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贿赂，最能体现领导干部弘扬正气、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为官操守。作为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公职人员，难免会被许多人“盯上”，要么攀交情，要么送好处，要么借各种名目行贿送礼，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我所用。面对他人的“盛情”，一些干部常常自叹“难却”。其实，“送”不过是客观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得”。如果我们能够廉政自律，将送钱、送物的人拒之门外，腐败自然不会再找上门。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清醒认识，对各种送钱、送物来者不拒，进而发展到收受贿赂，终将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那些因为受贿而落马的官员，又有多少不是被“人情”、“薄礼”拉下水的呢？
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
这句话出自唐代陆贽的《陆宣公集》。意思是，人们之所以向官员或上级行贿，并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因为行贿对会个人有利，而不行贿又有所顾虑。
陆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来，陆贽是唐代的一名高官，他品行端正，为人朴实，一生清正廉洁。早在他担任华州郑县县尉时，曾东归洛阳探望母亲，顺道拜望了当时名重一时的寿州刺史张镒。张镒非常赏识陆贽，和他结成了忘年交，临别时还赠陆贽不少钱物，说：“请拿这点钱作为令堂大人一天的费用。”陆贽一再道谢，却分文不受；为了不辜负张镒的一片盛情，他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盒新茶。张镒对陆贽的表现更加敬重，断言他是一位贤士。后来，陆贽任中书舍人。他的母亲去世后，朝野上下无人不给他送礼。但是，他依旧没收分文。
陆贽担任宰相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当时，一些藩镇倚仗手中的权力，称雄一方。一些官员不敢得罪他们，违心同藩镇交往，而藩镇为了随时掌握朝廷动态，也总是用厚礼拉拢朝官。陆贽自然成了众多藩镇拉拢的对象。于是，重到金银，轻至鞭靴，纷纷给他送上门来，而他还是一如既往，一概谢绝。
陆贽的清正廉洁传到了德宗皇帝李适耳朵里，德宗很不以为然，下了一道密旨，责备陆贽过于谨慎，到了不通人情和不懂得如何处理上下关系的地步；并告诫陆贽：“如不接受贵重财物，细小物品接受一些也无妨啊。”
陆贽得到密旨，立即给皇帝上疏，表示不敢接受皇帝的旨意。陆贽说：“人们之所以向官员或上级行贿，并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因为行贿对会个人有利，而不行贿又有所顾虑。”还说：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因为“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所以“绝利去贿者，莫先于君主”，只有君主率先垂范，才能使朝廷大臣乃至各级地方官廉洁守法。
这就是“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一语的由来。
由此可见，陆贽是一个官场明白人，知道人们送礼并非出于真心，而是迫不得已。明白这个道理，陆贽才会不领情，才会拒绝受贿。
然而，官场上也有一些“糊涂官”，或假装的“糊涂官”，总是认为对方给自己送礼，那是出自真心，出自哥们义气和亲情。例如，2006年初，庆安水库被列入国家除险加固计划，江苏省政府为此投资了8500万元，有人便盯上了这块“肥肉”。其中负责水利建设的两名干部梁某和张某，在工程招标中收取了巨额贿赂。两年后，梁某、张某分别被以受贿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在辩解贪污原因时，他们这样辩解：“行贿人都是含泪让我把钱收下的。”
看了他们的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其实谁都明白，行贿者为什么要“含泪送礼”，又有哪个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礼送给一个贪官？如果贪官手中没有权利，如果贪官能公平执法，正常履行职责，人们会给他们行贿吗？老百姓给贪官送礼，是因为贪官手中有权利，是因为贪官可以凭手中的权力为人办事。老百姓因为要找你办事，你不给办，或不尽心尽力地办，才不得不给你行贿。这样的道理，难道梁某和张某真的不明白吗？就算你给老百姓办了该办的事，那也是你的职权所在，你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给的，给老百姓办事就是应该的，为什么你需要老百姓“感谢”你？所以，梁某和张某的辩解，真让觉得可悲。
人们为什么要给贪官送礼，这里还可以通过2000年3月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案例上做进一步剖析。晏某是胡长清贪污案中涉嫌行贿而受审的最著名的一位私企老板。他创办的企业有28家分公司，员工近千人，因成绩突出，还当选为省工商联副会长。晏某与胡长清相识后，多次给他送钱送物。晏某在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这样解释给胡长清送钱的原因：“我送钱给胡长清，真实原因是想跟胡长清建立感情，今后找胡长清给我办事更方便。”果然，晏某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只给胡长清打个招呼，立即就有了圆满结果。
还有一个李某，是一位“董事长”，自从认识胡长清后，两人成为好朋友，对胡长清的索贿便有求必应。当检察机关询问李某为什么要送钱给胡长清时，李某说：“我送钱给胡为的是与胡搞好关系，以后对我生意有好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私营企业主要向胡长清行贿？有人分析道：尽管私企发展迅猛，但由于在人才、资源、社会地位上许多私企无法与国企抗衡，使得一些私企老板心生不平，另辟蹊径，于是把目标瞄准了官员队伍。他们利用私企在企业运作中的灵活性、资金出入的自由度、财务审计的随意性上具有的客观“优势”，对他们“瞄准”的领导干部采取银弹攻势，不惜一掷千金，腐蚀公权人员，大搞权钱交易，以此来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以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
向胡长清行贿金额最多，把胡长清的贪欲胃口撑得很大的周某，曾表述了自己行贿的心态：“我记得谁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啊，一是用针刺自己的肉很痛，二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别人很心痛。”因为有这种“针刺般”的疼痛感，周某心里便把与胡长清的关系即看成是一种赤裸裸的钱权交易关系，他把这种关系比喻为“互相钓鱼”：“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则皆鱼，我则钓之。”因为有了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周某不断要求胡长清提供“服务”，胡长清因为得到了周某的“好处”，也成了周某的钩上“鱼”。
由此看来，私营企业主向高官行贿，完全不是出于真心，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贯穿其中。他们咬着牙行贿官员，决不是凭着什么私人交情，而是另有目的。如果胡长清也像梁某和张某那样，自认为人家是“含泪送礼”，自己不得不收，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贪污是可怕的，更可怕的些贪官在贪污之后，仍然执迷不悟，并把责任推卸掉，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他们试图通过“可怜兮兮”的样子，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受害者”和“弱者”，以博取同情，开脱责任，这无疑是徒劳的。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这句话出自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盗泉：在今山东省。嗟：不礼貌的招呼声。全句的意思是：品德高尚的人不会喝盗泉的水，廉洁清正的人不会吃别人带有侮辱的饭食。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盗泉，是春秋时期山东省泗水县某处一眼古泉的名称。它的成名原因，据说是因为当时曾有一伙强盗占用过这一眼泉水，人们便称它是“盗泉”。盗泉，还与孔子发生过一段渊源。先秦著作《尸子》记载，孔子四处讲学时，曾经路过盗泉，当时实在渴得不行，弟子劝他去喝附近的泉水，他却因为泉水的名字为“盗泉”，决不前往，宁愿干忍着。后人认为：孔子忍住一时的口渴，不饮“盗泉之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是对“盗”的鄙视，而用自己的行为，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后来，盗泉之水用来比喻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东西或不义之财。不饮盗泉，则比喻为人正直廉洁。而“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则成为无数人警示自己的格言。
“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嗟来之食”，这句话出自《礼记·檀弓下》：“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五回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有一年，齐国发现了严重的饥荒。有一个富人叫黔敖，他在路边准备了一些饭食，以免费供应给饥饿的行路人进食。有一位饥民，实在饿的不行了，他经过黔敖施舍的地方，用袖子蒙着脸，四肢无力，连路都走不动了。黔敖见状，一手端着干食，一手端着粥，冲他喊道：“喂！过路人，撑不住了吧？快来吃！”谁知，那位饥民朝黔敖瞥了一眼，不屑地说：“不必了，我就是因为不吃你们这样的‘嗟来之食’，才落到这个田地的！”黔敖一听，顿觉脸红，立即追过去赔礼道歉。但那位饥民还是没有吃，直到饿死在路旁。这就是不吃嗟来之食的典故，它告诉人们：做人要有骨气，绝不低三下四地接受别人的施舍，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也绝不能做出辱没骨气和志气的事情。
骨气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是人们坚守底线、奋力拼搏的动力，是赢得人们尊重的源泉。中华民族具有讲骨气的传统。我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不仅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蜚声海内外，更以其抗战爱国、蓄须明志的崇高气节为国人所传颂。
上海沦陷后，梅兰芳作为曾经两度访问日本而深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著名人士，立即成为日本人的“亲善”目标。树大招风，梅兰芳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一方面静观事态变化，一方面也在准备着应付办法。果然不久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到电台播一次音。虽然来人并没有明说播什么音，但梅兰芳心里有数，便以将去香港演出为由拒绝了。
当然，梅兰芳也意识到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要他留在上海一天，对他的骚扰就不可能停止，而随着拒绝次数的逐渐增多，相信日本人也将失去耐心，到那时，他的生命都可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逃离上海，前往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一套公寓里，简单地生活了长达4年之久。
梅兰芳是世界知名艺术家，他曾经有王府花园般精美的处所，有锦衣玉食，有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般的待遇。这一切生活上的奢华其实离他并不远，甚至可以唾手可得。然而，他却不屑于此，他宁愿每顿只有一碗饭、一筷子罐头或者一小块咸鱼，甚至提心吊胆地时刻警惕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炸弹，就只是为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具备的气节。尽管他视艺术为生命，但在民族存亡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将艺术让位于民族气节。
生活上的困顿，梅兰芳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的骚扰，他用过太多的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虽然猜到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
为了对付日寇的不断搔扰，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疫苗，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终于击碎了日伪的妄想。他拒演的理由，除了“蓄须”外，牙疼、心脏不好不能坐飞机等都被他用做挡箭牌。尽管年复一年，生活因不能登台而逐日困窘，但他一直坚持下来，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华民族气节的主旋律，一个有坚贞不屈气节的人，能够抵御各种名利的诱惑，不为强权和金钱所屈服，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人运用“以华制华”的策略，利用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人，于是派人去拉拢那些过去当过首脑而又有些名望的人来为他们伪政权服务，先后收买过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统治东北多年的张作霖等人，但他们都以年老多病为由婉言拒绝，这些人过去虽然有些劣迹，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并没有糊涂，仍然坚持做人底线，也可以说有点骨气吧。
历史学家吴晗曾写过一篇《谈骨气》的文章，里面提出做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骨气。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骨气，就是做人要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明是非，知荣辱，不拿原则来做交易。
然而，当今官场上也有没有骨气的可怜虫，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沦为贪官。《民主与法制时报》曾报道了一个贪官故事，说是合肥市一个的区长王某，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刑重刑。王某为何成了贪官？出身农家的王某最初是好的，随着职务升迁，思想就发生了变化，跟私企老板接触多了，常被老板拉去娱乐、休闲，看老板出手阔绰，心理开始失衡，就开始贪起来了，期望自己也成为千万富翁，最后被捉。王某在法庭上也痛哭流涕：“我没抵御住金钱的诱惑，愧对党和人民的信任。”
一个领导干部，立下了“要成为千万富翁”的壮志，面对千万富翁的老板，当然要心理失衡。心理一失衡，金钱就成了犯罪的诱惑。在他的心目中，还有一点为官的骨气吗？
