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注中国模式的内涵及本质特征的观点
2011年5月，国外学界就中国模式“属性”展开争论。2011年5月16日哥伦比亚《一周》周刊网站发表哥伦比亚麦德林行政、金融和技术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的文章，题目是：有“中国式资本主义”吗？文章概括了社会学界和国际贸易学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焦点：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还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以政府推动固定资产为特色的其他发展模式？这是关注中国模式本质特征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者认为，这种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存在中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争论，在当今世界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这关乎中国如何与西方传统经济大国进行互动。中国模式“属性”问题为什么重要呢？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作了如此分析：如果中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发展，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竞争对手；如果中国以其他经济模式发展，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国际掠夺者。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分析道：从定义角度看，财产私有和市场的自由运行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私有企业在市场上对资本、服务和商品展开竞争，按照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其终极目标是获取利润。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国家的作用仅仅是制定游戏规则（如遏制垄断），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国家才会干涉市场。然而，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太一样，中国到底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采取什么方式，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认为，这对其他国家来说非常关键。
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还概述了2011年出版的一期《组织管理研究》杂志就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问题展开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或国家控制的企业，中国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和西方国家并不相同。有学者将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命名为“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央管理的资本主义”。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形成的看法，政府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在中国，政府是国家的中心，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关键领导人注定要在国家层面发挥核心作用，中央管理机构就像一个伟大的经营者，对它来说，政治是凌驾于市场之上的。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政府集中管理和计划的经济，目标是保持和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抵御全球经济下滑对中国造成的连锁反应。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中国政府的频繁干预可能是过渡性的，这些干预只是防止经济的快速下滑。[5]
以上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研究分析说明，由于在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和语言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之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建设事业，西方人只能对中国模式比较表象的方面作出比较客观、全面的概括，而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深度把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外学者和其他各方面的人士，很难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王岐山副总理在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说的一件事也能说明问题：他说，外国人不理解“小康”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后来跟他们说，“小康”就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几个方面都无忧无虑，外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可见，文化差异也是外国人很难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国内学者（媒体）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概括
较之国外学者和媒体，国内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把握显然要全面、系统、深刻、准确。这里引述三篇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文章的基本观点。
1.程恩富对“中国模式”内涵的概述
程恩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并发表了有见地的观点。他与辛向阳研究员合写的《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一文，对中国模式的内涵作了完整表述。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程恩富、辛向阳从四个方面就中国模式的内涵作了完整表述。第一方面是经济制度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所谓“四主型制度”：一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并重的制度；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在廉洁、民主、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四是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方面是政治制度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主要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本质体现。第三方面是文化制度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程恩富、辛向阳认为，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根本要求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第四个方面是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程恩富、辛向阳认为，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首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不断健全。其次，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建立了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利保障机制。[6]
笔者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最全面、系统和最富有启发性的表述。这种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明确表达基本观点的做法，笔者也很欣赏。并且，就程恩富、辛向阳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和他们在学术方面的成就看，这也可以视为国内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之一。
2.其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的表述
在《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体现》一文中，包心鉴对“中国道路”的内涵作了如下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进程及其有机统一。作者在该文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作了进一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经济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这一政治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文化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本质和核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社会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7]
笔者认为，包心鉴对“中国道路”的内涵所作的解释，与程恩富、辛向阳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表述没有根本性区别。可见，国内学者在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方面，都难以回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在总结概括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