶一般美味，这种动人魂魄的虔诚，令人印象深刻，在圣歌的乐音结束后，仍弥漫在整个韦斯特兰大街上。在德国，只有复活节或圣诞节礼拜后，才会见到人群从教堂中涌出；但我仍未忘记那个侧影鲜明、不信上帝者的话。
星期天早上八点，要打扰主人清梦还太早；然而，茶已经凉了，咖啡馆里弥漫着羊脂的味道，客人们抓起自己的箱子和行李赶公交车。我无精打采翻阅着《爱尔兰文摘》，断断续续翻译着读一些文章与小故事的开头，直到被二十三页上的一句格言吸引，不是德文作品，但看得懂，虽然翻译不出来，但比译成德文更好。上面写着，墓园中葬着许多人，若没有他们，这个世界无法生存。
单单这句格言，就值得我去一趟都柏林，我决定把这句格言深埋在心中，等着对我而言重要一刻的到来（后来，这句格言于我，有如一把打开混合着激情与冷静的钥匙，打开那种放肆的困倦，打开那种我常遇见的和狂热联系在一起的冷漠）。
偌大的别墅隐身在杜鹃花、棕榈和夹竹桃丛后面，我决定不顾鲁莽一大早打扰主人清梦，那里凉爽宜人，山峦隐然可见，还有一长排的树。
八小时后，一名德国同胞断然对我表示“这里什么都脏，什么都贵，您根本吃不到道地的Karbonade”时，我已在为爱尔兰辩护，尽管自己到这个国家才十个小时，其中还包括五个小时睡觉，一小时沐浴，一小时待在教堂，一小时和这位同胞争论，拿我的十小时对付他的半年。我积极地为爱尔兰辩护，以茶、圣诗、乔伊斯和叶芝来反驳Karbonade，我确实是冒着更大的风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直到回家好一阵子后，我才翻查词典确认那个词的意思。我在词典中读到：炸排条），当时只约莫觉得驳斥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种肉类菜肴，然而，我白费力气，因为到国外的人，不会在意自己国家的缺点——喔，在家千日好！——还是会对家乡的Karbonade念念不忘；
或许在罗马喝茶总会引人侧目，就像在爱尔兰喝咖啡会引人侧目一样，除非是在意大利餐厅。我放弃辩护，搭公交车回去，对电影院前大排长龙的队伍深表佩服，在这里，似乎到处都在排队。我想，早上他们挤进教堂，或挤在教堂前，晚上显然就到电影院；在一间绿色的报亭前，我又被一名爱尔兰女子的微笑迷倒，买了报纸、香烟、巧克力，之后我注意到一本书，搁在小册子间，白色的书名镶着红边，已经弄脏了，二手书只售一个先令，我买了下来。那是冈察洛夫[5]《奥勃洛莫夫》一书的英译版。我虽然知道奥勃洛莫夫的故乡在东边近四千公里处，但仍觉得，他和这个讨厌早起的国家，倒是显得很协调。
注释：
[1]希腊地名。
[2]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港口。
[3]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海军上将。
[4]比利时的西北部城市。
[5]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