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瑟瑟
杨罡近年的写作我较为熟悉，他每当写出一首诗就会发给我看。我会及时表达我的意见，好或不好我们无所不谈。我的意见他听得进，他不固执，有时他把一首诗改了多遍，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最初那一稿最好，我会说出我的理由，好在哪里，他改掉的是一首诗最能打动我的写法，而变成了一首在我眼里没有特点的坏诗。他本来很兴奋，被我泼了一通冷水后，也不沮丧，我也有耐心，我说服他改回原诗。下面这首《猛禽杀》就被他差点改掉了我欣赏的写法，这次他要出版诗集，我看还是保持了原样。
我恨不得亲手杀死它
那只可恶的黑色的猛禽
它不停啄食我的妹妹
它来去无踪
它来的时候
总是破窗而入
在北方之北，每一回
我都能听到
玻璃被瞬间击碎的尖叫
从赣西北，远远传来
然后我看到我的妹妹
蹲在她的小屋里
大声哭泣
那双在春天种下玫瑰的手
鲜血直流
她以鲜血直流的颤抖的双手
掩面哭泣
她手上的血，一滴到地上
就变为花瓣
那只黑色的猛禽
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它总是时不时地
啄食妹妹那张秀美的脸
并留下暗红的疤痕
啄食她那双清澈的眼眸
现在，那里已空洞无光
它还啄食她那颗善良的心
如今，那颗善良的心
早已分不清
何为善良，何为邪恶
何为幸福，何为希望
它甚至感觉不到痛
也感觉不到爱
它只能偶尔感觉到悔恨
当她悔恨的时候
它啄她的心就更为猛烈
它不停啄食我的妹妹
那只邪恶的黑色的猛禽
我恨不得亲手杀死它
——《猛禽杀》
杨罡的作品大部分我都读过，还不止一次读，这首《猛禽杀》第一眼就抓住了我。杨罡处理情感、语言与叙述的手法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叙述直接，不绕弯，第一句上来就是：“我恨不得亲手杀死它”，没有任何铺垫，正是由于他的直接，全诗一开始就有了凶狠的效果。
杨罡这首诗无疑为现代诗写作提供了一个样本，如何让诗直接进入诗的核心，而不在诗的边缘打转，直接有效地进入，不让诗停顿，他做到了。“那只可恶的黑色的猛禽/它不停啄食我的妹妹”，很快他就给出了诗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全部真相，但杨罡没有一味陷入对真相的阐述，而是抛开诗之外的逻辑去创造属于诗本身的那一部分——诗的想象在杨罡的写作里上升到了现实之外的高度。
猛禽与妹妹是诗的两个对立主体，而我是谁？我是在诗的开始与最后强调的“我恨不得亲手杀死它”的那个人。猛禽是“邪恶的黑色的”，这是诗人的叙述策略，给出一个喻体，然后不再回避喻体的本来面目，它是“邪恶的黑色的”猛禽，它的“破窗而入”撕开了妹妹的善，“啄食”的动作反复出现，增加了诗的残忍与血腥。
善与恶的对立，诗的叙述在一个基本的事实里进行，善恶厮打却不混乱，杨罡有条理地讲述，让读者明白了诗的现实。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隐喻，这首诗之所以写得惊心动魄，是因为杨罡抓住了损害与被损害之间的冲突，当损害到一定的程度，损害变得更加的凶猛。
杨罡的写作一直在口语的快感中狂欢，而这首诗却是在损害中达到了痛苦的狂欢。“当她悔恨的时候/它啄她的心就更为猛烈”，损害才是诗的真相。而善良、幸福与爱却已经麻木，或者沉溺于被损害的快感。
“我”目睹这场损害与被损害的游戏，“我恨不得亲手杀死它”是作为哥哥的真实意愿。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下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生活的事实。杨罡显然将诗从生活中拯救出来，高于生活不是什么技巧，诗的高度取决于诗人内心的情感有多炽烈。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心灵的角斗场有多大，诗的内部空间就有多大。杨罡营造了现代诗紧张的气氛，“它来去无踪/它来的时候/总是破窗而入/在北方之北，每一回/我都能听到/玻璃被瞬间击碎的尖叫/从赣西北，远远传来/然后我看到我的妹妹/蹲在她的小屋里/大声哭泣”，我们沉浸在诗的紧张气氛的扩张之中时，会以为他所写的是真实的生活，其实诗就是诗，诗与生活可以是两码事，只是这首诗在虚构中获得了真实的效果，让人误以为杨罡在写一段痛苦的故事，差点忘记了他虚构的细节，这正是诗人将虚构营造出真实氛围的策略。
读完全诗，我们不仅要追问：“猛禽”到底是什么？而妹妹又是谁？杨罡把形而上的写作引向何方？
对美的破坏，对善的侵害，对生活的占有，这样的遭遇我们常常面对，却无能为力，“我恨不得亲手杀死它”也只能是对恶的回应。站在恐怖主义向人类发出挑战的时代来理解这首诗，或许我们能读出更多真实的痛苦，诗中妹妹“鲜血直流的颤抖的双手”与她“掩面哭泣”的场景无不令人动容。
但杨罡不是一个煽情的诗人，或者他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了起来，他坚持以一种冷却的手法处理炽烈的情感，坚持以客观的叙述表达爱恨。正是这样客观的写作方式让这首诗达到了情感冲突与压抑的巅峰。
杨罡的虚构又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如今，那颗善良的心/早已分不清/何为善良，何为邪恶/何为幸福，何为希望/它甚至感觉不到痛/也感觉不到爱”，这样的表述如果在别处会显得轻浅，而在此处则有了沉重与无奈，让我们看到了被损害后的善，善永远在善应有的地方，“它只能偶尔感觉到悔恨”，而恶也在恶应有的地方，“当她悔恨的时候/它啄她的心就更为猛烈”。
杨罡难道藏有诗的秘密？他第一次发这首诗给我时是征求修改意见，他改了几稿均被我否定了，我相信他的第一稿是最好的。
“猛禽”是邪恶的力量，是黑暗的象征，而妹妹是美好与善良，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妹妹。形而上的写作包含了道德、正义与良知，更是人性深处对美与善的保护，对邪恶与黑暗的咬牙切齿。我们见多了这样宏大的人类主题式写作，但杨罡这首诗却写出了与众不同的效果。
杨罡并不是一个持续写作的诗人，他应该有多年不写或离开诗歌现场很久了，他与我联系上后，才有一定的创作量。一个人如果离开诗歌现场太久，要想尽快恢复对诗歌的敏锐感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丧失掉了诗歌的敏锐感觉，要找回来很难。
在我的印象里杨罡的写作并没有多大困难，他对诗歌的敏锐感觉一直在，并且还很强劲。这主要体现在他与语言的顺畅关系上，他不是一个为难自己的诗人，他的诗歌态度在有话要写的层面，这是一个把脑子里所想付诸诗歌写作的人，不绕弯，直接写下他想写的诗歌，他把诗歌变成舒服的或者与生活平等的表达。不像有些人把写诗这件事弄得神乎其神，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小到让自己变得痛苦不堪，大到丢了性命。
而杨罡的写作在我看来是生命里自然溢出来的一种状态，包括我特别欣赏的《猛禽杀》都是自然溢出来的作品，与他这个人的写作状态是贴身的，是一体的，不把自我的敏锐感觉与诗歌分离，而是紧紧贴在一起，是一个好诗人的写作习惯，或者说是一个人能否成为好诗人的前提。不为难自己或许是外在的，但杨罡本质上关注的是个体的真实感受与他内在的生命经验。
杨罡的作品还有一个自然的属性：吟唱与忧伤。他很大一部分作品呈现了一个中年男人畅快淋漓的吟唱与无所顾忌的忧伤。
他的诗骨子里有一股欢快或忧郁在涌动，他在《向日葵》一诗最后写道：“在灿烂笑容的背后/你心中那深埋的悲伤”，无论是忧伤情绪还是吟唱风格，都不属于当下诗歌的流行元素，但我相信这是杨罡骨子里的本来面目。通常我们说什么人写什么诗是有一定道理的，杨罡说他从小多病，他温文尔雅，我看他骨子里是忧伤的。他属于有自己的写作路数的人，这一点不让人担心。
北方的炼丹炉
高耸着，直指苍穹
冒着接天的乳白的浓烟
在凛冽的寒风中
寂寞燃烧
——《炼丹炉》
“炼丹炉”又是一个绝妙的诗歌喻体，而我要说的是杨罡敏感的心，他写的是怀乡病，但在异乡人的忧伤里渗进了小小的超脱，甚至在他的诗里有不少嘻戏与幽默。尤其是他近两年的作品越来越试图消解生活的压抑，而在消解中去创造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再看他的吟唱：
蟋蟀把歌声撒在花下
萤火把灯笼挂在草间
青蛙扑通跳进荷塘
黄狗趴在地上支棱着耳朵
爷爷咕嘟咕嘟抽着水烟
奶奶有一阵没一阵摇着蒲扇
梨树下横着那张竹榻
竹榻上躺着那个少年
那个小小的少年啊
正仰望着星空
——《梨树下》
典型的乡村谣曲，透出淡淡的少年的生命体悟。杨罡本人好像也偏爱这类作品，这可能与一个从小多病的乡村少年的生活有关，也可能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少年的成长有关，其实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生命体验与成长过程中的人文影响。
记录个体生命的人文感受，包括生活与历史场景的记忆，是诗歌作为人类情感的载体不可回避的路径。杨罡在少年时浸染的忧伤之美延续到今天，恰是他忠于个体生命从而回应命运的体现。
而杨罡的嘻戏与幽默消解了生活的无聊，与我所说的“卡丘主义”美学原则保持了一致。他作为“卡丘主义”诗歌群体中的一员，创造了他的认知与有趣。
电剪的吱吱声一会儿就停了
女理发师把白色的围布轻轻一掀
白头发与黑头发一股脑掉到地上
中年男人顶着光头走出了发廊
铺天盖地的夜色，如此温柔
立刻还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
——《亚历山大与女理发师》
《亚历山大与女理发师》一诗还原了生活的现场，有趣的对话让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重与压抑，从一个角度消解了《猛禽杀》的痛苦与无奈，让诗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支点中找到了平衡。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后现代性“卡丘”式叙述与形而上的隐喻式批判。
从这部诗集看来，杨罡既有痛苦的批判，又有欢快的吟唱，更有无边的嘻戏与幽默。为什么我没有建议这部诗集叫做《猛禽杀》而建议叫《亚历山大与女理发师》，因为我觉得他这部诗集更多时候是在生活的现场表达他的态度，而不是在隐喻中批判。虽然我很欣赏一个诗人常怀“猛禽杀”之心，保持对生活的怀疑、消解与批判的态度，但杨罡毕竟属于他自己，任何评论都只能佐证他在某一阶段的写作。
杨罡还会写出什么好玩与有趣的作品？或者他还会拿出更猛的“猛禽杀”？对于他这样把写作与自我贴身的人，二者都有可能。
2015年11月15日于北京树下斋
周瑟瑟，湖南人，现居北京。著名诗人，小说家，卡丘主义诗歌主要倡导者，纪录片导演。著有诗集《尘世的礼物》《私有制》等9部，长篇小说《暧昧大街》《中关村的乌鸦》等5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