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单读：能否形容一下你的学生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都是社交媒体一代，他们的生活是全球化。不过，虽然中外社交媒体的外观是一样的，但它们的内核不一样，这是否形成了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
克莱·舍基：在西方，上网可以使你享有一系列的自由，这是你现实生活所享有自由的放大。在中国，上网使你拥有的自由是新的，你上网时所享的自由与你现实生活中所享自由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在高考之前，中国父母想让你专心学习，而学生们则想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高考。一些是有关政府规定的，另外一些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孩子们生长的环境与父母生活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差别，孩子看到的、做到的事情在他们父母的那个时代是无法做到的。中国技术的发展走向也很有意思，开始有点落后，随后飞速发展。
单读：你有十七年的教龄了，学生越来越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谈一谈他们的变化？
克莱·舍基：当我2001年在纽约大学授课时，你不能确定研究生班上的学生是否都有笔记本电脑，那时候的信息基础设施还不是那么发达，那时候还是用个人计算机，个人对科技的控制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然还处在早期，主流媒体还没有拿社交媒体当回事。随后是以聚友网（Myspace）为代表的中间阶段，那是“网景”上市的时候，人们意识到它的意义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加重大，人们可以跳入其中，用它做事。这也是我在《认知盈余》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因为我是在那个阶段日渐明朗之前所写的，真正成功的服务将变得非常强大，远比它的竞争者强大，这种权力的中心化将塑造所有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第三个阶段。2011年、2012年的学生非常沉浸于社交媒体，已经没有做大事的想法。Twitter、Facebook在美国已成为基准平台，他们是参与者，而不再像十五年前是创造者。这一认识在现实中是真实的。
单读：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了学生的思维和创造性，是变得更聪明，还是更傻？
克莱·舍基：和任何发现一样，有聪明的地方，也有傻的地方。有关学生的智力问题，最大的变化是软件已经很好，艾伦·厄尔曼（Ellen Ullman） 在《接近机器》（Close to the Machine）中写道，软件越好，说明软件设计者认为你越愚蠢。这是一本有关软件设计的最好的书。我们那个时候要让机器运作起来必须是极客。我的女儿通过Skype和世界各地的朋友通话，但她不能解释这是如何运作的。另一个心理上的变化是，我的学生们的态度很被动，认为其他人会发明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或者能被发明的东西都已被发明了。令人感到悲伤的是，这种态度是有现实支撑的。在中国，你有BAT（中国互联网公司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首字母缩写），我的学生们的兴趣在于参与其中，把新的方式用在他们想做的事情上，但他们是用户，而不是制造者，在十五年前，人们认为自己是工具制造者。
单读：你谈到第三阶段比以往更加中心，如何打破它？或者这种局面对于我们是好事吗？
克莱·舍基：在许多方面，中心化的问题是互联网最重要的社会、商业、政治问题。我和我的同事十五年前在这件事情上曾犯过错误。当Napster（美国在线音乐服务）出现时，它说，歌曲已经在那里了，它只是在分散在互联网各处。我们当时认为，这种模式是非中心化的，因为它到网络边缘去获得音乐，只是音乐清单表被中央化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指针的中心化就是权力所在。Google新闻的运作方式和Napster是一样的，对传播的新闻进行指数化，但权力属于那些可以告诉东西在哪里的人。百度和Google之所以那么有权力，是在于人们依赖它们知道所有其他事情。中心化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使新服务更高效。我想，我们不会从数十张不完整的地图中获益，拥有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不过，中心化的商业和政治风险是非常重大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逻辑允许每个节点参与获得和生产信息，这种非中心化使那些帮助组织材料的人拥有非常不对称的权力。如果一家公司运营着大部分的电子商务业务，另一家公司运营着大部分的搜索业务，即便人们最初可以从中获益，但随着整个系统的成长，非常明显，将会有阿里巴巴、百度、亚马逊、Google在有利于它们而对我们不利的事情上做出选择的时刻。在我的社区里，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在技术上得到解决。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力对百度和Google们说，你们不能做你想做的那件事，那件事对你有益，但不利于大众。我对政府干涉感到悲伤，政府很容易被有权力的内幕人士所劫持。另一方面，我认为竞争是不足的，Facebook没有竞争对手，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家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单读：硅谷的大佬们就像19世纪的J. P.摩根、洛克菲勒？
克莱·舍基：是这样的。许多人将他们与上世纪20年代镀金时代的大亨们做比较。这些大亨控制了通讯、生产、运输的基础设施，发了大财。现在，大佬们控制的是对内容、商业和社交生活的数字接入。他们是靠管理并使这些数字资产有用而发大财的。在一些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以约束这些公司。消费者的抗议和商业竞争的威胁看起来都无法使Facebook与客户的利益保持一致。在政局稳定的国家，了解这个情况，找到与这些少数几家垄断企业共存的方式是互联网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政局不稳定的国家，互联网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比如利比亚、叙利亚。
单读：所以，你不认同“创造性的垄断”概念？
克莱·舍基：不，我不是不同意创造性垄断，这个概念是真实存在的。在许多时期，垄断公司进行了很了不起的创新，其中的根源就在于它们是垄断公司。我的朋友鲍勃曾说过，做基础研究的组织是垄断组织或者那些认为自己是垄断组织的组织。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激光、通讯卫星、半导体，施乐公司发明个人计算机、局域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明了尤尼斯（Unix），这个操作系统运行在所有电话、云上的服务器和在这之间的所有东西。这一切都非常了不起，但从长期来看，垄断企业会在它的核心业务领域限制创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没有进行重大改进的领域是它的电话网络，电话在过去三十年没有增加任何功能。我对于实现这方面的平衡没有好的想法。这些巨人公司现在是在自我管控模式之外的地方运营。
[三]
单读：从网景到Twitter、Facebook，你目击了不同浪潮的变动，下一个浪潮是什么？
克莱·舍基：我很早以前曾经预言Twitter将大有前途，人们当时只是嘲笑我，直到有一天他们停止了嘲笑。所以，许多人问我接下来的一个潮流是什么？我很长时间都在说我不知道。我对近期潮流的回答是“GitHub”，它是一个给程序员在写作程序时相互协作和相互交流的工具。GitHub是在Wikipedia之后所创造的首个真正起到效果的合作模式。你可以看看小米所做的事情，小米公司在创立后的一年半里并没有制造硬件，它在改进它的安卓系统，它的首批100个用户是消费者，这是一个类似GitHub的合作模式。GitHub将把创新扩展至网络的边缘。
单读：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领域的领导人过去是盖茨，现在是马克·扎克伯格，下一代领导人的素质和思维方式有何变化？
克莱·舍基：主要的公司领导人的一个持续特点是他们是工程师出身。不是工程师出身的人也能创办成功的公司，但那些为其他公司定调的公司的创立者是在很深层次上知道机器如何运作的人士，这是一个持续的特点。马克·扎克伯格不是一位认识到社交网络重要性之后再雇别人来写程序的人，他自己创造了Facebook。世界已从资本告诉技术应该如何走，变成了技术告诉资本如何走。微软、Google、Facebook创立的首要事情是写好软件，随后再让资本进来。聚友网输给Facebook是因为默多克收购聚友网，他认为这是一家稳定的公司，有着忠实的用户，但他不明白的是，当他停止为公司的技术发展投资时，聚友网自收购之日起就被他切断了氧气。以工程师为中心是一个持续的特点。不同的是，你想让机器加上什么东西。以盖茨的微软系统来说，他们需要搞明白机器是如何运作的，并不需要让机器运转得非常好。就苹果公司而言，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能够让个人用户更好地使用电脑，他们意识到如果给用户一个他们喜欢的界面，他们会选择价格更高的电脑。苹果是工程师加个人。Facebook则是工程师加社交，马克知道使用他产品的群体的关注点是什么，复杂性和先进性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