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在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仅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构成障碍，而且加大了农业的内耗，降低了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生产水平。发达国家都把农业机械化作为一种劳动力替代手段，随着农业机械增加，不断替代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便离开农业进入其他部门，创造更多财富。但长期以来，中国这两种过程没能同时进行，势必造成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机械装备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大量农田作业靠人力、畜力，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利用率又很低。2001年，拖拉机几乎平均每马力一年耕地仅9亩，只相当于1956年的1/8。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大量滞存，影响了农业及工业生产和效益，制约了国民经济总体效益的提高。在世界上，中国只能以低收入形象站在低收入国家行列中。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129位，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究其原因不是工业部门落后，而在于农业效益太差。中国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于一般低收入国家水平，每个制造业工人所创造的净产出尽管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但比一般低收入国家要高出整整50%。而中国农业劳动力个人净产出却少于一般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仅为1：3。因此，在中国，尽管非农业部门劳动者个人产出较高，但这一效益被农村巨大人口的“分母效应”完全抵消。
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最大的资源浪费也是人力资源。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力资源大量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巨大社会财富的不断流失。中国作为一个自然资源长期紧张与人力资源极为丰富、工业资本相对稀缺与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特殊国情的大国，如果不能充分开发，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的话，不仅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劳动力的巨大过剩反过来却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沉重包袱。
1.3 汹涌而至的灰色浪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未来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已成定局，而且一直要持续到21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人口老龄化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过渡阶段，从1985年到200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从5562万增长到88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5.3%上升到7%。届时，中国将步入老年型国家行列。
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从2000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老年人口将从8883万增长到1537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7%上升到10.5%。由于出生率趋于稳定，以及1949年以后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尚未完全进入老年期，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速度还相对缓慢，但仍快于发达国家，大约同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同。
第三阶段为高峰阶段，从2020年到2050年。这是人类史上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的峰巅。预测到2050年，由于1949年以后三次生育髙峰期出生的人口全部进入老年期，老年人口将由2020年的15378万增至2446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将由10.5%上升到15.8%。
中国人口加速走向老龄化将对其经济发展包括生产、消费、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等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积累和消费矛盾突起。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变化的劳动力供给对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需求对消费的影响。21世纪20年代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劳动力资源丰富。15-64岁人口达到峰值是在2015年，占总人口约70%。面对庞大的劳动力队伍，经济的发展如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全社会产量，减少经济负担，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便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增加经济负担，影响社会安定。
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必然要求增加相应的生产资料，需要较高的投资率；较高的投资率要求较高的积累；积累高，积累的互补对象——消费就得降低。而随着老年人口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增加，用于在业人口消费比重势必就小。由此可见，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将使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消费基金内部分配的矛盾尖锐起来。这些矛盾现在已经存在，它们在21世纪里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这将是未来中国人口经济方面的一大难题。
人口老龄化阻碍产业结构转变。先前为扩大就业而增加的生产资料将有很大一部分要闲置，产生浪费。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不断变化，消费结构也在变化。消费结构变化引起生产结构变化，生产结构变化使投资方向和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产业结构变化要求劳动力流动，要求劳动力技术水平与之相适应。产业结构变化所需的劳动力除了增加年轻劳动力外，还要随产业结构变化而转移劳动力，在接受新职业培训之后流到新产业中去。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培训费和效益问题，另一是劳动力年龄结构到那时已经老化，而转移的劳动力又都是老化劳动力中的高龄者，他们惰性强，较保守，流动性差，学习新技术也较困难。根据预测，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已高达37岁，45-59岁高龄者劳动力人口在15-59岁劳动力人口中已占34%。这些问题对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非常不利。届时，将出现合格劳动力短缺，不合格高龄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发展缓慢、失业或潜在失业增加。这是未来中国人口经济将面临的第二难题。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反差。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但经济水平很低。按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中国经济水平很不适应人口老龄化进程。如巴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6%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000美元，而中国在老年人口达到8%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300美元。以色列老年人口在达到10%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5000美元，而中国在200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000美元。联邦德国在老年人口达到19%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2000多美元，而中国老年人口达到同样水平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是2000美元。中国很难有发达国家那样的雄厚物质力量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1.4 人口质量：经济起飞的最大瓶颈
人口素质低难以适应现代化需要，更遑论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中国长期形成的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基本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低工资，多就业”的格局。此外，知识分子、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从事体力劳动也形成了惊人的人才浪费，违背了“人尽其才”的原则，使中国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产业转移”的初始阶段，难以迅速逼近经济起飞“临界线”。由此可见，低劣的人口素质已严重构成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瓶颈。
中国人口素质现状特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总人口文盲率高。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总人口12.9亿，其中，文盲、半文盲人口高达1.8亿，占总人口的1/5强。与1982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扫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从分年龄文盲率看，2000年，15-19岁人口中，有5.3%文盲半文盲。随着年龄段提高，文盲半文盲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在60-64年龄组中，文盲率竟高达61.9%。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每年新产生文盲半文盲人口绝对量在增大。中国6-14岁不在校儿童为3374万人，占学龄前儿童的19.1%，这预示着新的文盲（15-19岁）还在不断产生。
2000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的1.8亿文盲、半文盲是以自己申报为准，这并不表明申报脱盲人实际已脱盲。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对脱盲标准做出了较严格的规定，个人脱盲标准是，农民需识1500个汉字（企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需识2000个汉字），能够看懂浅显通俗报刊，能够记简单账目，能写简单应用文。按照这样脱盲标准，有关部门在一些地区农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成人仅有20.8%、女性成人只有13.3%达到了脱盲标准。如果以这一调查推断全国，总人口中有8亿（包括少年儿童）还没有达到脱盲。这一推断虽然过高，但即便把上述脱盲人口缩小一半，中国仍有4亿人口没有脱盲。
文盲半文盲在农村分布广泛。按城乡差别的文盲半文盲人口状况看，2000年，中国市、镇、县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中，市为2034万人，占11.2%，镇为748万人，占4.1%，县为15442万人，占84.7%，农村文盲、半文盲人口数是城镇的5.54倍，大大超出城镇文盲半文盲人口数。考察城乡文盲人口现状时，一般都把重点放在15-49岁青壮年文盲人口上，因为这部分文盲人口是劳动力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文盲人口的多少，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直接制约文盲人口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15-49岁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人口约90%分布在农村，占农村文盲人口总数的42.5%。
人力资源素质差。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全部在业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者（含大专）仅占1.59%，高中文化程度者（含中专文化程度者）占9.0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26.5%，小学程度者占42.27%，文盲半文盲占20.61%。在业人口的绝大部分分布在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上，还有相当数量在业人口分布在文盲和半文盲上。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在业人口还停留在低级知识型结构阶段上。目前，日本初中入学率在99%以上，高中入学率达92%，大学入学率近40%。由于中国高等教育不发达，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602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60%。而1987年，下述国家在校大学生占其人口比重分别为，美国5.24%，日本2.02%，法国1.47%，英国为0.98%。
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职工队伍差距也十分悬殊。中国职工队伍文化水平结构基本上呈上尖下宽金字塔型，而俄、日都呈两头小、中间大的鼓形。由于工人队伍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许多人无法胜任自己所负担的工作。据最近有关部门对中国2078万职工调查，80%职工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8%，小学程度占30.6%。从操作技术水平看，大多数工人技术等级在三级以下，约占职工总数70%。中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技术工人平均技术等级也只有二级半，不少工人技术水平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需要。至于农业劳动力中的问题就更为严重。
中国现每万人中只有科技人员0.6人，1998年，工业系统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3.7%，而前苏联已达到30%-40%。每万人农村人口中，中国技术人员4人，日本18人，美国平均每70名农业劳动力中就有一名农业大学生。日本50%的青年农民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农业行政人员均具有大学文化水平，而中国青壮年农民中，大学文化程度者只占0.1%，中学文化程度者占30%，小学文化程度者占40%，还有30%左右的文盲半文盲。中国科技队伍中，农业科技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农业技术人员奇缺已成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大困难。2000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2400多所，其中，农业院校只有57所，占院校总数的3.6%，在校学生8.7万人，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6.2%。而目前，前苏联共有高等院校859所，其中，农业院校100所，占院校总数的11.6%，在校生达48万人，是中国的5.5倍。中国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大国，这么一点农业科技人才，远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总之，中国人力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但人力资源质量低下，文盲人口众多，知识劳动者比例太小，远未形成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以活劳动的大量投入来弥补物质投入不足的传统工农业增长方式已到达临界点，随着经济结构转换，中国劳动力丰富不仅不再是优势，而且过剩劳动力已成为威胁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丰富而低下的人力资源已成为与国际竞争和未来发展的沉重经济负担。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提倡尊重知识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带有极其深远意义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