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新华日报》就开始在南京筹办。后来，由于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国民政府要迁都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便转移到汉口进行。当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正式出版。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也在武汉与读者见面。这是中共第一次在国统区发行党报和党刊。
除了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未谈拢外，此次谈判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周恩来一行与邵力子、张冲热情告别，离开庐山，飞往上海。蒋介石也于7月20日自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人员，商讨抗日之策。
有人可能不解，“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6年，为什么在东北沦丧、国难当头之时，蒋介石对日本忍气吞声、妥协退让，与共产党和谈时却得寸进尺、毫不退让？
如果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角度考虑，对此也不难理解。慈禧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折射出这种心态，即宁愿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甘于偏安一隅，甚至宁愿做日本人的傀儡政府，也要对共产党兵戎相见、赶尽杀绝，不愿与共产党分享天下。
因此，蒋介石始终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担心心腹之患未除，又与比自己强大的日本交恶，会造成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面对日军的一次次挑衅，他一直坚持“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只是被动应战，决不主动求战。可以肯定，如果日本只满足于在东北经营伪满洲国，不要贪得无厌妄图吞并全中国，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相逼，逼得蒋介石无退路可走，他绝不会竖起抗日大旗，自然不会有庐山这一番慷慨激昂。所以，说蒋介石“消极抗战”，一点也没冤枉他。
从这个意义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摆脱被国民党迫害的天赐良机，也是中国共产党充分伸张民族大义的天赐良机。
1964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见智见仁，解读不一。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骄傲的胜利者举重若轻式的诙谐幽默，当然不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者。
【同仇敌忾】
此时的中国，烽烟四起。
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华北，国民党二十九军将士奋力英勇抵抗，华北乃至全国民众强烈要求抗战，反对动摇妥协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将领和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要求抗战。蒋介石表现出强硬态度，开始调兵遣将增援华北，并向河北、山西和绥远投入大量的兵力，以阻止日寇的进攻。全国上下展开一致抗日的行动。
7月26日，周恩来一行从上海返回西安，立即把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详细情况电告中央，并对下一步国共合作事宜提出建议。
7月27日，刚接替顾祝同代行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奉蒋介石之命面见周恩来，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迫于日军的全面进攻，需要共产党协同配合，遂机敏地说：这没有问题，国民党应当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蒋鼎文回答：我立刻向委员长报告，争取尽快发表。
第二天，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详细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商讨如何利用此时机迅速推进国共合作，决定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立即集中陕西三原进行改编，出师抗日。同时决定，不再征求蒋介石意见，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短短几天，局势急转直下，华北战事日趋紧迫。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沦陷，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
蒋介石深感形势的严重性，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他令张冲给中共中央拍去邀请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这是蒋介石首次秘密邀请中共商讨国防和抗日问题。
此时，周恩来正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与朱德、彭德怀安排红军改编事宜。根据中央的意见，他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他与朱德、叶剑英同去；如系谈话，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复电说召开国防会议。
8月3日，延安的毛泽东、洛甫紧急会商后，电告云阳的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如下问题：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周恩来与同在云阳的朱德、林伯渠、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商议后，拟定了《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的意见》，8月4日电告延安。这两份意见提出，抗日战争的方针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去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次日，周恩来收到洛甫、毛泽东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按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8月6日，周恩来、朱德从云阳红军前指总部到达西安。9日，他们偕同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的叶剑英和从云南来的龙云等，同乘一架飞机抵达南京。邵力子和张冲等人亲到机场迎接，并设欢迎午餐招待周恩来一行，这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破天荒的事。
8月11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的谈话会上，周恩来和朱德代表中共分别作了发言。对周恩来，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并不陌生。但朱德出现时，会场上出现小小的骚动，与会人员伸长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住朱德。
自南昌起义以来，在国共两党的十年较量中，朱德已成为国民党眼里的一个神话般人物。有把他描绘成三头六臂、呼风唤雨的神人，也有把他丑化成青面獠牙、豹头环眼的恶煞。见了面后，他们对这位慈祥中透露着威严、憨厚中折射出刚毅的老对手肃然起敬。
在谈话会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在当前的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一线或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
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共提出的战略意见，对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日后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也产生积极的影响。难怪国外一位资深的军事评论家在评论周恩来时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智谋超人的军事战略家。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攻上海，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战火已燃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带。
焦灼的蒋介石知道，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日子已经来临。为了能调遣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他同意中共的一些重要意见，同时还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骚扰和箝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国共两党高层谈判长期拖而不决的状况，也在共同抵抗外敌的形势下迎刃而解。
8月1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南京再次谈判，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编一一五师、一二O师和一二九师。蒋介石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中任职，只在总部和3个师之间各派联络参谋一人。争执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中央，并建议至少应派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中共中央当即同意这个建议，并派由红一军团改编成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为先遣部队，日内出动。
从8月下旬起，改编后的八路军3个师主力，陆续由陕西三原、泾阳向韩城芝川镇和禹门口一带集结，并在此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4.5万名红军将士挥泪告别红军帽，开始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60年后的1996年8月，在当年八路军出师抗日、东渡黄河的芝川镇，在面对黄河的山梁上，竖起一座造型别致的纪念碑。3根立柱，共同托起一个红星军帽。碑上，镌刻着14个溜金大字：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征抗日纪念碑。这是萧克将军90高龄时亲笔题写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享年101岁。当年，身为一二0师副师长的萧克，与贺龙、关向应一起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中华民族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在看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时欣慰无比。1937年9月29日，他在延安窑洞晕黄的灯光下，一边吸着粗劣的卷烟，一边奋笔疾书《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文章中说：
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